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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材建设新成果《中国现代文学(1917-1999)思潮导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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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研究生教材建设基金”资助的《中国现代文学(1917—1999)思潮导论》一书近日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我校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李建东。该教材是我校研究生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选定教材。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去表达,记得刚开始去写东西的时候,只是想表达瞬间的一个想法,想记录每一刻的感受,因为那些东西是真实的,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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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427日,“中国新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5届学术年会”于济南召开,此次会议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盘点3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流变、成就、局限成了此次与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位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的主要议题。在会议召开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此次会议的组织者,著名文学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吴义勤教授,和他就近3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相关话题进行了一番对话。话题一:成就与局限

现代文学思潮发生与演进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产生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动荡的特殊历史阶段。受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以及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特点。西方现代文学大量涌入,带动了翻译思潮的兴起,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并涌现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多流派,是当代文学思潮形成的奠基。

关键词:中国文化;现代文学思潮;发生;演进

文学思潮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指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内,具有影响力的文学运动、文学流派、文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特指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思维活跃、流派林立、文化冲突激烈的特有历史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与文化交融的体现。

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产生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政治制度、人文思想和外来文化四大因素基础上的,并且是多因素交叉汇合的结果。因素一:历史时空的更迭。任何文学思潮的兴起并非时代耦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被公认始于1917年,但其思想的萌芽要追溯到1906年清政府设立西洋学堂。这一举措标志统治中国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无数知识分子思想被解放出来。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时,统治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也走向没落。旧思想消失,必然带来新思想的确立。这样一个历史时空更迭的重要时刻,文学思潮的涌现是时代玉成的产物。因素二:政治制度的影响。自古至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1]。文学思潮的涌现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得以应运而生,是基于中国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探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战争胜利这段时间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在新旧制度剧烈冲突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社会动荡不堪,政治制度也在矛盾变化中破旧立新、立而再破,但对于文学思潮的变化却给予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由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舞台,如陈独秀、李大钊、林长民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进入中国政坛,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涌现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中国当时正经历政治制度的破旧立新,五千年封建制度刚刚被瓦解,封建制度残余尚存,而新民主主义制度初立,整个社会正处于新旧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时期,而“揭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序幕的五四运动,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建立的奠基”[2],文学思潮与政治制度立场一致,必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因素三:人文思想的积淀。文学思潮的涌现离不开文学作品的积累和人文思想的积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与演进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大量的时代作品,它们“深入描写、真实记录了特殊年代人们的心理感受与灵魂扭曲等隐秘的内心世界”[3],这些作品铸就了特殊时代的人文思想,为现代文学思潮的萌芽与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土壤。因素四: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学思潮的涌现既基于社会变革这样的内因变化,又基于外来文学思潮的外因发生变化,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影响下,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可见,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产生与演进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是外来文化的直接涌入。另一方面是海外留学生带回的进步文学思想。

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经历了由兴起、到拓展、到丰收、再到转折四个重要时期。这段时期从191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我国社会遭遇剧烈动荡、经历剧烈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是我国文学思想饱受外来文化冲击、不断求新蜕变的时期,为当代文学思潮的产生孕育了土壤。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可谓“破旧而立”。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外国列强用先进科技与文化敲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大门,随之而来的不仅是船坚炮利的战火,还有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现代文明。随着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的涌入,在社会制度更迭的重要历史时期,以人文精神为主的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以儒学为主体的我国传统文学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戊戌变法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里程碑。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被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惊醒,也就此埋下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萌芽。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等新思潮不仅影响了社会文化、思想观念,更影响了文学思潮。随着封建帝制被推翻,文言文、八股文、科学制度也成为历史尘埃,随之而来的是白话文、外国名着翻译作品、中文名着的英译本、现代小说等文学形式涌现大江南北。尽管这一时期,人们的价值观正在重塑,社会文化在混乱中呈现出无序的、多样的状态,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已迫不及待地走上历史舞台。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革命期,是指1917年到1927年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从封建帝制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时期。标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核心人物是陈独秀与胡适,他们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分别发表了着名的《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两篇文章,且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新青年》杂志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的创办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鲁迅先生于《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着名的小说作品《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首篇白话文小说的开山之作。随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着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革命迅速席卷了中国大地,广大群众、市民、工商界人士等中下阶层的人们参与其中。而这些人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传播与发展的广泛基础,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演进的基石。

自1927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中,仍然没有间断文学革命。在文化思想的动荡中,各大文学流派逐渐成熟起来,不仅创办杂志,还在极力倡导自由主义。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由新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如太阳社于1928年创办《太阳》月刊,杂志主创人员均为共产党员。胡适和徐志摩等作家又创办了《新月》杂志,公开表明了维护独立的思想态度。这一时期的文坛处于矛盾争论中,文学界分为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一方是新月社,另一方是进步文学阵营。两大阵营的文学争论成为当时文坛一道风景。而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是,1930年3月鲁迅、田汉、郁达夫等五十余位作家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主要对马克思主义着作进行翻译和研究宣传。而巴金、沈从文、老舍、茅盾等一大批红色作家也成长于这一时期。

1937年至1949年这12年时间,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转折期。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爆发了激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文学思潮在战争的影响下涌现,也为战争的发展和最终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持。文学思潮由社会主义转向了爱国主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具有宏大的主题,将战争与生命联系起来,作品更具反思精神与批判精神。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是以不同政治区域为根据地划分的,中国出现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大文学区域并立的格局。国统区文学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民族存亡的忧怨,将社会的黑暗尽皆揭示出来,作品往往以批判性视角提出反思;解放区文学充满了光明色彩,对人物情感较少描写、甚至直接摒弃,作品中往往运用大量篇幅或通篇描写农民、士兵和干部,或为民歌、或为叙事诗、或为新诗、或为小说,体裁多样,如《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等作品;而沦陷区文学则呈现出人类处于困境中的觉醒与奋斗,展现坚毅的民族斗志的作品较多,具有深厚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新旧社会制度的交替更迭中,在人文思想涌动、社会处于动荡起伏的状态下,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中产生的。它经历了辛亥革命前期破旧而立的准备期、思想涌动的革命期、硕果累累的成熟期和走向没落的转折期。在起、承、转、折的四步曲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产生与演进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先国.从“想象”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J].南方文坛,2015:51-54.

[2]黄爱军.如何理解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0-116.

[3]王俊虎,董蕾.1920-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摭谈[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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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校一贯重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全面实施了
“南通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
“研究生教材建设基金”是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之一,其设立目的在于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学妹告诉我有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我心里自喜,终于有个地方可以尽情的发泄了,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不用为了什么去非要完成一个什么事情了,可是随手一翻别人的文章,好像更多的是帮助我打开世界的大门,让我从别人的眼里去了解这个世界。

当我茫然从黑夜里寻求到一束光亮,只有自己能看到,我不能对外声张,说这里是通往真相的道路,我感到无力、恐慌,却仍喜出望外,好像失明小孩找到了丢失的糖果,奔跑在黑暗的世界里追逐着光。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30年虽然没有涌现出鲁迅、茅盾、巴金这样的文学大师,但是从文学性本身来说,中国这30年的文学在艺术上的成熟程度恐怕要比现代阶段(19191949)强得多。”

       
世界很大,时间很短,我只想过简单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情绪,诉说自己的故事。

有些事物不能改变,因为规矩,很微妙的。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复苏到发展的30年,如果以10年为一期,您能为我们简要概括一下,每一期中国文学的特征吗?

         

我诚然不能长一双硕大的翅膀,飞离地面,这使我倍感不快,尘世浮华,人于繁华闹市、熙熙攘攘,有时觉得像个囚犯,手脚被拷着冰冷的枷锁,但上帝偏爱人类,我的自由是上帝给予的,它们都在高处罢了,可我没有翅膀。

吴:文学大概不能严格地分期,所谓“十年”之类的分期是很相对的,但大致说来,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的演变轨迹还是可以总结的。第一个10年是文学性的复苏时期,文学成为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主要精神通道,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在对“文革”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中,宣泄情绪,疗治创伤,重新寻找和确立文学的自我与文学主体性,并满腔激情地呼应时代与民族的现代性变革吁求。在这个时期,文学的精神启蒙价值与现实热情得以迅速恢复,而文学性的建构则因受旧有文学形态和文学思维惯性的影响而前行缓慢。第二个10年是纯文学性被确立甚至被“夸大”和“神化”,文学的现代性和形式本体意识高涨的时期。这个时期,先锋小说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面貌,满足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对于文学的“纯洁性”(去意识形态性)以及“现代性”的想象与期待。而探索诗歌、探索戏剧以及各种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的涌入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品质,强化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融合程度。第三个10年是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里面临新的迷失和重新寻找方向的一个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狂热的纯文学情绪的降温,随着大众文化和新兴传媒的兴起,文学的生产、组织与传播方式都面临新的变化,文学的边缘化与多元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文学正在回归常态,其影响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能力都有所减弱,但这恰恰给作家和文学提供了更为宽松和自由的创作环境,文学的形态变得更为丰富,新的作家类型和新的文学时尚也不断变幻,这反而使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一种富有活力的多元景观。

谁也不愿意做一个怀疑者,佛说生来就是为了修来世,耶稣说人生来有罪,他们太伟大了,他们大概是永远不可逾越的圣人,而圣经只给真正的智者的聆听。我崇尚这种说法。

记者: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学术会议,对中国近30年当代文学的盘点与定位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您怎么看中国近30年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局限?

总是习惯用浪漫的手段作为收束,大概是我本是一个不切实际浮想联翩的人,总是希望能改变一切,全然不知道这种念头是有多么虚妄。

吴:新时期文学这30年应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繁荣的30年,我甚至认为这30年的文学成就要超过现代文学的30年(19191949)。当然,这种观点可能有点激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同,但要看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30年虽然没有涌现出鲁迅、茅盾、巴金这样的文学大师,但是从文学性本身来说,中国这30年的文学在艺术上的成熟程度恐怕要比现代阶段(19191949)强得多。

但这让我感到一丝快乐,我全神贯注的投入着,把内心深处的任何角落通通掏空然后呈现,作为一个自我生命的主宰者,我可以更好的对面自己,以及了解自己,这是最谦虚的说法。

这当然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在20世纪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到改革开放30年可以说达到了更高的阶段,这必然会反映到文学的语言成就上;从主观的角度来说,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等人对文学性的理解常常是从文学之外的社会与历史因素出发的,他们对启蒙的重视,对国家民族以及人的现代性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对文学现代性的重视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在艺术上的追求。而新时期文学30年是以对“纯文学”的追求作为主线的,这使得各个文学门类都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锋小说提升了中国小说的叙事能力和文体形态,朦胧诗、新生代诗赋予了新诗更丰富的艺术内涵,学者散文、探索戏剧也都完成了对于两种文体的革命,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大脑的意识活动很奇妙,闪现的灵机抓住了就抓住了,漏掉了只能等待下一次思潮的迸发,危在旦夕,输掉的是时间成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比谁更多时间,只有谁比谁更能抓住机会。

至于局限,我以为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以及极端化的文学思维方式仍然是影响新时期文学品格的顽疾,新时期文学整体上仍显浮躁和冒进,热点变化过快,淡定从容之气不足,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建构的能力与效果。话题二:作家与作品

那语言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太少了,表达是一门艺术,艺术太美妙,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婴儿出生的第一体现即是哭泣,是表达;人们说话写字、绘画作曲,是表达。

“中国近30年文学的辉煌是由这一大批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风格而又有着独自价值观的作家共同铸造的。”

我一直深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在某一虚幻意念中,思绪也是可以达到最大程度的相同,前提得有线索,一个足以在脑中相互交映的线索,灵魂消融,一拍即合:太神奇,太有默契。我喜欢这种默契,正是因为它看不到,摸不着,是不能被扼杀的,这是对的。

记者:任何时候谈到文学都离不开作家与作品,从一个专业文学阅读者的角度,这30年有哪些作品和作家给您留下了最难忘的阅读经历?

那灵感于人,不是实体,它卑微地栖息于大脑深处,时刻遭遇着被淹没的为难,也曾想过蹦出一股力量,但因灯火太亮,房屋太密,讥笑声切。

吴:这个问题实在有点难。文学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活动,无论是从创作的意义上还是从接受的意义上,每一个精神个体进入文学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因而,人们会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部文学作品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那里引起不同甚至相反的感受与理解,这在文学的语境里是完全正常的。也可以说,在文学这里,所谓“真理”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要被广泛怀疑的。但这样说,也不意味着文学就不存在共识,因为人的感情、人性、对美的欣赏毕竟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对我而言,这30年给我强烈冲击、令我难忘的小说、诗歌、散文很多,不同时期、不同心境就会有不同的喜爱,实在无法简单地评出一个“最爱”。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小说方面张炜的《古船》、莫言的《红高粱》、张承志的《心灵史》、王安忆的“三恋”等至今印象深刻;诗歌方面,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舒婷的《致橡树》、食指的《相信未来》等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散文方面,我最难忘的还是巴金的《随想录》以及杨绛的《干校六记》。

与陌生人共进晚餐,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当你点亮烛光,摆好鲜花与菜肴,准备用最优雅的姿态迎接一切的时候,梦突然醒了,接连的是悲痛欲绝,如丧考妣。

记者:您也提到现代文学30年有像鲁迅、茅盾、巴金这样的文学大师,您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文坛谁堪称领军人物?

空负才华而不遇的矫情和抽刀断骨血复流的惨痛遭遇可以相比较,却没得好比,也没有谁比谁更幸运。

吴:让一个作家代表30年有点难,而且这30年的丰富与博大确实也不应该用一个作家来代替。我更愿意用一代作家来代替,王蒙、马原、王安忆、莫言、张炜、贾平凹、余华等作家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代表性。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是由这一大批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风格而又有着独自价值观的作家共同铸造的。话题三:诺贝尔奖与前途

文学和音乐于我而言有着太大的情愫,还有启迪,不是弱的,可以引导我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对我而言,文学是潜在智慧的一种文字表达,区分于艺术作品,但同样是艺术的殿堂,最大程度地展现微妙的线索,充斥着人类的反思。

“在我看来,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的成就足以造就35个诺贝尔获奖作家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是对当今世界文学的一种重要贡献,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中国都是世界范围内文学最繁荣的国度。”

生存需要面包,生活需要诗歌,生存包含着生活,生活又脱胎于生存。只吃面包会渴死,没了意义,而诗歌就像一股清泉,纯净又浑浊、浪漫又邪恶,是自发的;人性渴望着爱的泉涌,赋予着艺术的气息,是浪漫的,拥有艺术即对一切事物充满着深厚爱意;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始祖创造了语言,是为生存,也为诗歌;生存是交流,是沟通;诗歌是表达,是艺术。

记者:您对中国近30年文学的评价很高,但也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您认为在世界文学背景下,中国近30年的当代文学是何种地位?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迟迟没有大陆的作家获得诺贝尔奖,是不是说明世界文坛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漠视或者是价值的否认?

有人面包当作诗歌,去填饱肚子,反而饿死,原因是没喝过水,死的太冤枉了,面包是它们永远的真理,那下一代也饿死,传承万世。

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公布,国人又一次品尝了失意的滋味。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确实与获不获诺贝尔奖没多大关系。获奖当然是好的,但获奖的价值与文学本身的价值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在我看来,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的成就足以造就35个诺贝尔获奖作家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是对当今世界文学的一种重要贡献,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中国都是世界范围内文学最繁荣的国度,我们一年有一千部长篇小说,我们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应该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在世界上是得到了广泛认可的。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奖金很高的文学奖而已,他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加上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语言翻译等问题对评选结果产生的影响,中国作家不得奖也是情有可原的。总之,不得奖,既不代表中国作家不具备得奖的水平,也不代表世界文学界对中国文学价值的否定与漠视。

真理与欺骗,傲慢与偏见并存

记者:中国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30年间可以说经历了大起大落,从当初的盛极一时,到如今的“边缘化”,您怎么看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前途与出路?

讲到真理与智慧,太神圣的词藻,总有人拿来当扫把使,比如:数学的起源始初不是为了算账,物理学也是,于是被贼盗取用来盖房子、商品交易还有军械制作,在西方古典时代,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曾经遭到哲学家们的鄙视,说他们糟蹋了人类,一面咒骂着,一面享受着他们带来的便利。

吴:新世纪只是一个客观的时间变迁,它并不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因此,我不太赞同新世纪文学的提法。很难想象,2000年和2001年的文学会有某种质变,我以为新世纪文学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自然延续,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总结的特征。它的前景其实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前景,我的看法是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文学会一直存在下去,只要我们有精神的需要,有审美的需要,有语言的需要,文学就一定不会死亡。但我也指出,文学会面临很多挑战,会不得不发生很多变化,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危机,也许,某一天文学会跟传统的文学在生产方式和阅读方式上都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们需要在网络、传媒和读图时代全面来临时有更多的心理与精神准备。

耶稣和佛是不会原谅他们的。

我为什么难过?

我难过,因为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我深表同情,对自己,对一切。对于乌托邦世界的说法,我是支持的,反过头来看,这也真是上帝和佛祖给予我们的一切,在苦痛当中,寻求真理,要说真理就是乌托邦,那终将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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