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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场建设呈现出发展新特点

很多史学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写作原则,不写活着的人。韩愈遭贬时有一首《同冠峡》诗:“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也就是说,在人或事物尚未终结之前。任何结论都是靠不住的。《明史・刘大夏传》:“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白居易题为《放言》的诗为彻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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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所列举的这些事例说明,“试玉”也好,“辨材”也好,火候不到,时间不够,是难以辨别真假与好坏的。周公、王莽的例子更为深刻地说明,要辨别事物的真伪、善恶、美丑,需要足够的时间,千秋功罪固然由一时一地的一言一行聚合而成,但动机与效果两相背离的现象大量存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就看不清历史的主流。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写史,必须与史实保持足够的距离。那么,多远的距离才算是“足够的距离”呢?
韩愈和《明史》强调的是要等人过世了才能盖棺论定,白居易虽然没有否定盖棺论定的说法,却假设了事物的另一种情况:如果周公和王莽死早了,就会掩盖历史的真相。马克思曾对拜伦和雪莱之死有一段着名的议论:“拜伦和雪莱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凡是了解和喜欢他们的人,都认为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地,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时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看来,有时假设一下与史实不同的情形,不仅是有趣的,而且也是有益的。
但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严谨的史学家讲究“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文献”与“足征”是铁门槛。孟浩然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但若无“江山留胜迹”,若无“羊公碑字在”等史实为基础,则诗人登山思古的高论必然光彩顿失,其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沧桑感亦不复存在。当然,这句话所隐含的历史之“时间维度不可或缺”的观念更值得我们注意。但问题是,在瞬息万变的今天,人事更迭呈现出“网络时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两天”的景象,且我们早已走到了“文不足征”的相反一面,我们在文献的海洋中饱受信息过载之苦,随着时间的增加,有价值的史实将被信息烟尘纷纷淹没!事实上,早期网络文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如今已永远消失在虚拟世界的“忘川”之中,每念及此,今天的网络文学研究者已是不胜唏嘘,想必未来的文学史家会更加痛惜了。
众所周知,20年间,网络写手比电影导演更新换代要快得多,我们是否还能固守既有的史学观念,再由下代史学家为我们写史?据说,契诃夫过世没几年,关注他的人便分出了几大阵营,因为对契诃夫眼珠的颜色究竟是蓝色、棕色抑或是灰色而产生的纷争,使得他们彼此之间形同水火。现在,当我们为网络文学的契诃夫留下视频和照片的时候,无法料想它们对未来的哲人、诗人和历史学家有何意义,但我们有责任避免像前人给今人留下遗憾一样给后人留下遗憾。
自《华夏文摘》推出少君的《奋斗与平等》以来,在中华网络文学的广阔天地里,先后涌现出了多少作家作品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了。昨天还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今天却已过眼滔滔云共雾!真切地记住当下真实的状态,留住网络文学史上的每个精彩瞬间,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让固守陈旧史观的历史永远地成为历史吧!因为网络文学稍纵即逝的绝代风华,决不能听任无情岁月的风吹雨打。
网络时代,任何美好的时刻,都不应轻易任其悄悄溜走。尽管我们已无暇倾听朝青暮雪的感叹,但面对“―夜花开满树红,转眼花落万枝空”的网人网事,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的这些诗句,今天读来,简直就是对网络时代的精准预言!试想历史上何曾出现过比今天竞争更为迫切的“朝夕时代”?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历史转折时期,及时地记下每个真实的瞬间,这是否可以说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中华历史,一向高扬“实录”与“直书”精神。而好的实录,当推现场直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晚了20年!贺绍俊在评论马季《读屏时代的写作》时指出:“从史实出发,以史料说话,以事实说话。这也是中国史学传统的精髓,这就是直书和实录的精神。历史上有不少史官为了坚持这一精神而牺牲了性命。也曾做过史官的韩愈就深感修史之难。他在《答刘有才论史书》一文中,列举了司马迁、班固、崔浩等史官所遭厄难后感叹道:‘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所谓天刑,这是古人对天道的敬畏,我们姑妄听之。但人祸确实时时笼罩在古代史官的头上,不少史官因为坚持秉笔直书而被皇帝砍掉了脑袋。今天的马季当然不会面临皇权的威胁,但他却要面对另一种权威。这个权威就是理论话语的权威。……马季的秉笔直书,实际上也是要有悖于这种理论话语权威所设定的言说方式的,这恰是马季这部专着的可贵之处。”不拘陈规,不畏权威,不迷信既定言说方式,从阅读具体作品的具体感受出发,2006年前后,马季在《红豆》等刊物上一连发表了多篇网络文学评论文章,2007年底,他修订并结集出版了这些文章,于是就有了这本“用事实说话”的“网络文学十年史”。
作为第一部以“网络文学史”命名的着作,马季的这本书无疑具有开疆拓土之功,但同时也为后继者留下了有待完善和深入讨论的广阔空间。譬如说,究竟该如何撰写网络文学史,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重要问题。曾巩在《

一、引言

我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分析

一、暗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似离实合

欲清晰准确客观地梳理出历代文学前后继承的线索,梳理者视角的选择和转换决定着其能否最大程度地接近文学发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原貌。我们古人对文学史的认识、发掘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在19世纪之前,中国文学史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里蕴藏的一个点。笔者认为,文学史撰述初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式的表层为学习、模仿日本,而深层则仍然延续着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体、宏阔的文化视野。日本的文学史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着作又深受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影响,叙述者以一个全知全能者自居,自信能将纷繁复杂的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的文学事件、现象一一连接,从而演绎出一部类似八股文“起承转合”式的有固定模式的文学史发生、发展、演进的框架体系。其次,中国文学史早期叙事模式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怀疑批判精神绝不是至五四时期方才出现,在魏晋时期、明代末年同样表现突出。不管怎样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怀疑批判精神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绝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欲挣脱传统之束缚,进入一个新的叙事模式中,但因为其精神与中国古代文论接续得如此紧密,欲离实合,或似离实合。再次,重经术、重考证的中国传统学术牵制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慎重前行。

澳门威利斯人 ,有学者指出:“从试图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最早那一批人开始,人们就确认了在传统的目录、史传、诗词文话、选本与新的文学史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文学史正是这些本土学术的洋亲戚”、“所以,依傍传统的文学批评来写文学史,得的正是近水楼台的便宜。”[2]总之,上个世纪初学人开始撰着的中国文学史着作,其叙事模式表面上具备体系化、理论化而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的叙事模式大相径庭,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在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怀疑批判精神实质后欠缺细致的爬梳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离异的结论。其实,早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变,而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怀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息息相通,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在内在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国文学史着作中仍然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批评的痕迹,较少抽象的、逻辑推演的西方语言叙述模式。对这种文学批评语言方式,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先生反复申说其并无高下优劣,甚至还称扬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反映了批评者具备一种难得的“明澈的识见”(不以一个主观的我的姿态出现,分割、截断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他说:“批评家的先决条件也是要有‘洞彻之悟’的,对作品中的艺术性有了明澈的识见,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点、悟’的方式,还是用逻辑化的辩证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简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评。”[3]可见,发挥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色”、“当行”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中国文学史着作中,尽管有的文学史着作存在叙述语言弃文近白、叙述模式的体系化、突出民间文艺的位置等特点,但是其根本的叙事模式仍然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的批评精神契合,故而可谓之似离实合,“离”为离异,“合”为暗合。张法教授在“全国第一届文艺学高峰论坛”的大会发言中曾提出我们编撰“文学概论”和“文学史”应该以中国传统之“文”的概念为核心范畴,而不应该仅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这种看法是极有启发意义的。[4]

二、迎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似合实离

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由于政治的波动而出现了一个转折,总的来看是政治色彩浓厚,结合时代特征对古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诠释。有学者说“于是,每经过一段时期,尤其每经过一段政治上的波动,适应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新的要求,必会涌现出一批新的中国文学史教材”。[5]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大致成书于抗战时期。此书以“陶渊明及其作品”为题,开始即用很大的篇幅介绍陶的生平、家庭、经历、理想和人生选择,不惜在其诗中寻绎出相应的诗句以资佐证,甚至大段引述《归去来兮辞》的序以说明其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其次,以陶渊明34岁辞去彭泽县令为界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两期:前期“在社会服役,为饥寒奔走,对于当代政治社会,虽已感着厌恶,但他的人生主旨,还没有达到决定的阶段”;后期“作品最多,艺术的价值也更高”,[6]且选择前后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予论证。总之,前期突出其内心的苦闷及对东晋黑暗社会的批判,后期则对归隐的乐趣和淳朴的农村田园生活、风光进行赞美。再次,对陶渊明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作简单地交代,“他的文学语言,是质朴自然,清简平淡,而其特色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炼处见自然,所以高人一等”。[7]相比思想内容而言,艺术特色的论述是十分简略的。最后,结合后人对陶的评介指出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即:“可见一个不同思想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会在陶渊明的作品里接受不同的影响”。[8]可见,生平、遭遇等→作品的艺术特色是刘大杰先生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比较固定的一个叙事模式。

我们再看60年代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一章的叙事模式。其实,只要看标题即可,共分三小节:一是“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二是“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三是“陶渊明的影响”。[9]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深受撰写者所处时代、西方语言策略的影响,实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精神貌合神离。陶渊明为什么归隐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刘大杰先生认为崇尚自然自由的个性、东晋政治的“紊乱”、“黑暗”和“虚伪的礼法”是促使其归隐的三个主要原因。[10]前一个个性方面的原因如果还说得过去的话,后两个属于外在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然而刘先生的叙述却较为倚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有可能将一个人的成长、选择与其生活的外在环境一一对应,分析得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十足的空壳陶渊明,离鲜活、丰富的个性化的陶渊明相去甚远。游国恩等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说:“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11]主要结合其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决裂”分析其诗“对腐朽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12]和“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13]尤其突出强调其田园诗对劳动生活的反映,而且不惜如此夸赞:“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14]但我们只要细读陶的一些诗篇,就会发现其诗篇中对劳动的描写歌颂多是写意性和极富启示性的,它另有所指,至少不是那种朴实的劳动诗篇。面对文学这一极富灵性的艺术门类,将西方的因果式叙事思维嫁接过来,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点悟式”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已经相去甚远。硬要在外在社会政治环境、士人文化风尚等方面与作者的个人选择方面拉上关联的做法,显然是要显示作者的文学成就特点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必然性,但此种必然性有多少合理性呢?陶的归隐有无偶发原因呢?只有转换此种一元化的逻辑叙事模式,中国文学史上诸多如陶渊明一样的文学家才能以立体、丰富、生动、鲜活的面貌呈现在后代读者的面前。另外,游国恩等先生的着作中相对突出作家作品的人民性,显然与撰写者所受的时代思潮有关。

对陶渊明这方面的评论有可能成为欲加之辞,太多的主观性是撰写者不能自觉防止时代思潮侵入其叙事模式造成的。可以说,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充满着浓烈的功利色彩。“19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现实主义’成为惟一合理、正确的文学理论,它便以更加强制性的力量,规范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阅读。”[15]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针对以抒情为特征的诗词而创建、发展,与西方以史诗、戏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本来就隔着一层,如果硬要凑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所以,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际是一种似合实离的关系,这种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学史存在许多无法弥合的缺憾,最典型的是硬要将一些无甚关系和关联不很密切的现象纳入必然性的视野加以考察论述。综上所述,上个世纪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着作展现出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存在机械套用因果律过分强调必然性的特点,较少顾及文学发生、发展、演进过程中偶然性的一面,叙事详略重点颠倒,在对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叙述过程中,作家个人的生平、遭遇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占了绝大部分,且存在许多主观性的链接,而作品的艺术特色分析却相对薄弱。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功利实用的叙事观念,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僵化而失去生机与活力,时代的叙述策略很深地侵入到了文学史的领域。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相比上个世纪初的叙事模式是全新的一种组合,其根本的框架不像初创时期一样根本上源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而是西方叙事模式与中国特定时代思潮与叙事策略的强行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在是貌合神离。文学史上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归,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普遍受到人们的反思、质疑,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需要新的切入点或视角,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座建构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丰富理论宝库。

三、融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反思,主要是以西方文论话语为参照,提出了我国文论“失语”的问题。继之而起的是各个领域的深入反思,文学史叙事模式也受到了质疑,“重写文学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提法颇受人们关注。受此理论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新视角观照中国文学从而呈现出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中国文学史的着作,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比较具有代表性。此时期的文学史着作已然从上世纪初处于探索中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中清醒过来,同时对40至60年代局限于社会———政治批评模式的单一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缺陷有了自觉的摆脱,因而视野变得极为阔大,或从文化的视角,或从人性的立场,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注重从整体角度鉴赏文艺的精神内蕴,就文艺批评的内在精神而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成熟,极具民族和多元思维的特性。下面以袁编和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为例来看此时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情况。袁编《中国文学史》以“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作为第一节的标题。实际上,这一节较有特点的是探讨陶之思想性格,其中又以将陶之思想与魏晋玄学联系起来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因为魏晋玄学在特定时代多是被冠于佯狂放荡、虚无废务、浮文妨要等帽子,但是其中涉及士人言谈、举止、仪表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却被遮蔽起来,尤其是陶渊明体现出的“颖悟”、“旷达”、“率真”和统领它们的“虚灵”不会被人们充分真实自然地表述出来。“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16]

可见,对古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认识必须具备通达透彻的视野方可。袁编紧紧抓住陶渊明“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这两个人生支柱,前者多与儒家发生联系,后者与道家、魏晋玄学思想密切相连,二者秘响会通,从而认为“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点出“酒”与“琴”对形成陶之“艺术化人生”的催生作用。[17]袁编说:“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18]此种对田园诗写农村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及甘苦的评论与之前文学史中将其田园诗与接近下层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的看法,无疑是相当通脱的。因为“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19]而且,袁编将陶诗的分类扩大到五类也是比较彰显阔大批评视野中的细腻性的一面。袁编将陶诗的艺术特色较为倚重中国古代诗话中的相关评论,这方面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关联颇为密切,得出“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20]文本分析也比较细致深入,引用了《拟挽歌辞》、《拟古》等一些以前文学史中较少提及的作品。此部分还着重探讨了陶诗艺术的渊源,得出“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21]将陶与他之前的诗人作纵向比较,凸显陶诗在魏晋诗歌史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但是此处的论述可能未作全面考虑,因为陶诗的艺术成就在东晋时期是出于边缘地位的。再看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叙述者大大地淡化了陶诗在政治方面的意义,着重在陶的诗赋上细致地展开文本分析,尤其是通过局部词句的详析来呈现陶的诗文创作成就。首先,从人与自然和谐交融这个角度来理解陶诗,其中又分两个相连而程度深浅不等的层次,一是诗人“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悠然的生活”,认为这“正是人生意义的所在”[22]这个结论是通过分析《饮酒二十首》第五首中“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得出的;二是陶诗中出现的对生命短暂易逝的焦虑忧惧。“这种焦虑的身影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曾经闪现,但在那里很快被及时行乐的吟唱所代替。而到陶渊明,则以一种新的凝聚化姿态重新凸现了这种焦虑。此时自然与人的合一被转向了另一个角度,即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样不可抗拒死神的降临。”[23]

其次,对陶渊明哲理诗的评析也是此书的特色之一。以前的文学史叙事较少提及陶诗与东晋玄言诗的关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更多的只具有诗体上的价值,诗歌艺术成就向来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阻碍诗歌良性健康成长的障碍。章、骆本文学史却能客观地正视这个问题,指出:“作为一位身处东晋南朝之交的诗人,他的诗还带有较多的玄言诗的印痕,诗中好言哲理,但他高出一般玄言诗人之处,在能把哲理相当圆满地结合在对自然事物或者乡村景色的动人描绘之中,并因此创造出了一种富于诗意的玄言诗和前人未曾涉及的田园诗”。[24]不仅肯定了陶诗中有与玄言诗相似的地方,而且大胆提出玄言诗可能成为田园诗形成的母体和始因。且说《饮酒》与纯粹说理的玄言诗不同,它“用真正的诗的语言去表现内心对玄意欲言不能的感受”,“侧面展示玄意即在人心中的题旨。即醉酒的境界”。[25]如此的叙事模式,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叙述者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是抱着客观真实人性去领略作家作品的,这对塑造真实的读者群亦是很有影响的。最后,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精神的衔接方面。[26]章、骆本文学史在这个方面既有继承亦有开拓,如分析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之第二首时,通过分析此诗感情愈往后“愈急迫、强烈的”特点,认为这是“陶渊明后期思想矛盾的一种艺术外化”[27]。据此特点,从文学形式发展看,陶诗与阮籍、左思存在继承关系。能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省略的一些思维演进痕迹补齐,从而让人们更加明白陶诗与阮、左诗风相近是怎样一回事情。

总之,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中国文学史着作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视野开阔,注重从整体性上进行叙事,而且处于文学史叙事的融合期,借鉴、融合、吸收的养分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髓十分合拍,如人品文品论、天人合一、质疑批判精神等等。与此同时,由于时代各异,叙述者多元的思想决定了在叙述过程中时有突破,这对于从多方面理解中国文学史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大胆的尝试也产生了许多“隔”的现象,此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确实还处于融合期,远未上升到创新的时期。综上所述,上世纪初处于暗合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虽然在叙述语言上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但是精神实质仍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批评精神不期然而然地会通暗合,此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处于似离实合的暗合期。上世纪中期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处于似合实离的迎合期,时代叙述策略在语言、思维等方面很深地侵入了文学史领域,此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是典型的迎合时期,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似合实离。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是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融合期,此时期对陶渊明的叙事显然比前两个时期开放深入,时代色彩特别浓厚。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至今仍不成型,还处于趋向更加成熟的创新期,创新期远未到来,这与中国传统哲学、文论等思想资源的进一步深入发掘阐释的步调是一致的。文学史的叙事模式在今后将经历一个由借鉴反思到重新成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会愈来愈倚重,最终写出一部能最大程度令读者满意的文学史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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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型市场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许多学者依据不同的角度,对平台型市场有着不同的非正式定义。Rochet和Tirole在对不同的平台竞争模型(盈利平台和非盈利平台)研究之后,他们认为平台型市场的定义就是会对双边市场中不同边的用户进行交叉补贴并且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市场。

中央工厂+批发经营模式:企业在各个城市设立生产加工工厂,通过流水生产线和现代化的生产设备进行食品的生产和加工,以工厂为圆心,通过集中物流配送,将产品批发给本地及周边城区的商场、超市或经销商再销售给终端消费者。这种经营模式生产自动化程度较高,规模效应显着;在商场和超市中出现的面包更像生活中的必需品,销售群体比较广泛。但培养一支成熟稳定的经销商队伍周期较长,建立与大型商超良好稳定的客户关系难度较大。

二是对两场运作不利因素的过分夸大。城市多机场体系需要解决好机场当局以及航空公司两场运作的问题,处理好一定时期内因人员和设备设施分设造成的成本增加问题。但单一超大型机场,会产生因规模过大而不经济的问题,以及飞机在地面滑行和旅客在航站楼内步行距离和时间过长从而导致投资边际效益明显递减的问题。从国外实践经验可知,多机场体系在投资效益、旅客出行便利性和城市安全性等方面具有优越性。

Rsyman根据平台型市场的特征,例如网络外部性和产品捆绑销售策略等等,将平台型市场定义为,双边市场中一边用户的数量与另一边用户的效用正相关的市场。据此,Rochet和Tirole将其原来的平台型市场定义扩展,他们将平台型市场以一定的收费方式吸引双边市场的用户,并且其用户的数量取决于不同的收费结构,也就是说,双边市场上对不同边的用户有不同的收费方式或者是收取不同的金额。

连锁店经营模式:企业在城区周边设立工厂,制作成品或半成品,在市区人口密集的商业区和居民区设立各式各样的烘焙连锁店,包括面包房、西饼屋等。通过专门的物流配送将工厂制作的半成品或成品运送到市区门店进行现场加工、销售。这种经营模式多定位于城市的时尚消费群体,店面装潢整洁精致,产品新鲜、形状美观,受到大量年轻人的青睐。但维持店面的租售成本和营业管理费用需要大量资金,且烘焙产品售价较高,宣传力量和对应的消费群体尚需进一步扩大。

三、构建城市多机场体系的合理性

三、公路货运交易平台的发展模式

发展城市多机场体系的主要优点,一是能够方便旅客出行,避免舍近求远,对于超大城市尤为如此;二是能够充分利用老机场设施设备资源,避免浪费;三是在老机场周边已形成的一定规模的临空产业区,仍需要以老机场作为依托;四是多机场体系有利于提高城市安全性,应对紧急突发事件;五是从长远看,对一些航空需求潜力巨大的城市,单一机场难以满足远期发展要求,需要新老机场共同承担。

物流平台的概念源自于物流信息系统。而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方面,对于信息系统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了。有学者很早就发现,在库存管理方面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将会是日后仓储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城市多机场体系的功能定位模式

根据平台定义结合物流的特征,物流交易平台可以定义为,物流交易产品建立在平台经济的基础上,平台本身不制造产品,只撮合双方或者多方的交易,并且收取一定的交易费用或者是根据交易的利润专区一定的收益。

多机场系统可分为“均衡模式”和“互补模式”两种基本类型。

1.提供交易信息的平台模式

一是均衡模式。该模式下,同城的各机场功能定位差异不大,各机场的主导航空公司不同,存在业务的交叉和竞争。主要优点是利于完善主导航空公司在基地机场内的系统建设,促进各机场之间的竞争,提高服务水平;主要缺点是因各成体系,导致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容易出现“大而全”和“小而全”的重复建设和利用率低下等问题。

提供交易信息的交易平台是公路货运交易平台中最基础的交易平台类型。平台内主要提供车货配载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达成。

二是互补模式。该模式下,各机场功能定位差异明显,各主要航空公司同场运作。主要优点是通过不同机场之间的功能互补,合理配置资源,提高专业人员和设施设备资源的利用率,满足旅客对差异化航空运输的需求;主要缺点是对机场之间的业务划分、协调管理以及地面交通衔接条件要求较高,不便于两机场之间的中转换乘。

由于该公路货运交易平台是以会员制度经营,其会员多数是中介机构以及货代。车货双方在平台上搜索信息然后自行配对之后,在线下谈判然后促成交易达成。和物流信息平台性质类似的是,平台只是信息发布的场所,该交易平台也不对货物的信息有效性与否承担任何法律后果以及责任。

“互补模式”又可细分为按国际国内业务分割的“东京模式”,和按主辅分工的“上海模式”。东京模式,即东京羽田老机场运营国内业务,成田新机场运营国际业务。虽分工明晰,但由于国际、国内业务被人为划分于不同的机场,难以在同一机场内实现国际与国内航班之间的中转。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羽田机场扩充了国际业务,成田机场扩充了国内业务,有效缓解了中转不便的矛盾。上海模式,浦东机场作为大型复合枢纽机场,经营国际国内业务;虹桥机场主营国内业务。实践证明,“上海模式”的“一市两场”的功能定位是合理的,适应了上海市乃至长三角地区民航运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对于我国大城市多机场体系的
“一市两场”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运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平台的盈利模式主要有:

五、相关建议

会员费。注册成为会员之后,平台为会员有偿的提供相关车货配载的信息。

一是合理选择机场改扩建方案,慎重决策“废除一个,新建一个”的迁建模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民航运输的持续发展,今后我国“一市两场”的城市数量会陆续增加。要珍惜和尽量利用好城市既有的老机场资源,不应轻易废弃。

广告费。部分物流运输企业、设备制造企业以及物流管理软件企业会选择在平台网络上刊登宣传企业的广告,以借此达到提升企业知名度以及宣传企业产品的作用。

二是科学定位城市多机场体系发展模式。“一市两场”的功能定位应根据客观情况和发展条件确定。我国民航机场业务基本上由机场当局主导,民航国际旅客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型枢纽机场,且各机场中转比例普遍较低,这一情况决定了一个城市难以支撑多个枢纽机场,“一市两场”采用差异化分工的“互补模式”较为合理,“上海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代办费。在平台帮助会员代办车辆的验审、为会员的车辆上车辆保险以及提供贷款等服务事项的过程中,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

三是提升民航点对点直飞服务水平。随着近年来民航飞机性能的不断改善,机场开放数量和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我国高铁运输网络逐步完善,旅客对便捷性要求更高,建议对于航空点对点的直达运行方式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提升民航服务水平。来源:中国航空新闻网

此类平台的优势在于,会员公开发布车货配载信息,由此减少了传统物流交易方式中信息不对称的缺点,从而提升了车货双方的成交比率。然而平台同时也有一些缺点。由于平台只是信息发布的场所,所以双方的交易得不到源于平台方的保障。信息的真实性也不能得到保证。

2.依托园区节点的交易平台

园区型的交易平台现今已经逐渐在交易平台中成为主流平台类型。该平台的核心业务是为入驻园区的司机或者是专线业务提供商提供相关的车货配载的信息。同时,平台企业依托园区或者是货运场地这一媒介,建立相关的交易信息平台,为园区内的客户提供相关的查询服务。不同于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园区型的交易平台投资方与运营方有时并不是同一个,其投资方为物流园区管理企业而其运营方可能物流园区管理企业在建立该园区之后为了管理该园区成立的专门的运营公司。

平台会为已经入驻园区并且成为该平台会员的专线业务提供商、司机办理园区一卡通。进入园区时,会员需要刷卡。这样一卡通会将会员在园区内活动的所有的信息实时同步到平台上去。通常,园区的会员都会在各自的移动终端上安装平台的APP客户端,平台会根据会员提供的各项信息,推送会员所需要的信息。平台也会为车货双方提供评价制度。其评价信息将作为双方的信用记录发布在平台的相关领域,为后面将要与双方进行交易的企业提供相应的参考。

平台的主要在三种服务模式下获取盈利:首先是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的基础服务。其次园区型平台还为入驻园区的会员提供金融服务以及联盟服务。最后,平台还可以通过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代办服务。

由于园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大大降低了园区的管理难度,从而能够更好的保证园区内信息的有效性与真实性。其次,在双方交易达成后的评价系统服务能够将虚假信息筛选出来,并且可以通过评价将违规操作的承运人与发货人踢除出平台。而园区型平台也有一定的缺点。由于平台是线上管理与线下管理相结合,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运作。

3.提供产品服务的交易平台

提供产品服务的交易平台是一个依靠软件产品而建立的物流交易平台类型。制造企业通过平台的呼叫中心快速寻找符合要求的车源,平台的车货配载联网系统将这一需求信息传送到最近的物流公司或者司机的移动终端上,实现车与货有效对接。平台方面集合了大量的制造商企业和运力资源作为平台的双方。

平台的赢利点在于:

向供需双方销售其制造的软件或者是硬件产品。

系统维护费用。

为物流企业以及司机推送相关货源信息,并且对有价值的信息收取一定的信息服务费用。

向使用方收取软件使用时的数据流量费用。

这样的平台模式为供需双方提供了一个虚拟场所进行交易,并且用软件连接双方的需求,减少了交易环节从而节约了物流成本。但是由于平台在运营时需要向客户收取大量的软件使用费用,不能保证这样的模式能够持续吸引大量的客户。当客户对于产品体验不满意的时候,很有可能退出此平台。

4.加盟类的交易平台

加盟类交易平台现今作为吸引中小型物流服务提供商与需求方的一种模式,发展日益壮大。加盟类的交易平台不仅依托虚拟的信息平台而且还需要线下枢纽节点的配合,采用加盟制的方法,将散落在各地的社会专线和运力资源吸纳到自己的企业下,开展网络化的运输方式。在各路社会专线加盟到此平台下之后,采用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和统一标准的方法,将本来处于竞争模式下的物流服务提供商转化为联盟状态,以网络化的运输模式大大提高了物流服务的效率。同为第四方物流服务的延伸模式,不同于产品服务类型的平台,这一类型的平台强调为客户提供标准化和一站化物流运输服务,而弱化了软件产品在整个平台中所发挥的功能。

加盟类交易平台主要向加盟企业收取:管理费。增值服务费。其他费用例如广告费、门面出租费、仓储费等等的其他额外费用。

这一平台是提供产品服务类型的平台的线下模式,所以平台容易管控其所拥有的运输路线以及运力资源等等。而平台通过提供标准化的服务,能够有效地控制平台服务产品的质量,这样对于平台今后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平台由于是线上线下同时存在的状态,建设平台时需要的投资强度相对于以上三种平台类型而言要大,而投资方面临的风险系数也要大打增加。

四、公路货运交易平台在实践中的探索

1.公路货运交易平台经济的特征

公路货运交易平台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有两个不同的特征:外部性和多属性。

公路货运交易平台的外部性可分为成员外部性和用途外部性。平台的成员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平台一方用户的数量增加可以吸引另一方用户更多的参与到平台中来。以网络购物平台为例,平台中的卖方数量增加可以吸引更多的买方到平台中来进行交易。而用途外部性则主要是指,用户的数量和产品的使用数量相关。例如提供团购服务的平台中,使用客户数量越多,产品提供商才会提供更多的折扣产品,进而培养更多的客户群体。

公路货运交易平台的多属性是指在供需双方不平衡时,一方的用户就会对另一方的客户有选择的主动权。而根据平台提供的服务类型的不同,可将平台分为:相似性平台、交叉性平台和垄断性平台。不同的平台其多属性的强度也不相同。

2.公路货运物流发展现状

物流成本增加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统计,2009年至2014年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由原来的18.1%下降至16.6%左右。相较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德国物流总费用与GDP的占比来看,我国物流成本依旧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样降低了生产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从而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效率。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物流业中的逐渐渗透,物流业逐渐调整自己的运营模式。传统物流模式利润下降,物流业盈利越来越难。传统物流用价格优势与人脉关系等方式竞争已经难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市场急需转型融合,直至市场集中度变高。

物流企业小、弱、散、差

物流企业而今想要在行业竞争中突显优势,最主要的方式依旧是扩大规模。现今的物流服务客户中依旧被规模至上的理念所困。所以,国内的物流企业急需要通过整合与兼并等方式将自己的企业规模扩大至一定水平,从而吸引大批量客户。

然而现今物流企业虽说想要摆脱小、弱、散、差等局面,但是方式却非常困难。现今,我国公路运输企业已超过720万家,而其中90%均为中小型规模的企业,而大部分企业的主营业务依旧为单一的运输及仓储业务。管理以及运营方式混乱依旧是这些企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

3.公路货运平台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物流行业结合电子商务发展物流平台已经成为变革趋势。现今想转型或者拓展物流平台的概念的企业有很多,例如软件行业想要发展物流信息平台,小的第三方物流公司想加盟物流平台,快递企业想要整合最后一公里企业发展落地配平台,大型第三方物流企业想要建立园区做园区型平台等等。可是能将物流平台这一概念理清并且得到市场认可的企业却少之又少。

事实上,物流平台这一概念不能局限于电子商务系统领域,不仅仅是依靠信息管理系统就可以实现行业整合的。物流平台建设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生态圈的服务模式,在物流行业发展的长期实现战略整合。

物流平台现今知识依靠市场融资及贷款等方式来推销其平台模式,而并没有在实质上对其商业模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平台累计的资金流与信息流等赚取的利润依旧无法与平台运营成本相抵。故平台的发展模式依旧值得那些物流企业经营者深思。

现今,大家对于落地配的物流市场讨论与发展的比较多。而实际中,用户的需求却不仅仅局限于这么单一化的落地配,而更趋向于多元化、随机化与碎片化。并且,落地配问题讨论虽多,但是营商环境不改变,这种服务转型就无法彻底达成。这种格局下,许多物流企业引入O2O模式,希望以其互联网的力量整合物流企业,挖掘更多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成功案例却不多。所以物流企业仍需思考其公司能力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不要盲目跟随,才能在商业模式上获得一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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