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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一岁那年 史铁生散文、随笔集 史铁生

一、女人
我在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时,曾写下过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以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终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比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泯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二、强人
常常听人说起“女强人”,而且语气中透露着贬斥。“女人”原是个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会这样认为),何以中间加一个强字竟变得不受欢迎呢?难道纤柔的女人更强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坚强些不好么?慈爱的女人们更强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们的痴情更强烈些难道有什么不好么?
说真话,我也不喜欢“女强人”,甚至这三个字的形象和发音也让我感到冰冷与失望。
因而我想,那个“强”字绝不是指示着强健、坚强、强大或者强烈,而是暗示着“强”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强迫、强暴、强行、强制、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强人”,强人者,强盗也,“只听一声唿哨,林中跳出一伙强人挡住去路”。不过,强盗的行径并非只限于夺人财物和性命,夺人自由、夺人意志、夺权夺利夺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这类的“夺”大多不加一声唿哨,进行得隐蔽,理所当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为这类的“夺”常扮一副“给”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办代替,比如以一个大脑的辛劳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实则夺人自由和意志。识别“给”与“夺”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一个“强”字在里头,强给和强夺其实毫无二致。但是被强夺者可以去官府鸣冤,被强给者却有苦难言。但有苦难言之后,便有“女强人”一词被创造出来,稍泄被夺之愤。
那么,为何只有“女强人”一词,却没有“男强人”之说呢?男人们万万不可窃喜,这决不意味着表彰,这实在是绝大的耻辱。言外之意大约是说:男人嘛还用说么——都是强人!或者更甚:男人竟与强人同义,这“强”惟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别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这实在说明了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它是以强治物以强治世以强治人,说到底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强权文化。
所以贾宝玉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所以贾宝玉的悲哀(如果女人也要成为“强人”)就更可理解。
三、水、绿色、和平 女人的形神,让人想到水,想到绿色,想到和平。
水、绿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独一无二的美丽与辉煌之根本。
但今天,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眼前和四周,水、绿色、和平正日益变得珍稀。而仇恨、战争却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借助科学的成功正越发地狂妄着。
科学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舒适、方便、富足、长寿……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至少两件坏东西:不可遏制的享乐欲,和为此不可阻挡地掠夺自然。我不是圣徒,我很可能倒是个享乐主义者,人何必苦着自己呢?但是我在享乐中常常也想:人类的享乐可该有个止境么?如果没有,这地球是难免有一天被人类掠夺个干净的,剩一片沙漠埋无数白骨。
有人把人口增长的失控比喻为地球的癌症,这比喻形神具似非常恰当。癌症,就是一个本来和谐的生理结构中,忽然有一种细胞不可控制地猛增,以致杀死了别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我常以为,癌症,是上帝给全人类(并不是仅仅给比如吸烟者)的一种警告。
癌症未了,又来了爱滋病。如果癌症是上帝对人口增长失控的一种警告,爱滋病就很像是对享乐主义的一种警告了。(顺便说一句,我以为“爱滋”二字肯定用错了,那病绝非因爱滋生,而恰是因无爱的享乐所致,滥交和吸毒难道是爱么?)把无止境的享乐比喻为地球的爱滋病,也是形神具似十分地恰当。爱滋病是在贪婪的享乐中破坏了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使人失去了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而致死。同样,因为人类无节制的享乐,地球上的水正在被污染,森林和草原正在急剧减少,生态平衡正在人类疯狂的开发(旷日持久的一场对自然的战争)中无可挽回地毁坏着,致使地球生了病而且因其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的丧失而越病越重了。我这样想:水、绿色、生态平衡,也许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吧。
我们应该听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个在战场上胜利的或失败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都干了什么。就像一个从市场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带回来钱财就够了?我们听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人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光需要物质财富,我们还需要爱情,需要美的梦想和家园,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壮的绿色,需要和平,需要人与人的和平需要人与万物的和平……因而我们不光需要科学我们还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来路和眺望归途。这是女人传达给我们的上帝的启示。因为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


我曾想过当和尚,羡慕和尚可以住进幽然清静的寺庙里去。但对佛学不甚了了,又自知受不住佛门的种种戒律,想一想也就作罢。何况出家为僧的手续也不知如何办理,估计不会比出国留学容易。
那时我正度着最惶茫潦倒的时光。插队回来双腿残废了,摇着轮椅去四处求职很像是无聊之徒的一场恶作剧,令一切正规单位的招工人员退避三舍。幸得一家街道小作坊不嫌弃,这才有一份口粮钱可挣。小作坊总共三间低矮歪斜的老屋,八九个老太太之外,几个小伙子都跟我差不多,脚上或轻或重各备一份残疾。我们的手可以劳作,嗓子年轻,梦想也都纷繁,每天不停地唱歌,和不停地在仿古家具上画下美丽的图案。在那儿一干七年。十几年后我偶然在一家星级饭店里见过我们的作品。
小作坊附近,曲曲弯弯的小巷深处有座小庙,废弃已久,僧人早都四散,被某个机关占据着。后来时代有所变迁,小庙修葺一新,又有老少几位僧徒出入了,且唱经之声隔墙可闻。傍晚,我常摇了轮椅到这小庙墙下闲坐,看着它,觉得很有一种安慰。单是那庙门、庙堂、庙院的建筑形式就很能让人镇定下来,忘记失学的怨愤,忘记失业的威胁,忘记失恋的折磨,似乎尘世的一切牵挂与烦恼都容易忘记了……晚风中,孩子们鸟儿一样地喊叫着游戏,在深巷里荡起回声,庙院中的老树沙啦沙啦摇动枝叶仿佛平静地看这人间,然后一轮孤月升起,挂在庙堂檐头,世界便像是在这小庙的抚慰下放心地安睡了。我想这和尚真作得,粗茶淡饭暮鼓晨钟,与世无争地了此一生。
摇了轮椅回家,一路上却想,既然愿意与世无争地度此一生,又何必一定要在那庙里?在我那小作坊里不行么?好像不行,好像只有住进那庙里去这心才能落稳。为什么呢?又回头去看月下小庙的身影,忽有所悟:那庙的形式原就是一份渴望理解的申明,它的清疏简淡朴拙幽深恰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这不是落荒而逃,这是自由的选择,因而才得坦然。我不知道那庙中的僧徒有几位没有说谎,单知道自己离佛境还差得遥远,我恰是落荒而逃,却又想披一件脱凡入圣的外衣。
而且从那小庙的宣告中,也听出这样的意思:入圣当然可以,脱凡其实不能,无论僧俗,人可能舍弃一切,却无法舍弃被理解的渴望。

有一回我发烧到摄氏40.3度,躺在急诊室里好几天,高烧不退。我一边呻吟并且似乎想了一下后事的安排,一边惊异地发现,周围的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层沉暗的绿色,幸而心里还不糊涂,知道这不过是40.3度在捣鬼。几天后,烧退了,那层沉暗的绿色随之消失,世界又恢复了正常的色彩。那时我想,要是有一种动物它的正常体温就是40.3度,那么它所相信的真实世界,会不会原就多着一层沉暗的绿色?这是一种猜测,站在人的位置永远无法证实的猜测。便是那种动物可以说话,它也不能向我们证实这一猜测的对还是错,因为它不认为那发绿的世界有什么不正常,因为它不可能知道我们所谓的正常到底是什么状态,因为它跟我们一样,无法把它和我们的两种世界作一番比较。
对于色盲者来说,世界上的色彩要少一些——比如说,不是七种而是五种。但为什么不可能是这样:世界上的色彩本不是七种而是九种,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色盲呢?
我总猜想,在我们分析太阳的光谱时,是否因为眼睛的构造(还有体温呀,心率呀,血压呀等等因素)而事先已被一种颜色所蒙蔽所歪曲了?当然这猜想又是永远无法证实,因为我们不管借助什么高明的仪器,最终总归是要靠眼睛去作结论;而被眼睛所蒙蔽的眼睛,总也看不出眼睛对眼睛的蒙蔽。
那么听觉呢?那么嗅觉和味觉呢?那么人的一切知觉以及由之发展出来的理性呢?况且,人类的知觉说不定会像色盲一样有着盲点呢?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纯客观的世界呢?

一度,我曾屡屡地作一个大同小异的梦,梦见我的病好了,我的腿又能走了,能跑能跳而且腿上又有了知觉。因为这样的梦作得太多,有一回我在这梦里问这梦里的别人:“这回我不是又在作梦吧?”别人说。“不是,这怎么会是梦呢?当然不是。”我说:“那怎么证明?你怎么能给我证明这一次不是梦呢?”别人于是就给我证明,“你看太阳,不是还在天上?”“你看这树叶不是绿的么?你听,不是还有风?”“你再看这河,水不是还在流着么?”……虽种种证明完全不合逻辑,但在梦中我却—一信服,于是激动得流泪,心想这一回到底不是梦了,到底是真的了。可这么一激动,就又醒了,看着四周的黑夜,心里无比懊恼。懊恼之余我想:要是在梦中可以怀疑是不是梦,那么醒了也该怀疑是不是醒吧?要是在梦中还可以作梦,为什么醒来就不可以再醒来呢?
我还常常作些离奇古怪的梦。有一次我梦见一个周身闪耀着灵光的人对我说:“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吗?”我问:“什么?”他说:“你的脊髓里颠倒了八小时。”于是我相信我的病因可算找到了。有一次我梦见走进一片树林,或者有或者只是我感到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找找看,哪一棵树是你。”遍地的灌木葳蕤泼洒,高大的乔木蔽日遮天,我摸摸这一丛,敲敲那一棵,心想哪一棵回答说:它是我,它就必定是我。有一次我梦见我放声高歌,歌声嘹亮响遏行云,而且是即兴的词曲,但低吟高唱无不抑扬成调。有一次,我梦见,我把右腿卸下来装在左胯上,再把左腿卸下来装在右胯上,于是我就能行走如初了。我也作过周游世界的梦,作过发财的梦,作过被称之为“春梦”的那种梦。我相信佛洛依德们肯定会找到这些梦的原因,不过我对此没有多少兴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总归跑不出这个逻辑。让我感兴趣的是,梦中全不顾什么逻辑和规矩,单是跟着愿望大胆地走去。
你无论作什么样的离奇古怪的梦,你都不会在梦中感到这太奇怪,这太不可思议,这根本不可能,你会顺其自然地跟随着走下去。而这些事或这些念头要是放在白天,你就会羞愧不已、大惊失色、断然不信、踟蹰不前。这是为什么?很可能是这样:从人的本性来看,并无任何“奇怪”可言;就人的欲望来说,一切都是正当。所谓奇怪或不正当,只是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各种规矩的衬照下才有的一种恐惧。

写作(这里主要指小说和散文)成为少数人的职业,我总感觉有点荒唐。因而我想“专业作家”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世界上那么多人,凭什么单要听你们几个人叨唠?人间那么多幸福快乐困苦忧伤,为什么单单你们几个人有诉说的机会?几十亿种生活,几十亿种智慧和迷惑,为什么单单选取你们的那一点点儿向大家公布?我觉得这事太离谱儿。
小说或散文若仅仅是一处商业性的娱乐场所倒也罢了,总归不能人人都开办游乐场。但文学更要紧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观赏,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有人说得干脆那甚至是情爱般的坦露、切近、以命相许、海誓山盟。这可是少数几个人承担得起的么?
作家都自信道出了世事众生的真相,即便夸张、变形、想象、虚构、拼接、间离……但他们必说那是真或是本质的真。虽对真的检查见仁见智,但有一条肯定:自命虚假的作品绝无。然而人间浩瀚复杂瞬息万变,几位职业作家能看见多少真呢?有一幅旧对子:百行孝当先/万恶淫为首。据说有位闲人给上下联各添了十二个字:百行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迹可察,但心可度么?我还听一位文革中遭拷打而英勇未屈者说过:要是他们再打我一会儿我可能就叛变了,我已经受不了正要招认,偏这时他们打累了。我有时候猜测:那个打手一定是累了么?还是因为譬如说他与某个女人约会的时间到了?当然还可能是其它原因,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只要当事人不说,真相便永无大白之日。还是那句话,要是成千上万的人只听几个人说说,是散,能听见多少真呢?充其量能听见他们几个人自己的真也就难能可贵。
扬言写尽人间真相,其实能看全自己的面目已属不易。其实敢于背地里毫不规避地看看自己,差不多就能算得圣人。记得某位先哲有话:“语言,与其认为是在说明什么,不如说是在掩盖什么。”形单影只流落于千差万别的人山人海中,暴露着肉身尚且招来羞辱,还敢赤裸起心魂么?自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人类社会于是开始之日,衣服的作用便有两种:御寒和遮羞;语言的作用也便有两种:交流和欺瞒。孤独拓展开漫漫岁月,同时亲近与沟通成为永远的理想。在我想来,爱情与写作必也是自那时始,从繁衍种类和谋求温饱的活动中脱颖而出——单单脱去遮身的衣服还不够,还得脱去语言的甲胄让心魂融合让差别在那一瞬间熄灭,让危险的世界上存一处和平的场所。可能是罗兰·巴特说过,写作者即恋人。所以有人问我,你理想中的小说是什么?我想了又想,发现我的理想中并没有具体的作品,只有一种姑妄名之的小说环境或曰创作气氛,就像年轻恋人的眼前还没有出现具体的情人却早有了焦撩着的爱的期待。于是我说,在我的理想中甚至是思念里,写小说应该是所有人的事,不是职业尤其不是几个人的职业,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那是每一个人的心愿,是所有人自由真诚的诉说和倾听。所有人,如果不能一同到一个地方去,就一同到一种时间里去,在那儿,让心魂直接说话,在那儿没有指责和攻击当然也就无需防范和欺瞒,在那儿只立一个规矩:心魂有坦露的权利,有被了解的权利,惟欺瞒该受轻蔑。
所以我希望“职业作家”是暂时现象。我希望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么多技巧,几十亿种自由坦荡的声音是无论什么技巧也无法比拟的真实、深刻、新鲜。我希望写作是一块梦境般自由的时间,有限的技巧在那儿死去,无限的心思从那儿流露无限的欣赏角度在那儿生长。当然当然,良辰一过我们还得及时醒来,去种地,去打铁,上下班的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

我最早喜欢起小说来,是因为《牛虻》。那时我大约十三四岁,某一天午睡醒来颇有些空虚无聊的感受,在家中藏书寥寥的书架上随意抽取一本来读,不想就从午后读到天黑,再读到半夜。那就是《牛虻》。这书我读了总有十几遍,仿佛与书中的几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对他们的形象有了窃自的描画。后来听说苏联早拍摄了同名影片,费了周折怀着激动去看,结果大失所望。且不说最让我难忘的一些情节影片中保留太少,单是三位主要人物的形象就让我不能接受,让我感到无比陌生:“琼玛”过于漂亮了,漂亮压倒了她高雅的气质:“蒙泰尼里”则大胖,太臃肿,目光也嫌太亮,不是一颗心撕开两半的情状:“牛虻”呢,更是糟,“亚瑟”既不像书中所说有着女孩儿般的腼腆纤秀,而“列瓦雷士”也不能让人想起书中所形容的“像一头美洲黑豹”。我把这不满说给其他的《牛虻》爱好者,他们也都说电影中的这三个人的形象与他们的想象相去太远,但他们的想象又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回家再读一遍原著,发现作者对其人物形象的描写很不全面,很朦胧,甚至很抽象。于是我明白了:正因为这样,才越能使读者发挥想象,越能使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把各个人物写真,反之倒限制住读者的参与,越使读者与书中人物隔膜、陌生。“像一头美洲黑豹”,谁能说出到底是什么样呢?但这却调动了读者各自的经验,“牛虻”于是有了千姿百态的形象。这千姿百态的形象依然很朦胧,不具体,而且可以变化,但那头美洲黑豹是一曲鲜明的旋律,使你经常牵动于一种情绪,想起他,并不断地描画他。
在已有的众多艺术品类中,音乐是最朦胧的一种,对人们的想象最少限制的一种,因而是最能唤起人们的参与和创造的一种。求新的绘画、雕塑以及文学,可能都从音乐得了启发,也不再刻意写真写实,而是着重情绪、节奏、旋律,追求音乐似的效果了。过去我不大理解抽象派绘画,去年我搬进一套新居,挺宽绰,空空的白墙上觉得应该有一幅画,找了几幅看看觉得都太写实、太具体,心绪总被圈定在一处,料必挂在家里每天看它会有囚徒似的心情。于是想起以往看过的几幅抽象派画作,当时不大懂,现在竟很想念,我想在不同的日子里跟它们会面,它们会给我常新的感觉,心绪可以像一个囚徒的改过自新。
听觉原就比视觉朦胧,因而音响比形象更能唤起广阔的想象。比听觉更朦胧的,是什么?是嗅觉。将来可否有一种嗅觉交响乐呢?当然那不能叫交响乐,或许可以叫交味乐?把种种气味像音符一样地编排,幽缈或强烈地散发,会怎么样?准定更美妙,浮想联翩,味道好极了?
〖改昵懊朗豕萦泄淮伪鹂娴摹跋执帐跽埂保乙蛐卸槐悖荒苋タ础L底盍钊司锊唤獾囊环葑髌肥牵阂桓鋈耍ㄗ髡弑救耍谛“宓噬希沤谒枥铮慌匀粑奕说叵唇拧S锌垂娜嘶乩此担骸笆裁赐嬉斩酵嬖叫昂袅耍≡缰庋蝗缟显杼米涌慈ァ!?
我却接受这份作品,心绪因之漫展得辽远,无以名状地感动。为什么会这样,连自己也一时猜不透,是不是也中了邪?慢慢想,似乎有一点儿明白。
我先是想到自己也有类似的时候,无论是生命中的什么滋味,一尝到极端便无以诉说,于是从繁杂的世界回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做着必要的凡俗之事,思绪却东奔西走,但无以诉说的事恰恰指向了现实的绝境,思绪走投无路便可能开出一块艺术的心境,看见生命的危惧,看见不屈不死的渴望,于是看见上帝的恩赐和生活的原状,感动着但是镇定了,镇定了又不想麻木,种种滋味依然处在极端。但一改愤世嫉俗的故习,转而追随了审美的逻辑。
其次我想到:这是为什么?——把几颗粗糙平凡随处可以捡到的石子,似乎排布随意地粘在一只素雅的瓷盘上,就使人有了艺术的感受;把几片凋零枯焦并不珍奇的落叶装在精美的镜框里,就产生了审美价值;把农舍门窗上的剪纸陈列在美术馆里,人们就更加看见它们的魅力。原因肯定很多。但我想,至关重要的是发现者的态度。在那石子、落叶、剪纸和瓷盘、镜框、美术馆之间,是发现者的态度,弥漫着发现者坎坷曲回的心路,充溢着发现者迷茫但固执的期盼,从而那里面有了从苦难到赞美的心灵历史。任何一种东西,原本并没有美在其中,万物之间也并没有美的关系,是人发现了美。美,其实是人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在那石子、落叶、剪纸和瓷盘、镜框、美术馆的关系中,便蕴藏了发现者的这类态度。而真正的欣赏也得是一种发现:基于欣赏者的态度而有的一种发现,或者基于这种发现而生长的一种态度。当我们看着这些作品,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除了发现发现者所发现的,我们还发现了发现者与其作品的关系,我们感动的其实是发现者的态度,其实是再发现时我们所持的态度。于是我们也成为发现者,甚至成为有更多发现的发现者,思绪万千。要是你没能发现发现者的态度,没能发现一个孤独的洗脚者和周围高雅堂皇的建筑和各怀心事的人群之间的关系,那当然就不如去路边看石子,和到澡堂子里去看洗浴了。
有一种叫作“接受美学”的东西,我想没准儿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什么叫艺术品呢?真是没有一定之规。莫扎特就一定是?但是听不懂他的人从中毫无所得。冬日北风中的一声叫卖就一定不是?但有人却从中听见人生辽阔的存在。常听说某种艺术被称为空间艺术,某种艺术被称为时间艺术,我想这说法不算恰当。艺术从来就不是发生在空间和时间,而是发生在更高的一维,发生于众生之精神寻觅的网脉一样的遭遇和联结之上,如何地遭遇联结恐怕专属于神的作为,人呢,借助了时空去接近她。但时空常又阻碍了这种接近,这才有无羁无绊的沉思默想跳出在时空之上,无中生有地开辟一条朝圣之路。
六 七 为什么往事,总在那儿强烈地呼唤着,要我把它们写出来呢?
为了欣赏。人需要欣赏,生命需要被欣赏。就像我们需要欣赏我们的爱人,就像我们又需要被爱人欣赏。
重现往事,并非只是为了从消失中把它们拯救出来,从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地存在;不,这是次要的,因为即便它们真正存在了终归又有什么意义呢?把它们从消失中拯救出来仅仅是一个办法,以便我们能够欣赏,以便它们能够被欣赏。在经历它们的时候,它们只是匆忙,只是焦虑,只是“以物喜,以己悲”,它们一旦被重现你就有机会心平气和地欣赏它们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融化为美的流动,都凝聚为美的存在。
成为美,进入了欣赏的维度,一切才都有了价值和意义。说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美,仿佛有点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发现得很清晰,很具体,很实在或很实用。可是生命呢?
如果一切清晰、具体、实在和实用的东西都必然要毁灭,生命的意义难道还可以系之于此吗?如果毁灭一向都在潜伏着一向都在瞄准着生命,那么,生命原本就是无用的热情,就是无目的的过程,就是无法求其真而只可求其美的游戏。
所以,不要这样审问小说——“到底要达到什么?”“到底要说明什么?”“到底要解决什么”“到底要完成什么?”“到底要探明什么?”“到底要判断什么?”“到底怎么办?”小说只是让我们欣赏生命这一奇丽的现象,这奇丽的现象里包含了上述的“到底”和“什么”,但小说不负责回答它。小说只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摆脱真实的苦役、重返梦境的机会:欣赏如歌如舞如罪如罚的生命之旅吧。由一个亘古之梦所引发的这一生命之旅,只是纷坛的过程,只是斑斓的形式。这足够了。
我每每看见放映员摆弄着一盘盘电影胶片,便有一种神秘感,心想,某人的某一段生命就在其中,在那个蛋糕盒子一样的圆圆的铁盒子里,在那里面被卷作一盘,在那儿存在着,那一段生命的前因后果同时在那儿存在了,那些历程,那些焦虑、快乐、痛苦,早都制作好了,只等灯光暗下来放映机转起来,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有时想,我的未来可能也已经制作好了,正装在一只铁盒子里,被卷作一盘,上帝正摆弄他,未及放映,随着时光流逝地转星移,我就一步步知道我的命运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又想,有一天我死了,我一生的故事业已揭晓,那时我在天堂或在地狱看我自己的影片:哈!这不是我吗?哈,我知道我都将遇到什么,你们看吧,我过了21岁我就要一直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在一家小作坊干了七年,然后我开始学写作……不信你们等着瞧。我常想,要是有那样的机会,能够那样地看自己的一生,我将会被自己感动,被我的每一种境遇所陶醉。

Y跟我说,有一回他和几个朋友慕名去见一位精通预测的大师,大师的本领果然不凡,虽与Y和Y的几个朋友素昧平生,却把Y的几个朋友以往的际遇推算得准确之极。一算对了以往再算未来,Y的几个朋友前途各异,因而有的喜形于色,有的掩饰不住忧虑。轮到Y时,Y退却,扭头溜掉。Y说,他原是想看个稀罕,并未认真,不料那大师真的名不虚传。Y说,这一下他倒害怕了。我问:“怕什么?”Y说:“因为他算得太准。把什么都算出来,我往下可还活的什么劲儿呢?就像下棋,每一步都已了然,再下还有什么趣味?”
Y对命运的态度,依我看,比那位大师更高明。
虽然多数的算命属骗钱楜口的勾当(其实这类勾当很多,不止于算命),但我相信有些算命或对命运的预测是有道理的,确凿灵验。是什么道理,我当然不知道。但对天气预报既然可以有所信赖,地震预报虽不灵验者多但仍在提倡,为什么不能尝试其它方面的预测呢,比如命运?
但我也有如Y的一种忧虑:倘终于未来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人生就怕十分的乏味了。除此忧虑外,我还有一份顽固的糊涂:可预测,但可预防么?
如果单单是预测得准确而无法预防,是喜事便好,是祸事呢?岂不倒白白赔进去额外的惊吓与苦恼?所以碰上算命的,我总是请报喜不报忧,真与不真我并不计较。常言道“笑比哭好”,有一份美梦可作,显见得不是坏事。这美梦越是作得长久,我便越是快慰得长久,假如这美梦在我死前一直不被揭穿,我岂不是落得了一生的好运道?揭穿了也不怕,还可以再为自己预算出一些好运,不断地为自己筹措虚渺的美景良辰,使自己总有美梦可作,至死方休。这么说,肯定会有人以为大谬不然,嗤之以鼻。换一个说法也许就好了:人活着,总是要心怀美丽的理想。人是最喜欢沉醉于虚渺的动物,而且这不是坏品质。
命运,要是不单可以预测,还可以预防,因而可以避祸,那当然再好不过。可是我想,预测仅仅是旁观因而不影响世界原有的结构,预防却是干预,预防之举必定会改变原有的世界,因之原有的预测也就不再准确。那么在这个已经掺进了预防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中,还可以继续预测和预防么?也就是说,可以预测那些预测么?可以预防那些预防么?假定可以,那么肯定会出现对预测的预测,对预测的预测的预测……对预防的预防的预防……如此无穷地循环,结果必是谁也无从预测,谁也无法预防,或者是大家整日都在忙于预测和预防,再无其它事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预测和预防,那就是只给少数人以预测和预防的特权(人数越少,效果越好),就像只给少数人以高官厚禄的机缘。但少数的特权给谁——这可以预测和预防么?倘可预测,便说明命运的不可预防;若可预防,还不又是争权夺利似的争斗?

早听人说过特异功能的神奇,不敢不信,但未目睹,总还是心存疑忌。前不久终于有缘亲眼看了一回,一位赫赫有名的特异功能大师离我不足两米之距,只见他把我们刚刚吃饭时用过的两只不锈钢餐叉并在一起,握在掌心,吹一口气,揉捏片刻轻轻一拧,当啷一声掷于桌面,两只餐叉已是麻花般缠绞在一起。在场的人或惊叫,或目瞪口呆。我定了定神,看看四周的世界,心中竟一阵阵恐惧。怕什么?世界原来藏着秘密,在被认为不可能藏着秘密的地方藏着秘密,世界就很像是一个阴谋家似的可怕。我于是懂得,当“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着”的消息第一次发布时,反对者绝不是出于嫉恨,而是出于恐惧。
对特异功能的神奇,还是不相信者居多,这情有可原,因为多数人没有机会亲眼看看。但听说,也有人对此取“不信、不听、不看”的态度,还自称是对科学的捍卫,是反迷信的义举,这真是更为特异的逻辑。不信,那是不信者的自由;不听,则已有盗铃之嫌;不看呢,才真是可怕的迷信了。有人说,现代最大的迷信是科学自己,说得痛快!任何思想、逻辑、认识世界的方法,要是醉在自己的成功上,自负得以至封闭,都有望愚昧蛮横成一头暴君。
对特异功能的神奇,又有人持另一种拜倒的态度,相信那是能使人类千古梦想终得实现的力量,是拯救众生脱离困苦的佛光,是最最伟大的宗教。我真是不信,同时我相信又一头暴君正在发育成长。
我相信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神奇力量的确凿。我相信它的效用越是确凿,就越说明它是科学,是潜科学,我相信它越是有神奇的力量,就说明它越不是宗教,宗教一向是在人力的绝境上诞生,我相信困苦的永在,所以才要宗教。我相信,人们不愿承认末日的必来,和不愿承认困苦的永在,乃是所有救世哲学难于自圆的病根。
譬如说佛的宏愿,那不可能是一种事实,那永远只是一个理想,佛以一个美丽的理想,帮助众生与困苦打交道罢了。因为:倘一人不能成佛,众生便未得度;众生若都成佛,世间便无差别和矛盾,也就同于死寂。若从死寂中再升华出一个更高明的世界,也只是有了更高明的差别和矛盾,于是又衍生出众生更为高明的困苦,和更为高明的佛。佛很可能一向就是位媒人,经他介绍,众生才得与困苦相识,并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我这样理解真善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自然,就是真,真得不可须臾违抗;知人之艰难但不退而为物,知神之伟大却不梦想成仙,让爱燃烧可别烧伤了别人,也无须让恨熄灭,惟望其走向理解和宽容;善,其实仅指完善自我,但自我永无完善,因而在无极的路上走,如果终于能够享受快慰也享受哀伤,就看见了美。
但我也发现荒诞:走在街上,坐在家中,或匆匆奔赴一个约会,或津津有味地作一篇文章……这样的时候我的眼睛常常跳到屋顶上、树梢上、天空的各种颜色里。俯看自己,觉得下面这个中年男子真是乖张。这家伙自以为是在奔赴约会,其实呢,不过是一步步去会见死亡;自以为献身一项有益的事业,其实很可能只是自寻烦恼和无事忙;自以为有一份使命,其实说不定正高歌猛进在歧途上。但这样想过却不能放弃,目光从天际回来,依然沉缅于既往的荒唐。
但什么是歧途和荒唐?谁能告诉我,怎样才不是歧途和荒唐?
也许,人,就是歧途。因为人是欲望的化身,没有欲望也就没有人。因为欲望不能停留,否则也就不是欲望。因为“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为在无路之地举步,本无法保证那是正道。所以倒是歧途养育了我们这种动物。
人,未必就高于其他动物。见一头牛被奴役,便可想到人也在被命运奴役。见一匹鹿自由快乐地消磨光阴,便可想到,人的一切所为,也正是为了快乐地消磨由一生光阴铸成的歧途。就像坐着长途的列车,空洞的时间难熬,便玩着扑克牌,玩呀玩呀,那煎熬的时间就在快乐中过去了,注目再看时,好了,到了,大家散伙下车,扑克牌再无意义了。当然,把扑克牌换成书也行,换成沉思也行,换成辩论和正义的战斗也都行。
那么,比如鹿,比如鱼和鸟,它们“快乐地消磨”的方式,凭什么说一定低于人的方式呢?很怪。唯有想到自己是人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时,才相信自己的方式的必要性。万物平等。人为自己留一颗骄傲的心,人为自己设置美丽的理想,只是更利于“快乐地消磨”罢了,绝不是说人可以傲视一只坦然而飞的鸟,或一条安然入梦的鱼。
也许上帝设计了这歧途是为了做一个试验:就像我们放飞一群鸽子,看看最后哪只能回来。或者是对他的孩子们的一次考验:把他们放进龌龊中去,看看谁回来的时候还干净。
十一
在电视中见过这样一个节目:数名影剧中的反角演员一起登台,向观众祝贺节日,和大家一起欢度佳节。主持人说:人们总是更关注正面角色的演员,但是别忘了他们(摄像机便逐一地对准这一群或“可怕”或“可憎”的面孔),没有他们的合作就没有戏,他们和正面角色的演员一样功不可没。台下鼓掌。然后他们中的一位说:在戏里我们都是坏蛋,在生活里,其实咱们都是好人。台下又鼓掌,表达对他们的感谢。这时候我心里似乎惊喜,似乎温暖,似乎一切梦想接近实现。
坐在电视机前,眼睛再看不见其它节目,我想象一个剧团因为没有了反角演员而面临散伙的窘境。我想,那时所有的正角演员一定都被发动起来,求贤似渴般地去寻找反角演员,就像刘玄德三顾茅庐,就像萧何月下追韩信,甚至就像一条要沉没的船上发出着求救信号,甚至就像一群迷途者在呼唤上帝的指引。据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之后,忽然感到无比的恐慌,忽然看不见了生命的价值,因而倒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
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设若世界上没有了歧途全剩下正道,设若世界上没有了反面角色单留无数英雄豪杰,人类大约也就是一个面临散伙的大剧团,想必我们也得呼唤救星一样地呼唤反面角色,久旱祈雨般地祈求天降歧途。幸好不是这样,幸好上帝深谙戏剧之要义,便是在小世界幕落之后,也还在大舞台上为我们准备了无路之地,待我们去踏出正道也踏出歧途。
有幸踏出正道的当然是好人。谁去踏出歧途呢?不幸踏出歧途的在这大舞台上便被称作坏蛋。(说明一下,歧途者,并不单指山野间的歧途,还指心理的和灵魂的歧途。)这就显得不大公平。步入歧途已然不幸,还要被大家轻蔑和唾骂;走上正道已经交得好运,还要追加恭维和赞美。但从戏剧的进展和效果考虑,非如此而不可,唾骂和赞美原是演出歧途和正道的方法。
当然法律还是法律,不可松懈,正如演员不可擅自篡改剧作的编排。我只希望,在世界大舞台上,也有正反角色共度佳节的机会。在坏蛋被惩处的地方,让我们记起角色后面的那个演员,从而在人的意义上,在灵魂的神殿前,呈上一份平等的追悼和理解,想起我们的大剧团所以没散伙的一个原因。
十二
我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小名儿叫老咪。老咪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十二三岁。十二三岁的哥哥正处在好奇心强烈的年纪,奇思异想叠出不穷,有一个问题最吸引他:时间,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把这问题去问他爹,他爹回答不出。他再把这问题去问老师,老师也摇头。于是哥哥把它当作一个难倒成年人的法宝,见哪个狂妄之徒胆敢卖弄学问,就把这问题问他,并窃笑那狂徒随即的尴尬。
但有一天老咪给这问题找到了精彩的答案。那天哥哥又向某人提问:“时间,你知道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时老咪正睡眼朦胧地瞄准马桶撒尿,一条闪亮的尿线叮咚地激起浪花,老咪打个冷战,偷眼去望墙上的挂钟,随之一字一板泰然答道:“从一上弦就开始了。”语惊四座。这老咪将来作得哲人。
我生于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却在1955年之后发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这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个凌晨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5点57分我来到人间,奶奶说那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是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而此前的1957年呢,则是1964年时才给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时我才知道一场反右运动大致的情况,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并设想着远古的某些历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着对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远古又幻想未来,远古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远古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
我理解,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指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在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里,时间成为错综交叉的小径。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作为主观的人的心灵,这才是一座迷宫的全部。
十三
有很多回,有很多事,我冥思苦想,似有所得,并为之欣喜,但忽一日却从书中发现,我所想到的前人早已想到了,不免沮丧。
我是不是白想了呢? 没有,我没有白想。
我想到了我才明白了前人的所想,前人的所想才真正存在。如果我没想到,即便我读到前人的所想我也不会理解,前人的所想也就等于无。
所以我知道了:凡我想到的前人都想到了,凡我没想到的也就等于没有前人的所想。
看来亘古至今,人们是在反复地问着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不得不这样。人们轮班地来做同一个猜谜游戏。结束之后是开始。
一九九二年

一、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个玩具是一只红色的小汽车,不足一尺长,铁皮轧制的外壳非常简单,有几个窗但是没有门,从窗间望见一个惯性轮,把后车轮在地上摩擦便能“嗷嗷——”地跑。我现在还听得见它的声音。我不记得它最终是怎样离开我的了,有时候我设想它现在在哪儿,或者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存在于何处。
但是我记得它是怎样来的。那天可谓双喜临门,母亲要带我去北海玩,并且说舅舅要给我买那样一只小汽车。母亲给我扣领口上的纽扣时,我记得心里充满庄严;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很久,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那小汽车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门前,东张西望并不见舅舅的影。我提醒母亲:舅舅是不是真的要给我买个小汽车?母亲说:“好吧,你站在这儿等着,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母亲就走进旁边的一排老屋。我站在离那排老屋几米远的地方张望,可能就从这时,那排老屋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走进了我永不磨灭的记忆。独自站了一会儿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经在里面给我买小汽车呢,我便走过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阶。屋里人很多,到处都是腿,我试图从拥挤的腿之间钻过去靠近柜台,但每一次都失败,刚望见柜台就又被那些腿挤开。那些腿基本上是蓝色的,不长眼睛。我在那些蓝色的漩涡里碰来转去,终于眼前一亮,却发现又站在商店门外了。不见舅舅也不见母亲,我想我还是站到原来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阶,远远地望那绿色的门窗和红色的梁柱。一眨眼,母亲不知从哪儿来了,手里托着那只小汽车。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几个像模像样的窗但是没有门——对此我一点都没失望,只是有过一秒钟的怀疑和随后好几年的设想,设想它应该有怎样一个门才好。我是一个容易惭愧的孩子,抱着那只小汽车觉得不应该只是欢喜。我问:“舅舅呢,他怎么还不出来?”母亲愣一下,随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阶上张望,然后笑了说:“不,舅舅没来。”“不是舅舅给我买吗?”“是,舅舅给你买的。”“可他没来呀?”“他给我钱,让我给你买。”这下我听懂了,我说:“是舅舅给的钱,是您给我买的对吗?”“对。”“那您为什么说是舅舅给我买的呢?”“舅舅给的钱,就是舅舅给你买的。”我又糊涂了:“可他没来他怎么买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在给我解释为什么这只小汽车是舅舅给我买的。我听不懂,无论母亲怎样解释我绝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后的好几年中我依然冥顽不化固执己见,每逢有人问到那只小汽车的来历,我坚持说:“我妈给我买的。”或者再补充一句:“舅舅给的钱,我妈进到那排屋子里去给我买的。”
对,那排屋子: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柱子,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我永远不会忘。惠特曼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孩子逐日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倾向那东西;/于是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或继续了好几年,或好几年结成的伸展着的好几个时代。”正是这样,那排老屋成了我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当母亲和那只小汽车都已离开我,当童年成为无比珍贵的回忆之时,我曾几次想再去看看那排老屋。可是非常奇怪,我找不到它。它孤零且残缺地留在我的印象里,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高高的台阶……但没有方位没有背景周围全是虚空。我不再找它。空间中的那排屋子可能已经拆除,多年来它只作为我的一部分存在于我的时间里。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它。事实上我很多次就从它旁边走过,只是我从没想到那可能就是它。它的台阶是那样矮,以致我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但那天我又去北海,在它跟前偶尔停留,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往那台阶上爬,他吃力地爬甚至手脚并用,我猛然醒悟,这么多年我竟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台阶并不随着我的长高而长高。这时我才仔细打量它。绿色的门窗,对,红色的柱子和青灰色的台阶,对,是它,理智告诉我那应该就是它。心头一热,无比的往事瞬间涌来。我定定神退后几米,相信退到了当年的位置并像当年那样张望它。但是张望越久它越陌生,眼前的它与记忆中的它相去越远。从这时起,那排屋子一分为二,成为我的两部分,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两部分。那么,如果我写它,我应该按照哪一个呢?我开始想:真实是什么。设若几十年后我老态龙钟再来看它,想必它会二分为三,成为我生命的三部分。那么真实,尤其说到客观的真实,到底是指什么?
二、角色
在电影里,我见过一排十几个也许二十几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产科的婴儿室一尘不染,他们都裹在白色的襁褓里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一排,睡着,风在窗外摇动着老树的枝叶但这个世界尚未惊动他们,他们睡得安稳之极,模样大同小异。
那时我想:曾经与我紧挨着的那两个孩子是谁呢?(据悉我也是在医院里出生的,想必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一排最初的伙伴儿。)与我一同来到人间的那一排孩子,如今都在做着什么都在怎样生活?当然很难也不必查考。世上的人们都在做着什么,他们也就可能在做着什么,人间需要什么角色他们也就可能是什么角色。譬如部长,譬如乞丐,譬如工人、农民、教授、诗人,毋庸讳言譬如小人,当然还譬如君子。
可以想见,至少几十上百年内人间的戏剧不会有根本的改动,人间的戏剧一如既往还是需要千差万别的各种角色。那么电影里的那一排孩子将来都可能做什么都可能成为什么角色,也就大致上有了一个安排方案,有了分配的比例。每天每天都有上百万懵懂但是含了欲望的生命来到人间。欲望,不应该受到指责,最简单的理由是:指责,已经是欲望的产物。但是这一排生命简直说这一排欲望,却不可能得到平等的报答。这一排天真无邪稚气可掬的孩子,他们不可能都是爱因斯坦,也不可能都是王小二,不可能全是凡夫俗子也不可能全是巾帼豪杰,这都不要紧这都不值得伤脑筋,最最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不可能都有幸福的前程不可能都交好运,同样,也不可能都超凡入圣或见性成佛。即便有九十九个幸福而光荣的位置相应只有一个痛苦或丑陋的位置在前面,在未来等待着这些初来乍到的生命,令人沮丧的局面也毫无改观:谁,应该去扮演那不幸的一个?和,为什么?
我不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美满的答案。释迦世尊的回答可能是最为精彩的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也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但是在他们这样回答之时他已经超越痛苦步入慈悲安详,在他这样回答之后他已经脱离丑陋成了英雄好汉,可问题呢,依旧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未得答案。因为正像总统的位置是有限的,佛与菩萨的名额但愿能稍稍多一点而已。
我不再寻找它的答案。尼采说:自从我厌倦了寻找,我便学会了找到。
有一个朋友死了。K,她在命运的迷茫之中猝然赴死。爱她的人说,要是我们早一点知道,我们可以使她不死。是的,这是可能的。但是,谁能让亿万命途都是晴空朗照?谁能保障这世上没有人在迷茫中痛不欲生?K这样去死了,或者其实是:有一个人这样去死了,这个人的名字恰恰叫做K。因为产科婴儿室里的那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双腿瘫痪了。S,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连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再想站起来走一分钟都不可能了。爱他的人说将来,将来也许会有办法让他重新站起来走。可能的,在不规定期限的将来这是可能的。但是不管多么长久的将来,人间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伤病,医学的前途不可能没有新的难题。那么将来的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对他自己和对爱他的人来说与现在这个S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是将来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将来,将来是将来的现在。产科婴儿室里每天都有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步入歧途。L,也许因为贫穷,也许因为愚昧,也许因为历史的造就,他犯了罪甚至可能是不可饶恕的罪。爱他的人说:贫穷、愚昧和历史,难道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吗?为什么他不可饶恕?是的,他不可饶恕,因为人类前行要以此标明那是歧途。但是人类还要前行,还要遇到歧途还要标明那是歧途。产科婴儿室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还都没有名字,他们之中的谁,将叫做L?
有一天,不是在电影里也不是在产科婴儿室,我看见一排正在离去或者已经离去的伙伴,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排,安静之极,风在窗外摇动老树的枝叶但世界已不再惊扰他们了。用任何尘世的名字呼唤他们,他们不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死者。
三、姻缘
1.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我写过那地方儿,叫它做“清平湾”,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也有例外,男士A,不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但是阴差阳错,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女士C相识,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在同一块地里干活,从同一眼井中担水,走同一条路去赶集,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是B!”大家愣一下,笑道:“不,不是B,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说:
“不不还是不对,不是B也不是那几位先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A和C何缘相识呢?”思路如此推演开去,疑为A和C的媒人者纷纭而至呈几何级数增长,且无止境。
2.我难得登高望远。坐轮椅正坐至第二十个年头,尚无终期。
某一日电梯载我升上十几层高楼,临窗俯看,见城市喧嚣浩瀚比以前更大得怵目惊心,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惟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动机莫测出没无常;熙来攘往擦肩而过,就像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忽而也见两三位远远地扑来一处交头接耳,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当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么引诱,减速出列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飘飘扬扬地分外醒目,但倏地永远不见了,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人;老人缓缓地走,推的是一辆婴儿车,车厢里的小孩儿顾自酣甜地睡着……我想,这老人这小孩儿恰是人间亿万命途的象征,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地神秘。
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很可能正像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书上说:“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够精确地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性状。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粒子轨道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书上说,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这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你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命途难测。书上说:“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那么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么?你能知道什么命运正向你走来吗?
我坐在十几层高楼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儿。那男孩儿七岁时有一次问他的母亲:“什么是结婚?”母亲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七岁的男孩儿于是问父亲:“你结婚了吗?”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肯定是结过婚了。”男孩儿迷茫地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结婚。”母亲笑道:“你现在当然不要结,但将来你会结。”“为啥?”“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结婚。”为此男孩儿郑重其事地想了一个下午,晚上他又问母亲:“那我和谁结婚呢?”母亲说:“这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孩儿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男孩儿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个女孩儿,很想看见她从哪儿走来……
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的妻子:“我七岁那年,你在哪儿?”她正读一本书,抬头望了望我,说:“下次别再忘了——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没笑。“那么那时你的父母,他们在哪儿?”“很可能那时,”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一边说,“我的父母还不相识。”
3.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夏夜的外滩,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骄阳落去,皎月初升,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溽热之时你瞧吧,沿江的栅栏边,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一对紧挨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你有50%的可能错点了鸳鸯。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怎么你不信?”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这么说吧,要是这时有谁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声哨,情男恋女们无需移动位置只要一齐转头180度,便可在全新的组合中继续谈情说爱。”
“很可能,”我说,“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过了。” “下过了?”这一回轮到他怀疑。
“下过了,但是你没听见。” “你听见了?”
“我有时感到我听见了。在你去外滩之前,在你去外滩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经吹过了,因此你看见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见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种组合。”
不久前我读一本书,书上说到洗牌。一局牌(不论是扑克还是麻将)开始,先要洗牌。连续的输家抱怨手气不好,尤其要洗牌,别人洗过了他还不能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乱一面心中祈祷好运的来临。那本书的作者说:当然这会改变他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得更好了还是改变得更坏了却永远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
一九九二年春节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一号二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当然,决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一号和二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十号有六个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说,“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三床就说:“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四床是个老头,说:“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一床不说话,一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二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这个”“那个”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四床说:“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舒心顷刻全光。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赔?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凭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
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那时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号。二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十一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十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七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级的人去住。据说刚有个十三级从这儿出去。二床搬来名正言顺。我呢?护士长说是“这孩子爱读书”,让我帮助二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护士长说。但二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局长”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插队的。”二床说他的“那个”也是,两个“那个”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划一下:“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他说:“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我说:“农村?”“对对对。什么?”“农村。”“对对对农村。别忘本呀!”我说是。我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意儿。”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羊?”“对了,羊。我放过羊。”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做“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小儿子?”“对!”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那个小玩意儿,娘个X!”说:“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说:“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他指了指周围,我想“那个小玩意儿”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他说:“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意儿!”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跟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扎根派。”我钦佩地说。“娘了个X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点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二床的坦诚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去了,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无可遏止地萎缩,这才是需要发愁的。
我能住到七号来,事实上是因为大夫护士们都同情我。因为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是自费医疗,因为大夫护士都已经明白我这病的前景极为不妙,还因为我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们都还把我当孩子。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队。护士长好几次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最后总是说:“唉,这孩子……”这一声叹,暴露了当代医学的爱莫能助。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只能让我住得好一点,安静些,读读书吧——他们可能是想,说不定书中能有“这孩子”一条路。
可我已经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各种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进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你们的路去别来烦我。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声地向神灵许过愿。多年以后才听一位无名的哲人说过: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如今来想,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冥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主管大夫每天来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别急。”按规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几位主任时常都来看看我:“感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来看我,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队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从他们谨慎的言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病要是因为一个肿瘤的捣鬼,把它找出来切下去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里,我就还能直立行走,否则我多半就把祖先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这一优势给弄丢了。
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二十二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阳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顶……我写下一句歪诗:轻拨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间一斜阳。日后我摇着轮椅特意去看过那块草地,并从那儿张望7号窗口,猜想那玻璃后面现在住的谁?上帝打算为他挑选什么前程?当然,上帝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
我乞求上帝不过是在和我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对对,它可以长在椎管内,但必须要长在软膜外,那样才能把它剥离而不损坏那条珍贵的脊髓。“对不对,大夫?”“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吧?”大夫说:“不过,看来不太像肿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许把这四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会赢得上帝的怜悯,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那也行。总归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莲子,无聊时我捡几颗泡在瓶子里,想:赌不赌一个愿?——要是它们能发芽,我的病就不过是个瘤子。但我战战兢兢地一直没敢赌。谁料几天后莲子竟都发芽。我想好吧我赌!我想其实我压根儿是倾向于赌的。我想倾向于赌事实上就等于是赌了。我想现在我还敢赌——它们一定能长出叶子!我每天给它们换水,早晨把它们移到窗台西边,下午再把它们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阳光里;为此我抓住床栏走,扶住窗台走,几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不久,它们长出一片片圆圆的叶子来。“圆”,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们,坐回到床上气喘吁吁地望着它们,夜里醒来在月光中也看看它们:好了,我要转运了。并且忽然注意到“莲”与“怜”谐音,毕恭毕敬地想:上帝终于要对我发发慈悲了吧?这些事我不说没人知道。叶子长出了瓶口,闲人要去摸,我不让,他们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里加倍地祈祷几回。这些事我不说,现在也没人知道。然而科学胜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说那儿没有瘤子,没有没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条娇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脚!定案之日,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吗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后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摔死你必会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
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王主任来了。(那个老太太,我永远忘不了她。还有张护士长。八年以后和十七年以后,我有两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门口,全靠这两位老太太又把我抢下来。)我面向墙躺着,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许久不说什么,然后说了,话并不多,大意是:还是看看书吧,你不是爱看书吗?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将来你工作了,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白白地过去了。这些话当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这些话我将受用终生,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频繁地对死神抱有过热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记得王主任这些话,因而还是去做些事。使我没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有一年我去医院看她,把我写的书送给她,她已是满头白发了,退休了,但照常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我看着她想,这老太太当年必是心里有数,知道我还不至去死,所以她单给我指一条活着的路。可是我不知道当年我搬离7号后,是谁最先在那儿发现过一团电线?并对此作过什么推想?那是个秘密,现在也不必说。假定我那时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问问王主任。我想,她可能会说“真要去死那谁也管不了”,可能会说“要是你找不到活着的价值,迟早还是想死”,可能会说“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坏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会说“不,我看得出来,你那时离死神还远着呢,因为你有那么多好朋友”。
友谊医院——这名字叫得好。“同仁”“协和”“博爱”“济慈”,这样的名字也不错,但或稍嫌冷静,或略显张扬,都不如“友谊”听着那么平易、亲近。也许是我的偏见。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还在乡下插队的同学不断写信来,软硬兼施劝骂并举,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已转回北京的同学每逢探视日必来看我,甚至非探视日他们也能进来。“怎么进来的你们?”“咳,闭上一只眼睛想一会儿就进来了。”这群插过队的,当年可以凭一张站台票走南闯北,甭担心还有他们走不通的路。那时我搬到了加号。加号原本不是病房,里面有个小楼梯间,楼梯间弃置不用了,余下的地方仅够放一张床,虽然窄小得像一节烟囱,但毕竟是单间,光景固不可比十级,却又非十一级可比。这又是大夫护士们的一番苦心,见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难免说笑得不管不顾,既不能影响了别人又不可剥夺了我的快乐,于是给了我9.5级的待遇。加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了二十一岁中最惬意的时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静静地读书,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学着外语。一过中午,我便直着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骑车的年轻人和5路汽车的车站,盼着朋友们来。有那么一阵子我暂时忽略了死神。朋友们来了,带书来,带外面的消息来,带安慰和欢乐来,带新朋友来,新朋友又带新的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谊一直就这样在我身边扩展,在我心里深厚。把加号的门关紧,我们自由地嬉笑怒骂,毫无顾忌地议论世界上所有的事,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地唱点什么——陕北民歌,或插队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们走了,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二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后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我有了兴趣。我高烧到40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瘫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找来张护士长,于是我又住进神内病房。尤其是二十九岁那次,高烧不退,整天昏睡、呕吐,差不多三个月不敢闻饭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压也不安定,先是低压升到120接着高压又降到60,大夫们一度担心我活不过那年冬天了——肾,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样,治疗手段又像是接近于无了。我的同学找柏大夫商量,他们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决定:不。告诉他,他还不是白着急?然后他们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学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们去向我父亲解释;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关照。唐大夫说:“好,我以教学的理由留他在这儿,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真是人不当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过我又活了,看样子极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唐大夫就是当年把我接进十号的那个女大夫,就是那个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女大夫,但八年过去她已是两鬓如霜了。又过了9年,我第三次住院时唐大夫已经不在。听说我又来了,科里的老大夫、老护士们都来看我,问候我,夸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跟我叙叙家常,惟唐大夫不能来了。我知道她不能来了,她不在了。我曾摇着轮椅去给她送过一个小花圈,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远记得她把我迎进病房的那个中午,她贴近我的耳边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倏忽之间,怎么,她已经不在了?她不过才五十岁出头。这事真让人哑口无言,总觉得不大说得通,肯定是谁把逻辑摆弄错了。
但愿柏大夫这一代的命运会好些。实际只是当着众多病人时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时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开玩笑时自称是我的“私人保健医”,不过这不像玩笑这很近实情。近两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来了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戴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芯绒鞋,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话,却满身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你也是插队的?”我问她。“你也是?”听得出来,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届?”“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儿?”“陕北。你哪儿?”“我内蒙。”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我料定,几十年后这样的对话仍会在一些白发苍苍的人中间流行,仍是他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后世的语言学者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一番考证,正儿八经地写一篇论文去得一个学位。而我们这代人是怎样得一个学位的呢?十四五岁停学,十七八岁下乡,若干年后回城,得一个最被轻视的工作,但在农村呆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干的呢,同时学心不死业余苦读,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毕业之后又被轻视——因为真不巧你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又得设法摘掉这个帽子,考试考试考试这代人可真没少考试,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让老的少的都服气,用你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让人们相信你配得上那个学位——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得一个学位的典型途径。这还不是最坎坷的途径。“小柏”变成“老柏”,那个卫生员成为柏大夫,大致就是这么个途径,我知道,因为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体上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是朋友了;连她的儿子也叫我“老史”。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真说不定,这与我二十一岁那年恰恰住进了“友谊”医院有关。
因此偶尔有人说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流露了一点讥讽,仿佛这全是出于我的自娱甚至自欺。我颇不以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如果没有恐怕谁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强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欲其强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说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话里?语气中既有赞许又有告诫。赞许并且告诫,这很让我信服。赞许既在,告诫并不意指人们之间应该加固一条防线,而只是提醒我: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
事实上在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四号时,我见过一个男孩。他那年七岁,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传说公路要修到他家门前了,孩子们都翘首以待好梦联翩。公路终于修到,汽车终于开来,乍见汽车,孩子们惊讶兼着胆怯,远远地看。日子一长孩子便有奇想,发现扒住卡车的尾巴可以威风凛凛地兜风,他们背着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这七岁的男孩失手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住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缩。病房里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处窜;淘得过分了,病友们就说他:“你说说你是怎么伤的?”孩子立刻低了头,老老实实地一动不动。“说呀?”“说,因为什么?”孩子嗫嚅着。“喂,怎么不说呀?给忘啦?”“因为扒汽车,”孩子低声说,“因为淘气。”孩子补充道。他在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孩子伤在脊髓上,那样的伤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动,规规矩矩地站着用一双正在萎缩的小手擦眼泪。终于会有人先开口,语调变得哀柔:“下次还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这样的宽容或原谅,马上使劲摇头:“不,不,不了!”同时松了一口气。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没有人接着向他允诺“好啦,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孩子”呢?他睁大眼睛去看每一个大人,那意思是:还不行吗?再不淘气了还不行吗?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是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却是不被原谅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记得他,那时他才七岁,他不知道,他还不懂。未来,他势必有一天会知道,可他势必有一天就会懂吗?但无论如何,那一天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住在六号时,我见过有一对恋人。那时他们正是我现在的年纪,四十岁。他们是大学同学。男的二十四岁时本来就要出国留学,日期已定,行装都备好了,可命运无常,不知因为什么屁大的一点事不得不拖延一个月,偏就在这一个月里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他瘫痪了。女的对他一往情深,等着他,先是等着他病好,没等到;然后还等着他,等着他同意跟她结婚,还是没等到。外界的和内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着她来又说服着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难逃爱也难逃,女的就这么一直等着。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调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斩断感情却不这么简单,而且再想调回北京也不这么简单,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时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和我同住一个病室。女的走后,男的对我说过:你要是爱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爱她,可那你又为什么要结婚呢?男的睡着了,女的对我说过:我知道他这是爱我,可他不明白其实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试过,不行,我知道我没法不爱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对我说过:不不,她还年轻,她还有机会,她得结婚,她这人不能没有爱。男的睡了女的又对我说过:可什么是机会呢?机会不在外边而在心里,结婚的机会有可能在外边,可爱情的机会只能在心里。女的不在时,我把她的话告诉男的,男的默然垂泪。我问他:“你干吗不能跟她结婚呢?”他说:“这你还不懂。”他说:“这很难说得清,因为你活在整个这个世界上。”他说:“所以,有时候这不是光由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我那时确实还不懂。我找到机会又问女的:“为什么不是两个人就能决定的?”她说:“不,我不这么认为。”她说:“不过确实,有时候这确实很难。”她沉吟良久,说:“真的,跟你说你现在也不懂。”十九年过去了,那对恋人现在该已经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各自在哪儿,我只听说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了,现在要是有个二十一岁的人问我爱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这可能从来就不是能说得清的。无论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属于语言,而是全部属于心的。还是那位台湾作家三毛说得对:爱如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那也是在一个童话的结尾处,上帝为我们能够永远地追寻着活下去,而设置的一个残酷却诱人的谜语。
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一九九一年

杨晓敏:你好!
看了您的论文。文章中最准确的一个判断是:我并非像有的人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大彻大悟”,已经皈依了什么。因为至少我现在还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于流行,也由于确实曾想求得一点解脱,我看了一些佛、禅、道之类。我发现它们在世界观方面确有高明之处。(比如“物我同一”“万象唯识”等等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判断;比如不相信有任何孤立的事物的“缘点”说;比如相信“生生相继”的“轮回”说;比如“不立文字”“知不知为上”对人的智力局限所给出的暗示;以及借助种种悖论式的“公案”使人看见智力的极限,从而为人们体会自身的处境开辟了直觉的角度,等等这些确凿是大智慧。)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些炒论一触及人生观便似乎走人了歧途,因为我总想不通,比如说:佛要普度众生,倘众生都成了“忘却物我,超脱苦乐,不苦不乐,心极寂定”的佛,世界将是一幅什么图景?而且这可不可能?如果世间的痛苦不可能根除,而佛却以根除世间痛苦的宏愿获得了光荣,充其量那也只能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而已。也许可能?但是,一个“超脱苦乐”甚至“不苦不乐”的效果原是一颗子弹就可以办到的,又为什么要佛又为什么要活呢?也许那般的冷静确实可以使人长寿,但如果长寿就是目的,何不早早地死去待机作一棵树或作一把土呢?如果欲望就是歧途。大致就应该相信为人即是歧途。比如说人与机器人的区别,依我想,就在于欲望的有无。科学已经证明,除去创造力,人所有的一切功能机器人都可以仿效,只要给它输入相应的程序即可,但要让机器人具有创造能力,则从理论上也找不到一条途径。要使机器人具有创造力,得给它输入什么呢?我想,必得是:欲望。欲望产生幻想,然后才有创造。欲望这玩艺儿实在神秘,它与任何照本宣科的程序都不同,它可以无中生有变化万千这才使一个人间免于寂寞了。输入欲望,实在是上帝为了使一个原本无比寂寞的世界得以欢腾而作出的最关键的决策。如果说猴子也有欲望,那只能说明人为了超越猴子应该从欲望处升华,并不说明应该把欲望阉割以致反倒从猴子退化。而“不苦不乐”是什么呢?或者是放弃了升华的猴子,或者是退出了欲望的石头。所以我渐渐相信,欲望不可能无,也不应该无。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还想作人,还是在为人找一条路,而且不仅仅想作一个各种器官都齐全都耐用的人,更想为人所独有的精神找一个美丽的位置。还得注意:如果谁不想作人而更愿意作一棵树,我们不应该制止,万物都有其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当然那也就谈不上选择,因为选择必是出于欲望并导致欲望。说归齐,不想作人的事我们不关心(不想作人的人,自然也都蔑视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他们这种蔑视的欲望我们应该理解,虽然他们连这凡俗的理解也照常地蔑视——我唯一放心的是他们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暗含地骂人,因为那样他们就暴露了暗地里的愤怒,结果违反了“不苦不乐”的大原则,倒为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提出了证据)。我们关心的事,还是那一条或那一万条人的前途。
这就说到了“突围”。我确曾如您所判断的,一度甚至几度地在寻求突围。但我现在对此又有点新想法了——那是突不出去的,或者说别指望突出去。因为紧接着的问题是:出去又到了哪儿呢?也许我们下辈子有幸作一种比人还高明的生命体,但又怎么想象在一个远为高明的存在中可以没有欲望、没有矛盾、没有苦乐呢?在这一点上佛说对了——永恒的轮回。这下我有点懂了,轮回绝非是指肉身的重复,而是指:只要某种主体存在,欲望、矛盾、苦乐之类就是无法寂灭的。(而他又希望这类寂灭,真是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下我就正像您所判断的那样“越走越逼近绝境”了,生生相继,连突围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话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远要存在的。我近日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么两段话:“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瞑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想往并不因此消灭。”“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我想,因为智力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无以逃遁,无论科学还是哲学每时每刻都处在极限和迷途之中,因而每时每刻它们都在进入神话,借一种不需实证的信念继续往前走。这不需实证也无从实证的信念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吗,但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学论证的鼓舞,而是出于生存欲望的逼迫。这就是常说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锦的路上有科学就够了,有一个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唤谁都会兴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运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凭了最初级的欲望。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往前走,因而就找一个非现实的图景来专门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说“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项很具体的救济,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没有注意“悲”,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所以艺术总是讲美,不总是讲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这慈悲精神,而热衷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嘛?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人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回教必进人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叠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高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给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一九九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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