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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资讯:作家贾平凹推出又一部长篇小说《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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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打开,合上,眼见31位堪称“顶尖”的当代大家名家,接受着一位面含微笑的采访者和蔼的“单个教练”,尽管这些锦心绣口的作家如何梦笔生花,不仅妙法自然,刻画入微,而且善于虚构,无中生有,但面对深谙每个人历史经
…打开,合上,眼见31位堪称“顶尖”的当代大家名家,接受着一位面含微笑的采访者和蔼的“单个教练”,尽管这些锦心绣口的作家如何梦笔生花,不仅妙法自然,刻画入微,而且善于虚构,无中生有,但面对深谙每个人历史经历、创作生涯、作品档案的著名文化记者舒晋瑜“循循善诱”的提问,他们把十八般武艺全都收敛了,一一“如实交代”。面对采访者,也就是面对广大读者;他们没有掩饰自己的艺术“野心”,也不讳言挑战与追求中所遇的拂逆,种种烦恼和艰辛。他们在这里,还原为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文化人,倾诉他们从事小说这一行当如何甘苦备尝。他们来自一至九届“茅盾长篇小说奖”所囊括的1977至2014近四十年间的获奖作家。当然,这31位只是代表,当年的获奖者有十来位缺席,或已辞世,或已远去异国他乡。坦白地说,我近年很少读长篇,包括许多名满天下的获奖之作。我不知道小说家们又为人们常说的“人物画廊”贡献了哪些新塑造的“典型人物”。但我忽然发现,这回出现在《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里的众多作家,没有经过谁“典型化”的精心加工,而各自带着他们天生的典型性出现在这个“画廊”——他们本身的形象,就不仅有“这一个”的“认识意义”,而且颇有“欣赏价值”。他们每个人的叙述背后,都有一份生活自传和创作自传。——什么样的长篇巨作才能同时提供31名让人可以记住的“典型人物”啊?即使是我有所接触,乃至熟识的作家,我也又增添了新的体认。

摘要:
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沙浪河的涛声》。这本书出版于1979年早春,正值文革风暴后文艺复苏的初期,时过三十多年,早已沉寂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作者走过了数十年创作岁月之后,回首昨日,想到这部试笔之作艰难的写作
… 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沙浪河的涛声》。
这本书出版于1979年早春,正值文革风暴后文艺复苏的初期,时过三十多年,早已沉寂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作者走过了数十年创作岁月之后,回首昨日,想到这部试笔之作艰难的写作过程和曲折的出版经历,倒是颇有些趣味,兴之所至,便想提笔写一篇文章来。
这本书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敌后游击队地下斗争的故事。我的家乡豫东农村是有名的革命根据地,在我爱好文学之初,就搜集到好多革命斗争故事,很想写一本长篇小说出来。于是,写这部小说就成了我文学道路的开端。
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正在面临着一场狂风暴雨,举国上下已没有一本文学刊物。我的小说写到两万多字,只得暂时放下了。那时候,我的一些文学朋友听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说是新疆在大量收人。为了文学,我们都想到大西北去开阔眼界,阅历新奇的生活。于是,我们几个好友毅然踏上万里长途,远走天山,加入了涌向大西北的盲流大军,去浪迹天涯。
在边疆辗转两年后,我又来到河西走廊,在张掖农村扎下了根。当生活稍为安定一点后,我的文学梦又催促着我拿起了笔。这时我的手头已没有以前写下的一页稿纸,但原先那些人物依然活在我的心里,他们甚至一天都不曾离开过我。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我在农家小土屋里伴着一盏小油灯,一口气写出四万多字。这便是那小说的第二稿。那时写出稿子也无处可投,就又回过头来写第三稿、第四稿。每写一遍都增加一些人物和情节,增添一两万字,第五稿已写到十万字,小说中多半情节都是虚构出来的了。小说的名字也变了几次,最后定名为《拂晓》。
当我写出第五稿时,手中拥有10万字,岁月的车轮已到了70年代中期,我斗胆将我的小说寄往作家出版社。
稿件寄出去许久没有一丝消息。大约过了一年多之后,我意外听到一个讯息,说是有两个北京的编辑来西北出差,路过张掖,曾向当地政府部门了解我的情况。啊!那一定与我的稿子有关。我心里也明白,那时发表作品要对作者进行政治审查的,我本人虽无任何污点,但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成分,仅这一条就够要命的了!
那时候真是太苦太苦了,我在苦难的生活中奋力挣扎,把文学视为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文学就是遥远天际的一束火光在召唤着我。在那几年中,我不只是写一部《拂晓》,与此同时还写着另外三个中篇。我采用车轮战法,一遍一遍地轮流写这四部稿子,当四部小说都写完一遍之后,就回过头来再开始一个新的轮次。当那几部稿件都写了多遍之后,我把一部六万字的《河西走廊歌》寄到甘肃人民出版社,另一部17万字的长篇《第一步》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些年间,偶尔也会闪现出一点让我欣喜的讯息,例如张掖县文化馆曾收到上海出版社发来的公函:“你处田瞳的作品《第一步》有进一步修改基础,请将该同志的情况涵告我们。”继而甘肃人民出版社也直接给我来信说,我的中篇《河西走廊歌》已送领导审阅。这些好消息都让我孤寂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慰。可是,谁能给我负责呢?我的作品只能被打入冷宫,再无下文。
幸好,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78年,天空终于放晴了!那年春天,我带着《拂晓》第六稿来到兰州。此时这部小说已增加到17万字,是一部长篇的规模了。我到兰州,接待我的是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张正义老师。那时节政治空气已宽松许多,出版社决定留下我修改这部作品,不过多少还是有些担心,毕竟极左的阴影尚未散尽,只怕在某个环节上出了差错而节外生枝,于是采取了一个“曲线”策略,先往我所在的县上发一公函,说要调你县作者田瞳来出版社修改作品,过了三天又发出第二封涵,说是你处作者田瞳正巧回河南探家路过兰州,我们把他留下改稿了。这一策略无非是走个过场,事实上这事也无人追究,我就安心留在兰州投入写作了。
出版社把我安排在兰州战斗饭店,吃住全包,并派张正义老师担任我的责任编辑,陪着我住在饭店。那个明亮的春天,我的写作状态出奇地好,面对着我的17万字,我又拟了一个新的提纲,重新从第一个字写起。写作进展异乎寻常地顺利,每天,我的笔一飞起来就停不住,根本就不需要再想,小说情节在稿纸上自然流淌,并汹涌地冲破了我拟定的提纲框架,有好多情节都是自己临时跳出来的,完全不受我的节制。
我在战斗饭店明亮的房间里奋笔疾书,整整两个月里,除了到楼下吃饭,没下过楼一步。两个月奋斗,终于写完了!17万字变成了27万,一部沉甸甸的长篇,最终定名为《沙浪河的涛声》。那时印刷还是手工排版,速度极慢,稿子在印刷厂度过了多半年时间,等到书印出来已是1979年2月。据说那是甘肃省建国以来的第四部长篇小说。第一版印了10万册,第二年又加印7万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同步安排了长篇小说连播节目,连续播出了三个多月。当然,这本书一出来,我的文学道路上又生出许多新的故事,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摘要: 2016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致敬辞: 迟子建《群山之巅》
迟子建笔下常见的是小人物,即便描绘大事件,也是以寻常百姓的生活为切入口。因为她相信,真正让人肝肠欲碎的作品,其实是靠富有“质感”的冷静叙

摘要:
“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当然还是写乡下的事情。这几年我在下面跑,所思所想的问题都体现在这里面了。”在一家视频网站,贾平凹打了好几次磕巴,很不熟练地推荐自己的新书《极花》。和这个激烈变化的世界相处,

摘要: 人民网北京1月24日电
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近日在京举行,现场揭晓长篇小说年度“五佳作品”,分别是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芳华》、李佩甫的《平原客》、梁鸿的《梁光正的光》、范稳的《重庆之眼》
… 人民网北京1月24日电
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近日在京举行,现场揭晓长篇小说年度“五佳作品”,分别是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芳华》、李佩甫的《平原客》、梁鸿的《梁光正的光》、范稳的《重庆之眼》,其中,张翎的《劳燕》获2017年度“最佳作品”。
评奖方式新颖 评奖流程严格
《当代》长篇小说论坛脱胎于2004年创办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佳作”,至今已举办十四届,其“零奖金、全透明”的评奖原则在业界获得了良好口碑,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选当年长篇小说的五佳作品和最佳作品。
为强化专业性,本次论坛在评奖方式上进行创新,严格规范评奖流程。活动前期,经由资深评论家、学者、作家,以及各省区市作协、媒体和出版单位推荐、投票,排名前21部作品成为本次论坛的备选参考篇目。现场投票前,先由评议委员会对21部参考作品做简短评价,7位评议人(评议人由专业评论家和书评人组成,他们是:梁鸿鹰、白烨、孟繁华、王春林、杨庆祥、张定浩、绿茶)每人评述3部作品,择要突出亮点。而后进入投票环节,以全公开的有记名方式,严格计票、监票。此外,在活动举办之前,《当代》杂志官方微信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官方微信组织了读者线上投票,共8万余人参与。现场分别统计专家评议人、评委会及网络票数,按照比例相加,最终评出五部获奖作品和一部年度最佳作品。
回顾2017文学全面繁荣共同发展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在发言中表示,过去的2017年是中国文学全面繁荣、共同发展的重要一年,文学事业、文学创作、文学编辑、文学出版等方向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重要的进步,各个创作者都非常活跃,体裁题材竞相开放,文学人才不断涌现,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小说都呈现出发展、崛起的态势。
会议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吴义勤说道,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坚持,是文学对新时代交的一份答卷,我们要大力加强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促进当代文学的繁荣。与此同时,吴义勤还谈到了现实主义文学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比如作者要把文学性和艺术性放在第一位,现实主义文学也要谈艺术品位情怀。他表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论坛的另一部分主要内容是为第十九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总冠军颁奖。《当代》文学拉力赛创办于1999年,是《当代》杂志完全由读者来评选上一期文学佳作的活动,年终由读者在全年六期所发作品中提名、评选出总冠军,充分体现文学记录中国、文学关注现实、尊重读者选择的办刊理念。评选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一是随杂志附《读者调查》,供读者填写后回收;二是在《当代》杂志官方微信上推送新媒体问卷,多种渠道覆盖面广,为读者参与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经统计,本次共有800余位读者参与评选活动,汇总产生了本届《当代》文学拉力赛的三大奖项:获得“年度长篇小说总冠军”的是梁鸿的《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单行本名为《梁光正的光》),获得“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的是刘庆邦的《牛》,获得“年度散文总冠军”的是祝勇的《故宫谈艺录》。现场揭晓获奖结果,宣读授奖词并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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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篇是首届六位获奖者之一李国文,他在1957年以一个短篇《改选》一鸣惊人,又以获谴;二十年后却以轰动一时的《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复出一领风骚,然后在劝告诗人老去莫再写诗的同时,率先示范,毅然搁下个人写小说之笔,专意去梳理旧籍,写他的文史随笔。他是急流勇进复急流勇退。进退之间,显示了多面手的潇洒。

2016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致敬辞: 迟子建《群山之巅》
迟子建笔下常见的是小人物,即便描绘大事件,也是以寻常百姓的生活为切入口。因为她相信,真正让人肝肠欲碎的作品,其实是靠富有“质感”的冷静叙述、生动细节才营造出来的,文学表达更需要小提琴似的“如泣如诉”。
迟子建来自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北极村——中国最北的小村子。白山,黑水,森林,寒风,白夜、极光,深深刻入了她的心灵。历时五年完成的《群山之巅》,更是动用了她繁富的故乡记忆,环环相扣,建筑起一幅北国风情画式的空间背景。每个章节都有回忆,一个个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在各自的滚滚红尘中浮沉。在充满悬疑色彩的情节推进中,表现了爱与被爱、伤害与被伤害、逃亡与复仇、犯罪与赎罪、诡异与未知……这是一座人性的博物馆,也是一部批判书。小说表达了这样的主题:每一个卑微的灵魂都有梦想,都在纷繁芜杂的世界里寻求人的尊严。
无论文学思潮如何变幻,迟子建始终以其特有的沉稳、优雅、诗意,叙述着一个个哀愁而不失温情的故事,让我们在这个跌宕起伏的时代,透过生活的悲欢离合,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迟子建 1964年出生于漠河。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其中,小说集《雾月牛栏》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小说集《清水洗尘》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也是迄今唯一一位三次获得“鲁奖”、同时获得“茅奖”的作家。
在南国看到春花, 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非常感谢陈思和老师,接过这个奖杯,也印有您的指纹了;非常感谢主办方羊城晚报,也感谢东莞观音山风景区,感谢评委和读者,也感谢今天光临颁奖典礼现场的朋友,感谢花地副刊,在这里也见到了我敬仰的林岗先生、刘斯奋先生,他们是我敬仰的老师,也见到我的老朋友,陈世旭、谢有顺,还有我们老家出来的鲍十,特别开心。
我从黑龙江过来,方方笑着说,小迟子你下飞机是不是一路脱过来的,是的,我穿着羽绒服过来,在寒流还统治着我们北方的时候,我们在南国看到春花,确实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我写作写了有三十几年了,也得过一些奖,今天的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得到的奖的奖杯是观音山杯,太值得珍藏。这个奖给我心里的感觉是庄严的、清洁的,具有这样的气质。每到年终岁尾,评论界和媒体都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盘点,盘点过去一年各个文学门类的文学成就,今天评论界很多大家在这,包括陈思和先生、许子东先生、林岗先生、张新颖先生等,我记得最广泛的说法之一是,2015年是中国文坛的小年,我的《群山之巅》生于2015年,我把它获得的每一个荣誉,当成是在已经收获过的土地上,我像个农妇一样又回头捡麦穗,捡到了几颗麦穗,这几颗麦穗不可以果腹,但是可以温暖我,照耀一个写作者的生活。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不管是大年小年,都是平凡的日子,也是寻常的日子,有和风细雨的一面,也有寒刀霜剑的一面,就像《群山之巅》里的这些小人物经历的一样,既有欢欣也有悲凉,为了这欢欣和悲凉的人生,我将持续地写下去。
迟子建(羊城晚报记者 甘韵仪/记录)

《极花》
“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当然还是写乡下的事情。这几年我在下面跑,所思所想的问题都体现在这里面了。”在一家视频网站,贾平凹打了好几次磕巴,很不熟练地推荐自己的新书《极花》。和这个激烈变化的世界相处,他显得并不老练。
这部15万字的长篇小说昨天在京首发,面对评论家“他的作品犹如民族情绪的博物馆”“我们是吃你的奶长大的”等溢美之词,贾平凹始终面无表情地听着,他内心的动荡无人能识。但有一点大家看懂了,贾平凹执拗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世界对话——这些年,几乎每隔一两年,他就会推出自己的长篇新作。
写被拐妇女说的是凋敝的农村
《极花》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小说《老生》出版还不足一年半,是他写过的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
极花,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书中,农村女孩胡蝶来到城市,靠母亲捡垃圾维持生计,并供弟弟读书。当她自认为变成城市人的时候,却在第一次主动出去找工作时就被拐卖了。被解救回城后,面对人们的风言风语,她选择了逃离,回到了被拐卖的村庄。贾平凹说:“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主角‘胡蝶’——那个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极花》虽然写的是被拐卖妇女,其最终指向还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是城市不断壮大、农村在凋敝的问题,“中国处在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而一些村庄在消失。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就想把它写出来。”
贾平凹说,原以为这个题材需要40万字篇幅才能完成,却15万字就结束了。“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
事实上,这个题材“雪藏”了整整十年,贾平凹从未跟人提及。十年前,贾平凹的老乡有一次向他诉苦,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废品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找了整整三年,好不容易女儿被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面对这个难得的题材,“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了数百页的文字后,写不下去了。”贾平凹说,直到前两年跑过农村好多个地方,包括多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才获得他想有的写作感觉。
小说结尾,女主人公的生活看起来依然充满希望。“我故事里是尊重女性的。我记得当年《废都》出来的时候,他们老批判我,我很委屈,其实我对女性是最好的。”贾平凹补充道。
用1.0签字笔500字一页稿纸写
继2011年出版67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之后,贾平凹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2013年《带灯》、2014年《老生》,今年又让《极花》登场。
“不要再写了嘛,人家还没看完,你又写了。”贾平凹尽管听见了朋友的劝告,但是没法改了。因为对他来说,写作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令他“心安”的一种幸福。
他获得这种幸福感全靠一笔一画地手写,“贾老师到现在还是手写,用1.0的签字笔、500字一页的稿纸。”《极花》责任编辑孔令燕说。
2003年时,孔令燕第一次见到了贾平凹的手稿——中篇小说《艺术家韩起祥》,后来发表于当年的《当代》杂志上。当时已有很多作家开始电脑写作,但当孔令燕看到贾平凹手写的稿子时,被作家“有温度、有情感、还有些神圣感”的书写感动了,她甚至一直认为,贾平凹的作品和书写是融为一体的。
每一次幸福写作对贾平凹而言,更犹如探险。孔令燕说,《极花》的叙述方式很独特,与他近年来创作的《古炉》《带灯》《老生》完全不同。“他将水墨画的手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达到以实写虚,物我合一的境界。”对此,贾平凹也认可,“现在小说创作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但我却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我的文学是水墨的。”他说,这可能与他从小喜欢写字和中国画有关。
现在的文学像“清代景泰蓝”
贾平凹今年64岁,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是1974年,至今已创作四十余年。
就在前天,当他面对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演讲时,他回忆起了自己的青葱岁月,那时他和一帮文学青年在西安成立了“群木文学社”,条件特别差,但热情特别高,“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带着血。”他还抖搂出多年前的心里话,曾担心写作这条路生死未卜,“如果写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最后却一事无成的话,那我还不如早点去炸油条,去街道上摆一个地摊。”
贾平凹对时光的流逝很敏感,他一再说,“稍稍懂得一点小说怎么写、散文怎么写的时候,我却老了。”他更记得年轻的时候可以整夜不睡觉,一篇散文一个小时就能写完,而现在最多写上两个小时,就要看看厨房里有没有什么吃的,他说精力和体力在衰减。
他更不住地感叹,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他觉得上世纪80年代文学特别热,一个作家可以在一夜之间爆红,但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文学有太多的新闻元素。而如今,新闻元素完全从文学中剥离了,文学就是纯粹的文学。他看得很开,“现在整个社会不热衷于文学可以说是特别正常的事情,文学毕竟是人类中最敏感的一小部分人最敏感的活动,如果说人人都搞写作,都来空的也不行。”
但关于文学,他的失望也在不经意间表露了出来,“我们现在的文学确实太精巧,也太华丽,就像清代的景泰蓝一样。”他说,中外文学史上的那些经典作品,有些现在看起来显得很简单,有些可能显得很粗糙,但它们里面有筋骨、有气势、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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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纷繁离奇的新闻中剥离刺激元素蒸馏提炼出小说的厚实与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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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访作家们中,年齿最高的王火,还有宗璞,以及也达古稀之年的陈忠实(1942-2016),可以说是古典的苦吟派,他们各自捧出了凝结着毕生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的力作:《战争和人》。《野葫芦引》。《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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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穷一生的心血铸一朵金蔷薇相对,王蒙、贾平凹则在不断出手的长篇新作中,如炫技般变幻着思路、选材和手法上或多或少的新花样;又于文学主业之外,开辟许多分战场,王蒙评说古典,平凹挥毫题字,也都战绩不凡。两位略有不同的是,平凹尽量避免直接涉及政治,而王蒙乐此不疲地频频发表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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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莫言都是多年默默地勤恳笔耕,力求躲开非艺术的干扰,偏偏是总不免陷身于众矢之的的处境。刘心武为了发表一篇马建“有问题”的小说,于47岁鼎盛之年让位给74岁的新任主编。莫言因一个长篇书名而遭围攻,竟有同行上书建议开除其军籍。这两件事,采访者都没问,当事者也没提,是我多事在这里插嘴补报的幕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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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迟子建二位相差十岁的姊妹,局外人看来出道都比较顺利。我们几乎是追踪着她们的“进步”(安忆说“我对我的进步是满意的”),看她们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前行。王安忆回顾她从年轻到后来某种程度的反叛和回归,让我们了然她风格的多变,她深知自己的局限,又总是要在承认局限下有所突破。迟子建也做过多种尝试,但步履稳健,她还有更远大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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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是自认不属于任何“文学圈子”的作家,他以《尘埃落定》博得了万千读者的青睐。那时他已经在文学的路上踽踽独行很久了。他没有说,但实际上他也有着史诗情结:他要写的是“从传统到现代”。因此,他离历史和现实同样近。他说,面对发生的那么多事情,文学书写怎么能够假装歌舞升平?面临这样的现实,市场完全不重要。他固执,并坚守。阿来强调天赋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苏童也说写作需要天赋,王安忆说写作要有才华是一样的意思。这其实都是常识,有些成功的作家不提这一点,并非他们否认天生的才情和艺术敏感的重要,只是怕刺激失败的作手罢了。王安忆还强调作家必须诚恳。她特别关注自己的同辈,她说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张炜,都是对文字特别慎重的作家。她的意思可能是,敬畏和善待文字,与为人诚恳有关?也许就是“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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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给一般读者印象最深的是早年的《古船》,这同样是勇敢地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力作。第八届茅奖(2007-2010)授予他篇幅巨大达千万言的《你在高原》,可能只是茅奖近年有意向终身成就奖性质倾斜的一步,因为能从头至尾读完这部大书的同行,更不要说是普通读者,肯定达不到《古船》《九月寓言》《柏慧》等的读者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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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金宇澄,据说都是不事张扬的性格,埋头于低姿态的写作。他们分别经过多年的沉潜,而后在网络文学的促发下,找准自己的定位:麦家的“谍报”题材,金宇澄的上海方言写作。他们从没没无闻到占领市场,完全不同于前述作家们的常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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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刘震云、刘醒龙,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小说家。李、刘皆河南人,他们同是熟悉农村、农民,说起故乡事如数家珍,如说他们的不同,则佩甫更多农民老实那一面,震云偏得农民“狡猾”那一面,用他评孔子的话,夫子是刻薄的人,“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的人的悲悯”。与李佩甫、刘醒龙孜孜矻矻地书写着生身热土上悲欢离合的同时,刘震云显得总是不那么安分,你以为他变着方儿写生活的真实包括它的黑暗面吧,而他说他用力的是写人,写人性的复杂性,灵魂的复杂性,而不是社会层面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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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苏童,这一对分别落生在苏北、苏南的作家,可以说是江苏的双子星座,但他们的光远不限于照耀一省之地。他们和前述的迟子建、麦家都是习称“六○后”的所谓实力派。采访者跟毕飞宇、苏童的对话,我看了觉得不“过瘾”,似乎还应该延长,深谈。因为他们都是妙语如珠,不是说他们善于修辞,而是他们以从小具备的敏感和悟性,对自己,对文学,以至对外部存在,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多有自己的想法,说自己的话,总之,新见层出,——处处有自己的发现,这里不具引。他们走自己认定的路,必有更远大的前程,并以证明新一代摆脱老教条羁绊,达到“思想解放”的善果。还有周大新,徐贵祥,柳建伟,他们和莫言一样生在农村,来自部队,后两位且同样是“军艺”徐怀中的学生。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在现实和文学面前各有各的思考(柳建伟甚至说是“无解的大困惑”)。我浏览全书目录时,还产生一个题外的问题:岭南学者型的刘斯奋,在《白门柳》前二卷获第四届茅奖后;北方“纪实型”的张平,在《抉择》获第五届茅奖后(我们还一直记得他连续以《法撼汾西》《天网》《十面埋伏》《国家干部》轰动读书界内外),却都像封笔一样,不再写作和出版新书。是因为他们步入了官场的缘故吗?从这本书里得知,刘斯奋是在完成了《白门柳》第三卷后,改弦更张去实现平生另一个爱好——书画,全力以赴,亦已得偿宿愿。值得祝贺。张平在担任副省长的实职后,于日常的忙累同时,对现体制下领导干部的“任重如山”有了新的“太珍贵”的体验:“我从另一个层面看到了更为复杂,更加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我想,这对我今后的写作,也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促动。”好的,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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