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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路遥 史铁生散文、随笔集 史铁生

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写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了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作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其时我已经坐上了轮椅,路遥到北京来,和几个朋友一起来看我。坐上轮椅我才开始作文学梦,最初也是写诗,第一首成形的诗也是模仿了信天游的形式,自己感觉写得很不像话,没敢拿给路遥看。那天我们东聊西扯,路遥不善言谈,大部分时间里默默地坐着和默默地微笑。那默默之中,想必他的思绪并不停止。就像陕北的黄牛,停住步伐的时候便去默默地咀嚼。咀嚼人生。此后不久,他的名作《人生》便问世,从那小说中我又看见陕北,看见延安。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西安,在省作协的院子里。那是84年,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陕北看看,路过西安,在省作协的招待所住了几天。见到路遥,见到他的背有些驼,鬓发也有些白,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听说他正在写长篇,寝食不顾,没日没夜地干。我提醒他注意身体,他默默地微笑,我再说,他还是默默地微笑。我知道我的话没用,他肯定以默默的微笑抵挡了很多人的劝告了。那默默的微笑,料必是说:命何足惜?不苦其短,苦其不能辉煌。我至今不能判断其对错。唯再次相信“性格即命运”。然后我们到陕北去了,在路遥、曹谷溪、省作协领导李若冰、和司机小李的帮助下,我们的那次陕北之行非常顺利、快乐。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电视上,“正大综艺”节目里。主持人介绍那是路遥,我没理会,以为是另一个路遥,主持人说这就是《平凡的世界》的作者,我定睛细看,心重重地一沉。他竟是如此地苍老了,若非依旧默默的微笑,我实在是认不出他了。此前我已听说,他患了肝病,而且很重,而且仍不在意,而且一如既往笔耕不辍奋争不已。但我怎么也没料到,此后不足一年,他会忽然离开这个平凡的世界。
他不是才42岁么?我们不是还在等待他在今后的42年里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么?如今已是“人生九十古来稀”的时代,怎么会只给他42年的生命呢?这事让人难以接受。这不是哭的问题。这事,沉重得不能够哭了。
有一年王安忆去了陕北,回来对我说:“陕北真是荒凉呀,简直不能想象怎么在那儿生活。”王安忆说:“可是路遥说,他今生今世是离不了那块地方的。路遥说,他走在山山川川沟沟峁峁之间,忽然看见一树盛开的桃花、杏花,就会泪流满面,确实心就要碎了。”我稍稍能够理解路遥,理解他的心是怎样碎的。我说稍稍理解他,是因为我毕竟只在那儿住了3年,而他的42年其实都没有离开那儿。我们从他的作品里理解他的心。他在用他的心写他的作品。可惜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出世,随着他的心,碎了。
这仍然不止是一个哭的问题。他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倒下去,留下了不平凡的声音,这声音流传得比42年要长久得多了,就像那块黄土地的长久,像年年都要开放的山间的那一树繁花。

一、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个玩具是一只红色的小汽车,不足一尺长,铁皮轧制的外壳非常简单,有几个窗但是没有门,从窗间望见一个惯性轮,把后车轮在地上摩擦便能“嗷嗷——”地跑。我现在还听得见它的声音。我不记得它最终是怎样离开我的了,有时候我设想它现在在哪儿,或者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存在于何处。
但是我记得它是怎样来的。那天可谓双喜临门,母亲要带我去北海玩,并且说舅舅要给我买那样一只小汽车。母亲给我扣领口上的纽扣时,我记得心里充满庄严;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很久,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那小汽车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门前,东张西望并不见舅舅的影。我提醒母亲:舅舅是不是真的要给我买个小汽车?母亲说:“好吧,你站在这儿等着,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母亲就走进旁边的一排老屋。我站在离那排老屋几米远的地方张望,可能就从这时,那排老屋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走进了我永不磨灭的记忆。独自站了一会儿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经在里面给我买小汽车呢,我便走过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阶。屋里人很多,到处都是腿,我试图从拥挤的腿之间钻过去靠近柜台,但每一次都失败,刚望见柜台就又被那些腿挤开。那些腿基本上是蓝色的,不长眼睛。我在那些蓝色的漩涡里碰来转去,终于眼前一亮,却发现又站在商店门外了。不见舅舅也不见母亲,我想我还是站到原来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阶,远远地望那绿色的门窗和红色的梁柱。一眨眼,母亲不知从哪儿来了,手里托着那只小汽车。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几个像模像样的窗但是没有门——对此我一点都没失望,只是有过一秒钟的怀疑和随后好几年的设想,设想它应该有怎样一个门才好。我是一个容易惭愧的孩子,抱着那只小汽车觉得不应该只是欢喜。我问:“舅舅呢,他怎么还不出来?”母亲愣一下,随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阶上张望,然后笑了说:“不,舅舅没来。”“不是舅舅给我买吗?”“是,舅舅给你买的。”“可他没来呀?”“他给我钱,让我给你买。”这下我听懂了,我说:“是舅舅给的钱,是您给我买的对吗?”“对。”“那您为什么说是舅舅给我买的呢?”“舅舅给的钱,就是舅舅给你买的。”我又糊涂了:“可他没来他怎么买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在给我解释为什么这只小汽车是舅舅给我买的。我听不懂,无论母亲怎样解释我绝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后的好几年中我依然冥顽不化固执己见,每逢有人问到那只小汽车的来历,我坚持说:“我妈给我买的。”或者再补充一句:“舅舅给的钱,我妈进到那排屋子里去给我买的。”
对,那排屋子: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柱子,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我永远不会忘。惠特曼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孩子逐日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倾向那东西;/于是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或继续了好几年,或好几年结成的伸展着的好几个时代。”正是这样,那排老屋成了我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当母亲和那只小汽车都已离开我,当童年成为无比珍贵的回忆之时,我曾几次想再去看看那排老屋。可是非常奇怪,我找不到它。它孤零且残缺地留在我的印象里,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高高的台阶……但没有方位没有背景周围全是虚空。我不再找它。空间中的那排屋子可能已经拆除,多年来它只作为我的一部分存在于我的时间里。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它。事实上我很多次就从它旁边走过,只是我从没想到那可能就是它。它的台阶是那样矮,以致我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但那天我又去北海,在它跟前偶尔停留,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往那台阶上爬,他吃力地爬甚至手脚并用,我猛然醒悟,这么多年我竟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台阶并不随着我的长高而长高。这时我才仔细打量它。绿色的门窗,对,红色的柱子和青灰色的台阶,对,是它,理智告诉我那应该就是它。心头一热,无比的往事瞬间涌来。我定定神退后几米,相信退到了当年的位置并像当年那样张望它。但是张望越久它越陌生,眼前的它与记忆中的它相去越远。从这时起,那排屋子一分为二,成为我的两部分,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两部分。那么,如果我写它,我应该按照哪一个呢?我开始想:真实是什么。设若几十年后我老态龙钟再来看它,想必它会二分为三,成为我生命的三部分。那么真实,尤其说到客观的真实,到底是指什么?
二、角色
在电影里,我见过一排十几个也许二十几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产科的婴儿室一尘不染,他们都裹在白色的襁褓里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一排,睡着,风在窗外摇动着老树的枝叶但这个世界尚未惊动他们,他们睡得安稳之极,模样大同小异。
那时我想:曾经与我紧挨着的那两个孩子是谁呢?(据悉我也是在医院里出生的,想必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一排最初的伙伴儿。)与我一同来到人间的那一排孩子,如今都在做着什么都在怎样生活?当然很难也不必查考。世上的人们都在做着什么,他们也就可能在做着什么,人间需要什么角色他们也就可能是什么角色。譬如部长,譬如乞丐,譬如工人、农民、教授、诗人,毋庸讳言譬如小人,当然还譬如君子。
可以想见,至少几十上百年内人间的戏剧不会有根本的改动,人间的戏剧一如既往还是需要千差万别的各种角色。那么电影里的那一排孩子将来都可能做什么都可能成为什么角色,也就大致上有了一个安排方案,有了分配的比例。每天每天都有上百万懵懂但是含了欲望的生命来到人间。欲望,不应该受到指责,最简单的理由是:指责,已经是欲望的产物。但是这一排生命简直说这一排欲望,却不可能得到平等的报答。这一排天真无邪稚气可掬的孩子,他们不可能都是爱因斯坦,也不可能都是王小二,不可能全是凡夫俗子也不可能全是巾帼豪杰,这都不要紧这都不值得伤脑筋,最最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不可能都有幸福的前程不可能都交好运,同样,也不可能都超凡入圣或见性成佛。即便有九十九个幸福而光荣的位置相应只有一个痛苦或丑陋的位置在前面,在未来等待着这些初来乍到的生命,令人沮丧的局面也毫无改观:谁,应该去扮演那不幸的一个?和,为什么?
我不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美满的答案。释迦世尊的回答可能是最为精彩的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也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但是在他们这样回答之时他已经超越痛苦步入慈悲安详,在他这样回答之后他已经脱离丑陋成了英雄好汉,可问题呢,依旧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未得答案。因为正像总统的位置是有限的,佛与菩萨的名额但愿能稍稍多一点而已。
我不再寻找它的答案。尼采说:自从我厌倦了寻找,我便学会了找到。
有一个朋友死了。K,她在命运的迷茫之中猝然赴死。爱她的人说,要是我们早一点知道,我们可以使她不死。是的,这是可能的。但是,谁能让亿万命途都是晴空朗照?谁能保障这世上没有人在迷茫中痛不欲生?K这样去死了,或者其实是:有一个人这样去死了,这个人的名字恰恰叫做K。因为产科婴儿室里的那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双腿瘫痪了。S,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连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再想站起来走一分钟都不可能了。爱他的人说将来,将来也许会有办法让他重新站起来走。可能的,在不规定期限的将来这是可能的。但是不管多么长久的将来,人间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伤病,医学的前途不可能没有新的难题。那么将来的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对他自己和对爱他的人来说与现在这个S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是将来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将来,将来是将来的现在。产科婴儿室里每天都有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步入歧途。L,也许因为贫穷,也许因为愚昧,也许因为历史的造就,他犯了罪甚至可能是不可饶恕的罪。爱他的人说:贫穷、愚昧和历史,难道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吗?为什么他不可饶恕?是的,他不可饶恕,因为人类前行要以此标明那是歧途。但是人类还要前行,还要遇到歧途还要标明那是歧途。产科婴儿室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还都没有名字,他们之中的谁,将叫做L?
有一天,不是在电影里也不是在产科婴儿室,我看见一排正在离去或者已经离去的伙伴,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排,安静之极,风在窗外摇动老树的枝叶但世界已不再惊扰他们了。用任何尘世的名字呼唤他们,他们不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死者。
三、姻缘
1.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我写过那地方儿,叫它做“清平湾”,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也有例外,男士A,不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但是阴差阳错,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女士C相识,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在同一块地里干活,从同一眼井中担水,走同一条路去赶集,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是B!”大家愣一下,笑道:“不,不是B,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说:
“不不还是不对,不是B也不是那几位先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A和C何缘相识呢?”思路如此推演开去,疑为A和C的媒人者纷纭而至呈几何级数增长,且无止境。
2.我难得登高望远。坐轮椅正坐至第二十个年头,尚无终期。
某一日电梯载我升上十几层高楼,临窗俯看,见城市喧嚣浩瀚比以前更大得怵目惊心,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惟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动机莫测出没无常;熙来攘往擦肩而过,就像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忽而也见两三位远远地扑来一处交头接耳,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当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么引诱,减速出列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飘飘扬扬地分外醒目,但倏地永远不见了,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人;老人缓缓地走,推的是一辆婴儿车,车厢里的小孩儿顾自酣甜地睡着……我想,这老人这小孩儿恰是人间亿万命途的象征,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地神秘。
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很可能正像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书上说:“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够精确地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性状。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粒子轨道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书上说,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这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你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命途难测。书上说:“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那么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么?你能知道什么命运正向你走来吗?
我坐在十几层高楼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儿。那男孩儿七岁时有一次问他的母亲:“什么是结婚?”母亲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七岁的男孩儿于是问父亲:“你结婚了吗?”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肯定是结过婚了。”男孩儿迷茫地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结婚。”母亲笑道:“你现在当然不要结,但将来你会结。”“为啥?”“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结婚。”为此男孩儿郑重其事地想了一个下午,晚上他又问母亲:“那我和谁结婚呢?”母亲说:“这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孩儿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男孩儿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个女孩儿,很想看见她从哪儿走来……
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的妻子:“我七岁那年,你在哪儿?”她正读一本书,抬头望了望我,说:“下次别再忘了——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没笑。“那么那时你的父母,他们在哪儿?”“很可能那时,”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一边说,“我的父母还不相识。”
3.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夏夜的外滩,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骄阳落去,皎月初升,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溽热之时你瞧吧,沿江的栅栏边,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一对紧挨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你有50%的可能错点了鸳鸯。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怎么你不信?”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这么说吧,要是这时有谁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声哨,情男恋女们无需移动位置只要一齐转头180度,便可在全新的组合中继续谈情说爱。”
“很可能,”我说,“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过了。” “下过了?”这一回轮到他怀疑。
“下过了,但是你没听见。” “你听见了?”
“我有时感到我听见了。在你去外滩之前,在你去外滩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经吹过了,因此你看见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见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种组合。”
不久前我读一本书,书上说到洗牌。一局牌(不论是扑克还是麻将)开始,先要洗牌。连续的输家抱怨手气不好,尤其要洗牌,别人洗过了他还不能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乱一面心中祈祷好运的来临。那本书的作者说:当然这会改变他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得更好了还是改变得更坏了却永远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
一九九二年春节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一号二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当然,决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一号和二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十号有六个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说,“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三床就说:“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四床是个老头,说:“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一床不说话,一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二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这个”“那个”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四床说:“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舒心顷刻全光。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赔?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凭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
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那时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号。二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十一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十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七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级的人去住。据说刚有个十三级从这儿出去。二床搬来名正言顺。我呢?护士长说是“这孩子爱读书”,让我帮助二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护士长说。但二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局长”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插队的。”二床说他的“那个”也是,两个“那个”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划一下:“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他说:“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我说:“农村?”“对对对。什么?”“农村。”“对对对农村。别忘本呀!”我说是。我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意儿。”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羊?”“对了,羊。我放过羊。”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做“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小儿子?”“对!”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那个小玩意儿,娘个X!”说:“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说:“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他指了指周围,我想“那个小玩意儿”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他说:“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意儿!”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跟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扎根派。”我钦佩地说。“娘了个X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点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二床的坦诚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去了,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无可遏止地萎缩,这才是需要发愁的。
我能住到七号来,事实上是因为大夫护士们都同情我。因为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是自费医疗,因为大夫护士都已经明白我这病的前景极为不妙,还因为我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们都还把我当孩子。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队。护士长好几次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最后总是说:“唉,这孩子……”这一声叹,暴露了当代医学的爱莫能助。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只能让我住得好一点,安静些,读读书吧——他们可能是想,说不定书中能有“这孩子”一条路。
可我已经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各种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进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你们的路去别来烦我。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声地向神灵许过愿。多年以后才听一位无名的哲人说过: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如今来想,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冥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主管大夫每天来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别急。”按规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几位主任时常都来看看我:“感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来看我,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队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从他们谨慎的言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病要是因为一个肿瘤的捣鬼,把它找出来切下去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里,我就还能直立行走,否则我多半就把祖先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这一优势给弄丢了。
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二十二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阳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顶……我写下一句歪诗:轻拨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间一斜阳。日后我摇着轮椅特意去看过那块草地,并从那儿张望7号窗口,猜想那玻璃后面现在住的谁?上帝打算为他挑选什么前程?当然,上帝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
我乞求上帝不过是在和我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对对,它可以长在椎管内,但必须要长在软膜外,那样才能把它剥离而不损坏那条珍贵的脊髓。“对不对,大夫?”“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吧?”大夫说:“不过,看来不太像肿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许把这四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会赢得上帝的怜悯,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那也行。总归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莲子,无聊时我捡几颗泡在瓶子里,想:赌不赌一个愿?——要是它们能发芽,我的病就不过是个瘤子。但我战战兢兢地一直没敢赌。谁料几天后莲子竟都发芽。我想好吧我赌!我想其实我压根儿是倾向于赌的。我想倾向于赌事实上就等于是赌了。我想现在我还敢赌——它们一定能长出叶子!我每天给它们换水,早晨把它们移到窗台西边,下午再把它们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阳光里;为此我抓住床栏走,扶住窗台走,几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不久,它们长出一片片圆圆的叶子来。“圆”,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们,坐回到床上气喘吁吁地望着它们,夜里醒来在月光中也看看它们:好了,我要转运了。并且忽然注意到“莲”与“怜”谐音,毕恭毕敬地想:上帝终于要对我发发慈悲了吧?这些事我不说没人知道。叶子长出了瓶口,闲人要去摸,我不让,他们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里加倍地祈祷几回。这些事我不说,现在也没人知道。然而科学胜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说那儿没有瘤子,没有没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条娇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脚!定案之日,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吗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后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摔死你必会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
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王主任来了。(那个老太太,我永远忘不了她。还有张护士长。八年以后和十七年以后,我有两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门口,全靠这两位老太太又把我抢下来。)我面向墙躺着,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许久不说什么,然后说了,话并不多,大意是:还是看看书吧,你不是爱看书吗?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将来你工作了,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白白地过去了。这些话当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这些话我将受用终生,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频繁地对死神抱有过热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记得王主任这些话,因而还是去做些事。使我没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有一年我去医院看她,把我写的书送给她,她已是满头白发了,退休了,但照常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我看着她想,这老太太当年必是心里有数,知道我还不至去死,所以她单给我指一条活着的路。可是我不知道当年我搬离7号后,是谁最先在那儿发现过一团电线?并对此作过什么推想?那是个秘密,现在也不必说。假定我那时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问问王主任。我想,她可能会说“真要去死那谁也管不了”,可能会说“要是你找不到活着的价值,迟早还是想死”,可能会说“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坏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会说“不,我看得出来,你那时离死神还远着呢,因为你有那么多好朋友”。
友谊医院——这名字叫得好。“同仁”“协和”“博爱”“济慈”,这样的名字也不错,但或稍嫌冷静,或略显张扬,都不如“友谊”听着那么平易、亲近。也许是我的偏见。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还在乡下插队的同学不断写信来,软硬兼施劝骂并举,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已转回北京的同学每逢探视日必来看我,甚至非探视日他们也能进来。“怎么进来的你们?”“咳,闭上一只眼睛想一会儿就进来了。”这群插过队的,当年可以凭一张站台票走南闯北,甭担心还有他们走不通的路。那时我搬到了加号。加号原本不是病房,里面有个小楼梯间,楼梯间弃置不用了,余下的地方仅够放一张床,虽然窄小得像一节烟囱,但毕竟是单间,光景固不可比十级,却又非十一级可比。这又是大夫护士们的一番苦心,见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难免说笑得不管不顾,既不能影响了别人又不可剥夺了我的快乐,于是给了我9.5级的待遇。加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了二十一岁中最惬意的时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静静地读书,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学着外语。一过中午,我便直着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骑车的年轻人和5路汽车的车站,盼着朋友们来。有那么一阵子我暂时忽略了死神。朋友们来了,带书来,带外面的消息来,带安慰和欢乐来,带新朋友来,新朋友又带新的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谊一直就这样在我身边扩展,在我心里深厚。把加号的门关紧,我们自由地嬉笑怒骂,毫无顾忌地议论世界上所有的事,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地唱点什么——陕北民歌,或插队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们走了,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二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后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我有了兴趣。我高烧到40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瘫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找来张护士长,于是我又住进神内病房。尤其是二十九岁那次,高烧不退,整天昏睡、呕吐,差不多三个月不敢闻饭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压也不安定,先是低压升到120接着高压又降到60,大夫们一度担心我活不过那年冬天了——肾,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样,治疗手段又像是接近于无了。我的同学找柏大夫商量,他们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决定:不。告诉他,他还不是白着急?然后他们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学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们去向我父亲解释;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关照。唐大夫说:“好,我以教学的理由留他在这儿,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真是人不当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过我又活了,看样子极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唐大夫就是当年把我接进十号的那个女大夫,就是那个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女大夫,但八年过去她已是两鬓如霜了。又过了9年,我第三次住院时唐大夫已经不在。听说我又来了,科里的老大夫、老护士们都来看我,问候我,夸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跟我叙叙家常,惟唐大夫不能来了。我知道她不能来了,她不在了。我曾摇着轮椅去给她送过一个小花圈,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远记得她把我迎进病房的那个中午,她贴近我的耳边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倏忽之间,怎么,她已经不在了?她不过才五十岁出头。这事真让人哑口无言,总觉得不大说得通,肯定是谁把逻辑摆弄错了。
但愿柏大夫这一代的命运会好些。实际只是当着众多病人时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时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开玩笑时自称是我的“私人保健医”,不过这不像玩笑这很近实情。近两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来了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戴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芯绒鞋,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话,却满身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你也是插队的?”我问她。“你也是?”听得出来,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届?”“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儿?”“陕北。你哪儿?”“我内蒙。”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我料定,几十年后这样的对话仍会在一些白发苍苍的人中间流行,仍是他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后世的语言学者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一番考证,正儿八经地写一篇论文去得一个学位。而我们这代人是怎样得一个学位的呢?十四五岁停学,十七八岁下乡,若干年后回城,得一个最被轻视的工作,但在农村呆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干的呢,同时学心不死业余苦读,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毕业之后又被轻视——因为真不巧你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又得设法摘掉这个帽子,考试考试考试这代人可真没少考试,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让老的少的都服气,用你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让人们相信你配得上那个学位——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得一个学位的典型途径。这还不是最坎坷的途径。“小柏”变成“老柏”,那个卫生员成为柏大夫,大致就是这么个途径,我知道,因为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体上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是朋友了;连她的儿子也叫我“老史”。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真说不定,这与我二十一岁那年恰恰住进了“友谊”医院有关。
因此偶尔有人说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流露了一点讥讽,仿佛这全是出于我的自娱甚至自欺。我颇不以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如果没有恐怕谁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强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欲其强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说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话里?语气中既有赞许又有告诫。赞许并且告诫,这很让我信服。赞许既在,告诫并不意指人们之间应该加固一条防线,而只是提醒我: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
事实上在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四号时,我见过一个男孩。他那年七岁,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传说公路要修到他家门前了,孩子们都翘首以待好梦联翩。公路终于修到,汽车终于开来,乍见汽车,孩子们惊讶兼着胆怯,远远地看。日子一长孩子便有奇想,发现扒住卡车的尾巴可以威风凛凛地兜风,他们背着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这七岁的男孩失手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住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缩。病房里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处窜;淘得过分了,病友们就说他:“你说说你是怎么伤的?”孩子立刻低了头,老老实实地一动不动。“说呀?”“说,因为什么?”孩子嗫嚅着。“喂,怎么不说呀?给忘啦?”“因为扒汽车,”孩子低声说,“因为淘气。”孩子补充道。他在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孩子伤在脊髓上,那样的伤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动,规规矩矩地站着用一双正在萎缩的小手擦眼泪。终于会有人先开口,语调变得哀柔:“下次还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这样的宽容或原谅,马上使劲摇头:“不,不,不了!”同时松了一口气。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没有人接着向他允诺“好啦,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孩子”呢?他睁大眼睛去看每一个大人,那意思是:还不行吗?再不淘气了还不行吗?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是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却是不被原谅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记得他,那时他才七岁,他不知道,他还不懂。未来,他势必有一天会知道,可他势必有一天就会懂吗?但无论如何,那一天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住在六号时,我见过有一对恋人。那时他们正是我现在的年纪,四十岁。他们是大学同学。男的二十四岁时本来就要出国留学,日期已定,行装都备好了,可命运无常,不知因为什么屁大的一点事不得不拖延一个月,偏就在这一个月里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他瘫痪了。女的对他一往情深,等着他,先是等着他病好,没等到;然后还等着他,等着他同意跟她结婚,还是没等到。外界的和内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着她来又说服着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难逃爱也难逃,女的就这么一直等着。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调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斩断感情却不这么简单,而且再想调回北京也不这么简单,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时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和我同住一个病室。女的走后,男的对我说过:你要是爱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爱她,可那你又为什么要结婚呢?男的睡着了,女的对我说过:我知道他这是爱我,可他不明白其实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试过,不行,我知道我没法不爱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对我说过:不不,她还年轻,她还有机会,她得结婚,她这人不能没有爱。男的睡了女的又对我说过:可什么是机会呢?机会不在外边而在心里,结婚的机会有可能在外边,可爱情的机会只能在心里。女的不在时,我把她的话告诉男的,男的默然垂泪。我问他:“你干吗不能跟她结婚呢?”他说:“这你还不懂。”他说:“这很难说得清,因为你活在整个这个世界上。”他说:“所以,有时候这不是光由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我那时确实还不懂。我找到机会又问女的:“为什么不是两个人就能决定的?”她说:“不,我不这么认为。”她说:“不过确实,有时候这确实很难。”她沉吟良久,说:“真的,跟你说你现在也不懂。”十九年过去了,那对恋人现在该已经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各自在哪儿,我只听说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了,现在要是有个二十一岁的人问我爱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这可能从来就不是能说得清的。无论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属于语言,而是全部属于心的。还是那位台湾作家三毛说得对:爱如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那也是在一个童话的结尾处,上帝为我们能够永远地追寻着活下去,而设置的一个残酷却诱人的谜语。
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一九九一年

杨晓敏:你好!
看了您的论文。文章中最准确的一个判断是:我并非像有的人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大彻大悟”,已经皈依了什么。因为至少我现在还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于流行,也由于确实曾想求得一点解脱,我看了一些佛、禅、道之类。我发现它们在世界观方面确有高明之处。(比如“物我同一”“万象唯识”等等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判断;比如不相信有任何孤立的事物的“缘点”说;比如相信“生生相继”的“轮回”说;比如“不立文字”“知不知为上”对人的智力局限所给出的暗示;以及借助种种悖论式的“公案”使人看见智力的极限,从而为人们体会自身的处境开辟了直觉的角度,等等这些确凿是大智慧。)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些炒论一触及人生观便似乎走人了歧途,因为我总想不通,比如说:佛要普度众生,倘众生都成了“忘却物我,超脱苦乐,不苦不乐,心极寂定”的佛,世界将是一幅什么图景?而且这可不可能?如果世间的痛苦不可能根除,而佛却以根除世间痛苦的宏愿获得了光荣,充其量那也只能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而已。也许可能?但是,一个“超脱苦乐”甚至“不苦不乐”的效果原是一颗子弹就可以办到的,又为什么要佛又为什么要活呢?也许那般的冷静确实可以使人长寿,但如果长寿就是目的,何不早早地死去待机作一棵树或作一把土呢?如果欲望就是歧途。大致就应该相信为人即是歧途。比如说人与机器人的区别,依我想,就在于欲望的有无。科学已经证明,除去创造力,人所有的一切功能机器人都可以仿效,只要给它输入相应的程序即可,但要让机器人具有创造能力,则从理论上也找不到一条途径。要使机器人具有创造力,得给它输入什么呢?我想,必得是:欲望。欲望产生幻想,然后才有创造。欲望这玩艺儿实在神秘,它与任何照本宣科的程序都不同,它可以无中生有变化万千这才使一个人间免于寂寞了。输入欲望,实在是上帝为了使一个原本无比寂寞的世界得以欢腾而作出的最关键的决策。如果说猴子也有欲望,那只能说明人为了超越猴子应该从欲望处升华,并不说明应该把欲望阉割以致反倒从猴子退化。而“不苦不乐”是什么呢?或者是放弃了升华的猴子,或者是退出了欲望的石头。所以我渐渐相信,欲望不可能无,也不应该无。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还想作人,还是在为人找一条路,而且不仅仅想作一个各种器官都齐全都耐用的人,更想为人所独有的精神找一个美丽的位置。还得注意:如果谁不想作人而更愿意作一棵树,我们不应该制止,万物都有其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当然那也就谈不上选择,因为选择必是出于欲望并导致欲望。说归齐,不想作人的事我们不关心(不想作人的人,自然也都蔑视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他们这种蔑视的欲望我们应该理解,虽然他们连这凡俗的理解也照常地蔑视——我唯一放心的是他们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暗含地骂人,因为那样他们就暴露了暗地里的愤怒,结果违反了“不苦不乐”的大原则,倒为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提出了证据)。我们关心的事,还是那一条或那一万条人的前途。
这就说到了“突围”。我确曾如您所判断的,一度甚至几度地在寻求突围。但我现在对此又有点新想法了——那是突不出去的,或者说别指望突出去。因为紧接着的问题是:出去又到了哪儿呢?也许我们下辈子有幸作一种比人还高明的生命体,但又怎么想象在一个远为高明的存在中可以没有欲望、没有矛盾、没有苦乐呢?在这一点上佛说对了——永恒的轮回。这下我有点懂了,轮回绝非是指肉身的重复,而是指:只要某种主体存在,欲望、矛盾、苦乐之类就是无法寂灭的。(而他又希望这类寂灭,真是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下我就正像您所判断的那样“越走越逼近绝境”了,生生相继,连突围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话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远要存在的。我近日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么两段话:“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瞑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想往并不因此消灭。”“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我想,因为智力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无以逃遁,无论科学还是哲学每时每刻都处在极限和迷途之中,因而每时每刻它们都在进入神话,借一种不需实证的信念继续往前走。这不需实证也无从实证的信念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吗,但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学论证的鼓舞,而是出于生存欲望的逼迫。这就是常说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锦的路上有科学就够了,有一个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唤谁都会兴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运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凭了最初级的欲望。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往前走,因而就找一个非现实的图景来专门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说“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项很具体的救济,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没有注意“悲”,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所以艺术总是讲美,不总是讲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这慈悲精神,而热衷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嘛?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人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回教必进人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叠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高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给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一九九O年

姐妹俩从小在一起长大。如今姐姐14岁,妹妹12岁,互相不见已经5年。姐姐跟着母亲,妹妹跟着父亲,相隔几千里远。父母离了婚,法律不承认感情,便把姐妹俩也分开。暑假里,姐姐坐了火车千里迢迢去看妹妹。妹妹还想念母亲,羡慕姐姐能在母亲身边生活。今天的孩子不会逆来顺受,有的是勇气和魄力,也有办法。姐妹俩商量好一起到母亲身边去,悄悄地收拾起行李,声色不露,神鬼不觉。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认法律。暑假将尽。去火车站的那天,姐姐在自己的提包里装了妹妹的衣物,说那是自己的行李;妹妹呢,提了姐姐的东西,当然就没人怀疑她不是去给姐姐送行。到了车站,进了站台,上了火车,一切都顺利。然而妹妹毕竟小了几岁,火车要开时心慌了,忘记该藏到车厢内的什么地方去,于是露了马脚,被拉扯着下了车。姐姐急得在车上喊:“妹妹!你再好好想想,愿不愿意跟妈妈在一起!”妹妹在车下哭。
车开了,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哭了一路,哭得车上的人都心酸,她不知道妹妹这会儿怎么样了。……孩子有一天对母亲说:“我们的生活都是让你们大人给搞坏了。”说得母亲黯然无语。
以上并不是柳青所导演的影片中的一段,而是她真实生活中的一幕。柳青就是那个母亲。
孩子怨母亲,这太好理解。不过孩子还没有长到能够理解母亲的年龄,不知道生活都是什么。
闲时,我常一本正经地设计自己的来生,便确信是有先天的幸运这回事。譬如生就的一付好身体;譬如天生的一个聪明脑袋瓜儿;再譬如像貌和身材都漂亮,也不是凭后天努力能办到的;还有是得生在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里,这与“出身是不能选择的”类似,全在乎上帝的态度;最后一条是,生活中要有些非毁灭性的挫折,以免活得发傻。有了这五条,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它。当然,这样想过无非得一个笑,知道这对上帝未免苛刻。对上帝这般苛刻是没有好下场的。
上帝却把这五条都给了柳青。一条不落。
柳青1949年上小学,离共和国成立只剩一个月,这明显是个好兆头。一上学她就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三队,就是儿艺的前身。她参加过三反运动的演出。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恰好目前还是需要的。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鸽,(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在高xdx潮)到中南海给首长演出,事先每只“鸽子”都激动得不行,每人预备个小本子,单等首长签名留念。世上象是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尤其是在50年代少先队员的心中。
1954年夏天,好运之神没有把柳青喜欢够,她被严恭、苏里两位大导演选中,拍摄《祖国的花朵》饰演影片中的次主角——中队委员高佳云。这影片现在不常演了,影片中的主题歌却一直流传,今天的孩子们还都爱唱,曲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乎是公认的:解放以来的少年儿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两首,一首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一首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前一首悠远、辛酸,后一首欢乐而充满希望。两首歌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其不朽也是那个时代铸成,旧中国的辛酸已然悠远。新中国正度着欢乐而充满希望的童年。“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后好几代少年儿童的圣歌,不必象后来的许多歌里那样强调什么好和什么坏,唱着这歌的少年们都如圣徒般牢记了祖国和自己肩上的责任。影片中的那几个小主人公呢?几乎成了那几代少年心中的偶像,确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宠儿。柳青和她的少年伙伴们经常作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优秀代表,到北京饭店之类的地方去参加国际少年儿童的节日欢庆活动,又经常给首长或外国代表团献花去。
符合第三条已经无疑;因为中国影片中的正面角色无一不是漂亮的。又因为舞蹈演员的身材,当然一定要美。还因为我们是一个顾脸面的民族,绝不会请一个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给外国人献漂亮的花。
符合第一条也有明证:从初中到高中,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队队员,曾两次打破女子少年组100米蛙泳的市纪录。她还是市排球队队员,参加过全国少年排球赛。看来“福无双至”一语不绝准确,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体现。
1956年,她考进了北京女十二中,一所很好的历史悠久的中学,建校已有100
多年,以前叫贝满女中。初中二年级国庆节时,柳青的好运到了顶峰,她作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站在彩车上通过天安门。完全能想象得出:红领巾飘飘扬扬,五指并拢高举头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站在彩车上大约不容雀跃,但心中定是沸腾,不知说什么好,热泪盈眶(不知道毛主席看见了没有),彩车开得太快。没有什么比少年的纯真和赤诚更动人的东西了。柳青说:“一种极高的荣誉感,使我保持了六个学年,全部课程都是五分。”这话说得让我有点伤心,我记起自己小时候也是有极高的荣誉感的,却不能得到全五分,因此见也没见过那样的彩车。没错儿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还给了她聪明的大脑,以便符合第二条,当然这与她自己的努力难分,而且一定与她的母亲难分。
柳青很小,父亲就离开了她们。柳青跟着母亲长大。柳青的母亲是位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现在的笔名叫作柳青娘。
不过第四条的重要绝不仅在于童年的智力能够得到及时开发。因为教授的儿子坐了班房的事并不算稀奇。柳青娘(这笔名给本文的叙述带来方便)的重要,也绝不仅在于能够督促女儿的学习。望子成龙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如今的严父严母施拳脚以育龙而偏弄出了虫的事,屡有发生。所以请注意:我的第四条中说的是文化素养。文化素养与文凭、学位和职称,是分明的两码事。文化素养是什么?此文要求一万多字,不是为探讨这个题目用的。讲一件事,看能否对弄清这个问题有些帮助吧。50年代初期,柳青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柳青是老大。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那时也是孤身带着两个儿女度日。两家人住隔壁。这位老朋友是小学教师,教师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难得多。“那时我妈给孩子们做衣服,”柳青说,“一做准是五件,我们三个和刘姨的两个孩子每人一件。”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似与“报告文学”
不甚匹配,但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难灭的印象,这一点却又象比“报告”和“文学”都重要。柳青说:“我幸运地得到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健康、自然的发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独厚的没有被污染的环境。真善美的东西在我心里生长并扎了根。在我的心里打了这样一层底色,打得很牢,很扎实,以后再怎么样也涂抹不掉了,真诚、坦率、积极进取、与人为善……一直到15岁,我没有遭到任何挫折。”
有一天上帝一觉醒来,闷闷的,不甚惬意,慢慢寻思道:单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只把好运之神派去照顾一个人,太象凡夫俗子娇养自己的儿孙,我既为天君,焉能做下这等孬事?便放出假恶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间做上些手脚,特别嘱咐要给那个叫柳青的孩子一点颜色瞧瞧。三魔鬼领会出来,真把时间抢得好,1958年5月,正值柳青初三快毕业之际,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之时,假恶丑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就这样,上帝可谓功德圆满,为柳青把五条都凑齐,接下来的日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反正是家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弟弟反正是只有9岁,14岁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种叫作“肝窦状核变性”的病,日常生活也难自理。第五条反正是不如前四条好对付。政府帮了一个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养老院,但据说在那儿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刘姨(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的经济状况那时有所好转,负责了弟弟的生活费和姐弟俩的房租水电钱。柳青在学校领一点助学金,馒头和窝头加起来可以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爱吃油饼,每到星期日柳青就买几个油饼,骑了车去看妹妹。母亲不在了,15岁的姐姐决心让14岁的妹妹吃到想吃的东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车,到了清河,见妹妹躺在床上,卫生状况一塌糊涂,便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后再蹬了车回来。油饼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油饼,但对柳青的助学金来说是太贵重了。得想法挣点钱。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厂去找点事做,名曰勤工俭学。早晨6点钟起床,骑车赶到东郊的北京锅炉厂当小工,带上干粮,就着工厂供应的降温盐汽水吃,晚上5点回家,洗下一盆铁锈汤。……这样的生活整整过4年。后来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间。柳青说:“对于这一段生活,我倒并没觉得太苦,不抱怨,更没想过随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也许是与底层人民的接触,我知道了他们都这样,天生如此,当然如此,谁也没想到过这是苦。”感谢上帝吧,让她知道了祖国有各种各样的花朵。
我认识柳青是在1975年。她对插队的事很有兴趣,又知道我对文学和电影有着梦想而且瘫痪着,便愿意来与我聊。由虎子介绍(虎子就是刘姨的孩子,我的中学同学),约了日子,听说她是长影的导演,我便诚惶诚恐地做了准备,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写下很多字,等着。虎子说:“她等于就是我姐姐,你怕什么。”
我说不怕。她来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聊,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来,说错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的呢大衣,就更显得美,这一点不断地给我以打击,让我觉得自己离电影有难越的障碍。她却鼓励我把插队的事写成电影剧本。我不敢说柳青是伯乐,那样岂不等于说自己是千里马?让人笑话。实际上我的腿是瘫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马。实际上她成了我文学上的老师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气,写了一个剧本,寄给柳青看。她回信说:“我一下就看出你应该搞文学。”这句话比我后来得了小说奖还让我激动。我们全家也都激动了一回。我又写了小说给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给好几位有名的作家看,写了厚厚的一叠意见寄给我。如是者许多次。我并未全盘接受那意见,在信中或面对面与她争论过几回,我们的关系很平等。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柳青推荐到一家刊物去的。那日天色已晚,她风也似地“刮”来,进门劈头盖脸向我祝贺,说那一篇“写得真不错”。我不免又激动一回,却是激动不过她。
以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她整年在外头跑,采访、写剧本、筹资、拍摄,借助上帝给的好身体可以行踪不定。我坐在家里倒总能听说她的消息。消息不怎么好,多是失败的消息。消息如下:
1976年底——1978年夏,她与别人合写《忠诚的战士》,写的是贺龙。剧本在1978年《电影文学》上发表。同年秋成立摄制组开拍,但中途下马。原因很多。
1978年底,她写成了电影文学本《作证》,但没有拍摄的机会。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证》。
1979年5月——8月,她又写了剧本《音乐之家》,写了盛中国一家的故事。因有关部门不同意把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的事迹搬上银幕,此片未能投产。
1980年4月——11月,她与王艺瑜合作,编导了《漓江春》。
此片由华文影片公司出品,1981年底总算公演。
1980年12月——1981年2月,她又写了剧本《黄山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拟拍摄水墨动画片,因非儿童所能理解的主题,又未成。与此同时,她与王力雄合作,写了《末代皇帝》的剧本,中新社拟筹外资拍摄,因柳青本人认为此单位不具备拍摄此片的条件,终于放弃。
柳青简直是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会了,呼吸有些紧。
常听电影界的朋友说,现在的导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气力使在艺术上就算不错了,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当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相当于权术家和甜言家的事,相当于股票市场里的事和街头乞丐的事,相当于搬运工、勤杂工、自行车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事。都说,若不把这些技艺娴熟了,凭什么拍得起电影?有名气的大导演要好办一点,初出茅庐者必要有这样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话。
如果想失败呢?那就甭说,不过也没有这样的人。柳青自然也没有失败的瘾。不过失不失败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瘾。很多朋友都说柳青嘛,人可真是个好人,可惜太不会处世,心肠又太软,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顾,对人也太易轻信……还有好几个“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个好人”就注定与这些个“太”分不开呢?倒未必。作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没有个性。据说,欲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此语过于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没那么玄,不过证明了“秉性难移”和“命运即性格”两句话的伟大。譬如说作为一个导演,是大摆其架子好呢?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来说谁都会认为后者好。柳青是不摆架子的,因为不会。在上海锦江饭店拍摄内景时,因为要不断变换拍摄角度,室内陈设及道具经常要搬动,这位导演便经常自己动手,很多好心人认为这样会降低导演的威信。外出选景或拍摄时,她总拣租金便宜的车坐,有人建议说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才气派,她想也没想,只知道坐车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不明白气派的用处。在黄河源头拍摄《漂流》一片时(地处海拔4900米的巴颜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车让给人坐,自己每天提前40分钟出发,翻一座山坡到拍摄点去。她既是导演,又是全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刚刚作过一次手术,无论从哪一点说,她坐吉普车都是名正言顺的。但她认为全组的团结最重要,没有同心同德的创作气氛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不过她象是有点“不识时务”,据说“今非昔比”,眼下“摆架子”和“气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无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奥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说就懂):假如你出去联系什么事务,必要有一辆气派些的轿车,这相当于一个特别通行证,与之联系事务的单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办些。假如你作为一个导演去联系事务,最好只说自己是一名剧务,与之联系事务的人一见你心下便可嘀咕,剧务尚且气派如许,导演来了总归更吓人,事情又好办些个。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准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来。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车,住下等房间,以吃方便面条为乐事去吧。再说威信。导演要有威信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却分青红皂白。举个例子?譬如周总理信奉的是一种,“四人帮”惯施的是另一种——这例子举大了。没那么邪活。然而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真糟透了。不过失败就失败吧,柳青还是坚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样好。
又见到柳青时,倒看不出她有失败的样子,依然是风一般地来,又风一般地去。我很想对她说点类似安慰和鼓气的话,发现不必。我又很想劝她把那几个“太”字改一改,料也白搭。就听她兴奋地给我讲了她的两个剧本——《作证》和《黄山吟》。
《作证》是她为编写《忠诚的战士》,在湘鄂西采访时的意外收获。这儿是贺龙的故乡,是老革命根据地。这儿曾育出过多少传奇式的革命人物和传奇般的革命故事!如今又有了一个奇异而动人的传说: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干部,年近花甲了,级别约在局级以上。“四人帮”肆虐横行时期,他离开了北京的家;只身悄悄地来到了这里,并悄悄地住下来。他原本是这地方的人。是什么又把他召唤来?是逝去的童年的乐事?是依旧的故乡的水土?还是已经遥远了的青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什么不清楚。是什么也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不久竟与当地的一位既穷且老的寡妇结了婚,既无喧天的锣鼓,又无动地之炮仗,两人住在茅屋里,沉静和谐如偿夙愿般地生活,给人感觉不是牛郎过了天河,便是织女又降凡间。众人都羡慕,也都感动,又都惊讶,便有了种种猜测。有的说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有的说那老人是为了不使别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有的说那寡妇受了多年的凄苦,心里一直念着那老人呢;有的说那老人也一直恋着那女人,到底来与她团圆了。众说纷坛,但都相信:这二人年轻时必有过一段浪漫与悲哀,这二人历尽劫难终于感动了上苍。老根据地的人民,心地真是纯净善良,便把这美好的猜想四处传扬。(中国还有一派流言家,惯会编派别人的私事,编派得如他们自己一样肮脏。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要提到。)柳青被这故事打动,又知道这实在是一件真事,那老人与寡妇都确是有,就想去见见他们,可惜时间紧张未能如愿。
以上就是剧本《作证》所根据的原始素材。人,有什么样的心灵便会有什么样的灵感,这便是人对艺术的重要。
《黄山吟》,说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游黄山,寻觅三年前他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姑娘。那姑娘当时被迫出家作了尼姑,痛不欲生。旅行家热爱生命,志在山河的博大胸怀,曾感化并点悟了那个姑娘。然而现在,他寻遍,人间皆不见姑娘的踪影。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师一同揣测姑娘的下落。黄山变幻万端的云彩始终伴随着他们,在深谷、在天际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壮的景象。他们心中都明白了:那姑娘已不在人世。她若逆来顺受混混噩噩做生活的奴隶,尚可苟且偷生,而一旦认识了自我的价值并勇敢寻求时,必不为险恶的社会所容。从种种民间传说中可知,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过壮丽曲折的经历。如今,她的魂化作了黄山之云,萦绕于山头,俯视人间,不忍离去。
柳青说,“人的生活不够美,所以才希望从艺术中看到美,在艺术中创造美、实现美。”我想这一点就是艺术对人的重要了。
有那么一阵子,我的耳朵也听来不少关于柳青的流言。中国多流言,因为中国人少流动,多数都如我一般毕生“瘫痪”在一处。又因为不少人的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挨过,便把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又加了夸张与变形,以使自己寂闷的生活多出声色。也可能还因为中国有把爱情列为禁区的历史,性教育又极缺乏,所以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流言来满足。中国式的流言之最大宗,便是关于别人的私生活,包括结婚和离婚,包括再嫁和不再嫁。写到这儿想起一件事:现今小说的题目中若有“男”字和“女”字并存,即可畅销,想必是因为符合了辩证法的原则。
柳青上大学时就有了恋人,据说是一见钟情。双方的功课都好,双方的理想都高,双方的思想都进步,双方都在青春年少时,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梦不完的美丽的梦。读者想知,尽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青年男女真诚相爱的故事想一遍,把精采的情节用在他们身上,多半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想必读者已有所料:象这样美丽的爱情故事不会没有一个悲哀的结局,否则成何世道?想得真对极了。1966年夏天,他们的爱情浪漫曲结束了,并没有婚礼进行曲继后,而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原因呢?也非常典型:男方的父母反对。反对的原因呢?也非常典型:柳青的母亲是右派,所以与柳青结婚的人,其事业的前途法定黯淡。这样的逻辑在那个时代是通行的。将来的人们对此可能会不理解,正如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奴隶的婚姻要由奴隶主来决定,为什么奴隶主为了几块钱就能随意拆散一个奴隶的美满家庭。类似的事发生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在中国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就更值得深思。就这样,要么忠于你的爱情而不顾你的前途,要么顾着你的前途而抛弃你的恋人,那个青年选择了后者。不要太怪他吧,因为这里所说的前途,是与革命、人民、主义等字眼划等号的。柳青没有太怨他,一直都把他当作好朋友。柳青也没有恨他的父母,而且记得那两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欢她的。她在给两位老人的信中写道:“……我心里虽然很难受,但并不感到意外。当我刚和他作朋友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几次很直接了当地和他提过……应该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您们,含糊、说谎都不对,在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他说我不了解情况,要是和家里说了,您们肯定会生气的,也不会同意的,还是先别说吧。当时,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因此几次想给您们写信,都没有写。去杭州(男方家里——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们问到我家里的情况,我就如实地把一切讲出来。可是您们都没有问起过,我就没讲,并且天真地想:等我母亲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团,那时再向您们讲吧。因此一直拖到去阳高(柳青参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后才讲。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对,也很不好。……”看来柳青还是很理智、很冷静的。不过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连接到他的两封来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温柔……他认为必须按他父母的意见去做,而这和我们的爱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舍一求一。他……认为这件事必须说明白,否则对双方都不利;态度是相当坚决果断的。真没想到这样大的打击发生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最紧张的时刻。我在上一封信里,曾有点挑战式地批评他不勇敢、不坚定。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决心和行动解决和他父母之间的矛盾,争取最后结合,但是他却连这点勇气和信心都没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场,哭一天,可当下张茂成就来找我,说被张侃迫害的径忠的女人回村了(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泪去访问她。……但有一刹那空隙,我就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眼眶马上盈满泪水。会一散我跑开了,跑到园子里,—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红,还得回来参加晚上对敌斗争会呢。”
柳青说自己“对此事并不感到意外”,那纯粹是一种夸张的自我安慰。她说“我并没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这才是实情。这不是坏人与好人演出的斗争,这是好人与好人酿制的悲剧。愚昧落后是其发酵剂。那时,能够把“原因想得很深”的人不多,能够把后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文革式的大悲剧,也许正是以这样的小悲剧为基础、为根源的。一对小人物纯真爱情的被扼杀,与一位国家主席的冤死,这之间有着模糊但是确定的联系。人道主义泯灭的地方,人的尊严被蔑视的地方,苦难还能不日趋深重么?中华民族那10年大悲剧的制造者是中华民族自己。每一位骄傲的炎黄子孙,对那段历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觉悟。悲剧又成了进步的发酵剂。
柳青把屈辱和悲伤藏进了心中,心变成荒漠。爱情之火在那儿熄灭了十几年。虽然她后来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但那根本谈不上爱情。恐怕没有篇幅写这件事了。就在她准备结婚的时候,她心里也全明白:没有也不可能有爱情。这一点,无疑是她的错误。她的错误还在于:不懂得,同情和牺牲绝不是婚礼进行曲的音符;没注意到,荒漠之下还有着爱的潜流;没有看清,这桩婚姻的双方是两种不同的人。本文不具诉讼性质,也不打算象大多数国产影片那样分出正面角色与反面角色。生活没有那么简单。总之,纯洁的爱情被扼杀之后,不会有好果子从这棵树上结出。
柳青继续马不停蹄。
1981年3月——1982年10月,她与王力雄合写了剧本《追索》。剧本在1982年第,2
期《丑小鸭》上发表,同年由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投资拍摄,1983年公演。这是她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放映后获得一定好评(70个拷贝,放映14900场)。
1982年11月——1984年1月,她参加了故事片《南拳王》的拍摄。‘1984年2月——6月,她与达奇、王力雄合写了25集电视系列片《黄水谣》。同时,她自己又写成同名故事片剧本。本打算电视电影套拍,但又因故下马。
1984年7月,她在浙影厂所拍电视剧《风荷曲》中,任艺术指导。
1984年9月一10月,她拍摄了长录象片《炎黄子孙欢庆十一》。
1984年底一85年初,她与王力雄合写电影剧本《血门》上下集。自己没有拍摄机会。此片由西影和广东艺术发展中心联合摄制。
1985年3月一7月,她在深圳影业公司拍摄故事片《漂流》,因种种复杂的矛盾,她中途离开。
1985年10月一12月,她为湖北电视剧创作中心改编了12集连续剧《天堂之门》。
柳青很能吃苦。与柳青一起工作过的人无论对她的看法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却都一致。
影片《追索》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凌恺打开父亲的考古笔记,响起驼铃声,随之出现当年凌思涵的考古队通过火焰山的情景,巨大的红色金字塔式的火焰山下,一支小小的驼队走在黑色的沙漠上,给人神奇的感觉。7月的吐鲁番,中午的气温高达47℃,人静静地呆着也会感到难受,但为了这一画面,她们还要往山上爬去找最好的角度。那次柳青中暑休克了,被人抬到山脚下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3
小时后才缓过来。第二天她照常工作。小说靠语言,电影靠画面;语言看出作家的功力,画面见到导演的匠心。为了一个好的画面,她和她的同志们不知走过多少冤枉路。在沙漠里,在高原上,在急流险滩间,常常是玩命一样走到一个地方,看看,不理想,再重新去找。这与片名相同:追索。“众里寻他千百度,摹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不怕。凡是追求完美艺术的人,都不怕这个。怕只怕:众里寻她千百度,猛然发现,有人正在名利熏心处。那时候柳青只会傻眼,再无作为。
为了拍摄《漂流》,柳青让掉了《血门》的导演权。西影和广东省艺术发展中心共同决定,请柳青导演她参加编写的这部影片,共二集,投资150万,拍摄景地在上海、天津,工作条件来比《漂流》不知好多少倍。《漂流》拍摄条件之艰苦,是一般摄制组无法与之相比的。古称黄河沿的玛多县已属人迹罕至的地方,离西宁有600
多公里。再向上穿过大草滩,就到了鄂陵湖西北方布青山下的淘金场。她们和淘金人滚在一起,喝的是沙坑中渗出的水,住的是帐篷,地上仅铺一块塑料布,下面是湿草皮和老鼠洞。
那地方晚上9点多太阳才落,她们便从早晨5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中间只吃一顿饭。再往上走,到了黄河源头。自古以来,涉足此地的人也不过几十个吧,万圆几十公里连牧民的帐蓬都不见了。她们就在地上挖个坑生起灶火,用高压锅煮面条,一顿饭要吃三个小时。空气稀薄。走几米路都觉困难。不过得爬山,跟在上海或天津的爬楼梯有区别。柳青觉得《漂流》更能实践她的艺术理想,宁肯放弃另一种成功,而来这洪荒之地冒风险。这一次她除去冒了风险,没有得到别的。不过,黄河的博大激涌、高原的伟岸雄浑、大自然的纯洁沉静使她得了大享受。她常独自久久地默对这颗星球和这个宇宙,便忘却了蝇营狗苟的琐事,听到了瞑瞑之中爱与宽容的启示。
记得有一次我问她:“这么拼命地干,我猜是想用事业的成功来抵销生活中的失望吧?”
她说:“我不是那种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 “那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我问。
她说:“生活。”
她说:“真诚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事业也不过是为了这个。”
她说:“有的人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认为能搞成几部作品,被人们所承认就是最大的快乐,为此可以牺牲一切。”
她说:“我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被社会承认,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实现了我也不会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幸福。其实有更珍贵的东西。”
这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不去追求人的能力的最大半径,不去寻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我追求的是人性的美,真善美的最大限度的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信赖、尊重、爱护、帮助、真挚的永恒的友谊与爱情。我要这样做,我也想这样影响别人,比如通过我的作品,使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美好,也使人类本身变得更美好。”
看来几个概念有些乱,得稍稍分析一下:为了在社会上站住脚而搞艺术的人,是一种人。为了发挥和实现自己能力的最大值而搞艺术的人,又是一种人。为了使人间变得更美好而搞艺术的人,是第三种人。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目的很明确的人。第二种呢?其“最大值”怎样体现呢?神枪手所以能证明其为神枪手,总是要有个靶子的,否则子弹向何处出膛?倘这靶子是“在社会上站住脚”,便与第一种人同。倘是“使人间变得更美好”,又与第三种人一样。所以第二种人是个不确定的概念。而第三种人若是为了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不也是在“实现人的能力的最大值”么?
柳青正是这种人。
这种人总是失败多于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他们永远不嫌生活已经太美,他们创造美的生活欲望是不知道够的;二是,他们永远不认为自己已经发挥了自己能力的最大值;第三,他们总也投时间去学“站住脚”的技术。幸亏这种人对成功与失败有着自己固执的见解:他们不认为“站住脚”就是成功;他们认定,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信任和理解才是失败。谁都不愿意失败,只是失败的含意不同。有一位诗人跟我说:艺术是跳高,不是拳击,其对手是神,而不是人。我理解此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搞艺术的人没有理由互相争什么强弱(更不要说互相使拳脚了),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弱小、太浅薄。艺术不是为了用来打倒人,而是为了探索全人类面对的迷茫而艰难的路。
其二是说,拳击以打倒一个人为目的,所以总能得一点沾沾自喜的胜利。跳高却是在与神较量,所以每一次胜利都是以失败告终。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正如那横竿的升高一样,是没有极限的。这种失败之所以同时又是胜利,在于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在为人类寻找一个新的高度。据说:“不想作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但是,仅为作元帅而作元帅的元帅,准是个坏元帅。
我见过柳青悲伤的时候。这时候,风象是在她身上停歇了,她坐下来,仿佛被风吹落在椅子上,眼睛里一片空旷。这种时候她可能说:“昨天我很难过,既便是那个本子搞成了,可我们那些过;去的朋友为此离心离德,也还是一个悲剧。”她也可能是说:“我有时候挺失望,人要是只爱自己,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必去详究她说的是哪件事和哪个人。她象大多数善良的女人一样,您给她一点美好的东西看,她身上就刮风,兴奋而且强劲,不惜把自己刮光。而一旦出现了不那么美好的事,不管是出现在谁身上,失败者就象是她自己一眼睛睁得太大,其中是不尽的茫然。当然用不了很久,她又能聚起足够的风力,兴奋且强劲,把自己刮出去,因为世间的美好事确也不尽。
不过,这么容易刮风也未必全是好事。柳青娘就说过她缺心少肺,“这么大的人了还那么糊涂”。我和虎子也认为她太少主心骨,太有些盲目。当然不是愿意她变得世故,而是希望她能风平浪静哪怕是一会,惟此才能对生活多些深的思考。我以一个写小说的人的偏见,认为她应该及时把自己找回来,把自己四十几年的生活细看一向再深思几遍,下些慢功写出来。任何一个人,若能不留情且无忌讳地把自己剥开来细品,都会发现那原来是一部好作品。何况柳青又不乏艺术才能,手里又掌握着非常丰富的好素材,那些素材又不是费尽心机搜集来的,而是上帝赐给她的经历。真情和深思比技巧重要。我真希望她能写。譬如:她的与“花朵”和“鸽子”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她的诗一样美妙又诗一样忧伤的青年时代。譬如:那一个夏日,她游泳回来,人们告诉她母亲已被抓走;那一个冬天,她买了油饼去看妹妹,妹妹已不在人间。譬如:她信徒般虔诚地自我改造,却总难得到“主”的宽容;15岁就梦想着入团,直到大学将毕业时才算如愿。譬如:她说过的,她最不能原谅自己的罪过——为了与家庭划清界线,她和弟弟曾一度离开了给人家作褓姆的柳青娘,以致老人无儿无女地过了好几年。譬如:文革中她曾作过一阵头号保皇派;又为了给系主任争人的尊严(因为有人把系主任画成猪),致使自己陪着上台挨斗。再譬如:文革中她曾被敌对派打成反革命,而后来当敌对派也被人打成反革命时,她反而写大字报为之鸣不平。再譬如:她天真地以为自己有与别人一样的捍卫真理的权利,大约又是风一样地去串联,结果被全国通缉。还有:她那一次凄惶悲伤的少女的初恋,那二次失败的婚姻,和以后几次仍不成功的爱情——这既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和历史的悲剧。还有:她心如荒漠时可以平安,而一旦又萌生了爱情,便招出恶语流言。——这中间更有着深意。……她干嘛不写写这一切呢?至少干嘛不静下来想一想呢?让风静那么一会不好么?那会给人更深的智慧。
我不怀疑她能把自己的故事写好,只要她静下心去写的话。她说过:“真正悲剧的主人公,他们的道德品质不是好到极点,但他们的遭殃绝不是因为罪恶而是因为弱点,我和我要写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一些人,我要写的既是性格悲剧,又是社会悲剧。”她还说过:“我以后要报复世界吗?要报复那些伤害了我的人吗?报复只能在人中间再制造痛苦,我在别人的痛苦中绝对得不到快乐。我受的苦太多了,我不愿由于我的存在再给人们增加痛苦。”古往今来,真正的艺术家多是尝够了世间的艰辛与苦难的,但他们总是对人类充满了爱的,他们的作品中因而没有报复的色彩,没有狭隘的怨恨,没有歇斯底里的发泄,没有自命圣洁的炫耀。在他们看来,灵魂残疾了的人和双腿残疾了的人是一样的,都是不幸的“羔羊”,而“主”不是神祗而是“羔羊”们的不屈、自新与互爱。
他们叙述苦难乃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沉思,他们剥开人类的弱点,本是为着人类趋向完美。惟此,艺术才有了更高的价值,艺术家的苦心才能获得报偿。
我到担心,柳青还能不能静下心来去写她自己的故事。这种担心大约也是多余,或者写或者不写,对于她似乎都不重要。人常犯的错误是替别人瞎担心。柳青把作人看得比作文重要。作人的重要不在于用笔写,而在于用心行。幸福的实现对她来说也在于此。在生活中太难实现生活的理想,便到艺术中去实现,她说她搞艺术主要是此动机。不过我还是跟她说过一句玩笑话:要是不把您这四十几年的生活写一写,似乎有负于上帝对您的“宠爱”。这话不全是玩笑。有幸得到上帝诸多“恩宠”的人,有理由多为世上做些贡献,这与她的初衷不违。这么多年来,她确实没有一刻偷闲,但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她应该搞出更好的作品来。不单为自己,也为了后人。譬如她的女儿,不仅应该知道她自己的生活是被大人搞坏了的,还应该知道这些大人的生活都是什么,以及生活原本就是多么不简单。历史永远是一条艰险的路,这路要人去走,其间布满了迷茫和痛苦,从而人才有了思想和欢乐。柳青说,自从她的女儿一懂事,她便跟女儿说过,“我们是母女,我们更是朋友”。现在代沟依然出现了。出现了就出现了吧,叛逆是创造的开始。上一代人只须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也许还应该把这些脚印铸成模型,放在路边的草丛里,成一座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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