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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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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摘要:茅盾为国内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所作的眉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文艺的弊端,建立在细读文本基础上的眉批无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批评立场和着眼点。茅盾没有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他以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方式表明,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决不能以意识形态标准代替艺术标准,而应尊重艺术规律的特殊性,通过细致解读作品文本,切实挖掘作品的深层意蕴,特别是那些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和艺术效果相龃龉的地方。他的诗歌批评的风格尺度也始终建立在仔细品读和揣摩诗歌文本的基础上,并且巧妙地将中国古典诗歌以画理入诗、融绘画于诗情的笔法运用于自己的诗歌点评中,使他的诗评充满表意的形象性。

关键词:文本细读;茅盾文学;眉批;文学批评

20世纪50—60年代,茅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一方面,作为新中国的文化部长和文联、作协的主要领导人,茅盾渴望以全新的创作实绩表达他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展现他作为继鲁迅之后左翼革命文学旗手的风采;另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深植于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一贯追求,又使茅盾的创作和批评理念很难完全融入文学、政治一体化的时代风潮中。于是,他的文学批评则呈现出较为矛盾和复杂的状态。《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汇集了茅盾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8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40余种作品所作的眉批,在1996年茅盾百年诞辰时出版面世。这套眉批本文库极为真实地记录了茅盾对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的精细解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文学审美批评的始终如一的坚守和垂范。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既是对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温与反思,从中寻觅到1940—196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在作家创作和茅盾文学批评历程中留下的特殊印记,也可以发现文本细读作为茅盾文学批评的灵魂在当下的跃动,以及对今天文学批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启发。

一总共四卷的眉批文库包括长篇小说卷两本,即杨沫的《青春之歌》和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篇小说卷一本,内含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诗歌卷所涉诗人诗作有阮章竞的《漳河水》、《迎春橘颂》,田间的《田间诗抄》、郭小川的《月下集》和闻捷的《河西走廊行》

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的中短篇小说卷,它由茅盾对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等短篇小说所作的眉批构成,其中对《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批语就有59条,内容涉及到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语言修辞和语境等。《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凭借《保卫延安》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杜鹏程在1957年发表于《延河》杂志的中篇小说,刚刚结束了战争题材写作的作家将笔触伸向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筑路事业———宝成铁路的修筑现场,真实地描写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人在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业绩,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反映了他们从战争状态进入到和平年代之后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单行本出版的1958年7月,杜鹏程就将扉页上写着“敬请沈部长指教”的小说赠予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一贯以扶持文坛新人为己任的茅盾,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对小说做了逐字解读。在59条眉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阎兴和梁建而作。他们是一对战争年代的战友、曾经的团职干部,在纵横一千多里的铁路工地上,又分别担任了拥有一万多名筑路职工的第9工程队的正副队长,原本都有争当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雄理想的两个人却在这个特殊的战场走上了不同道路:阎兴始终保持了在艰难困苦中“奋不顾身的革命劲头”,梁建面对艰苦的筑路工程,以自己的奋斗历史和革命本钱作筹码,逐渐丧失了奋斗的意志,多次萌生了逃离的念头。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杜鹏程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塑造阎兴这样的英雄人物,小说中也不乏颂扬赞美之词。但茅盾显然对梁建这个形象更有兴趣,每到与梁建相关的章节,他都品读得格外细心:比如在小说的第45页,作者描写了一段梁建在江边看到人们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后的心理状态,看着卖柴禾、核桃、酸枣的老乡和修表、钉鞋、算卦、耍猴儿的街头手艺人,梁建觉着:这些卖艺的、挑担的、摆摊的、东奔西走混一碗饭吃的人,或许有他们的难处,可是倒也逍遥自在。不是吗?他们随便捞几个钱,把肚子塞饱,哪怕天塌下来,也不熬愁。任务呀,工期呀,雨季呀,洪水呀,材料呀,图纸呀,计划就是法律呀,跟自然界作斗争呀,与这些穿草鞋的农民、做小生意和耍小手艺的人,有啥相干?梁建暗下决心,要继续对筑路工地上救火一样的工作保持冷静,遇到使别人心肺都要炸的事,也得沉住气。茅盾先生对此作了这样的眉批:“这一段写梁建思想变化,颇有特色,不落俗套。”之后,围绕小说对梁建的描写,茅盾还作了多处眉批,比如对梁建看到纤夫拉纤时的心理活动,茅盾毫不掩饰赞叹之情:“插这一段好!因为也是写梁的思想变化的。”[1]而小说透过另一个人物韦珍的视角描写梁建的文字,也引起了茅盾的关注和肯定,他多次在空白处写下“从韦珍的心目中写梁建”,“这一段好”,“从韦珍眼中写梁建”[1]等批语。说明茅盾不仅对小说文本做了贯通一气的仔细阅读,还对围绕梁建性格变化的描写进行了揣摩。陈思和曾经指出:“文本细读的功能在于探讨一部作品可能隐含的丰富内涵与多重解释,窥探艺术的奥秘与审美的独特性。”[2]那么,茅盾在特定年代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及其所作的眉批,对于今天我们理解把握原作《在和平的日子里》到底有什么启发性和指导性?又折射出哪些时代特征,以及茅盾批评理念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立场呢?众所周知,小说评点通常都是体系严谨、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文字,但眉批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即时产生的灵感和想法,随读随批,三言两语,不仅有突破固定批评模式的功效,还有简洁、直观,一语中的的艺术效果。茅盾的眉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并“关注与支持‘中间人物论’”。[3]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眉批无疑体现了他的批评立场和着眼点。就《在和平的日子里》而言,虽然阎兴这个形象是作家杜鹏程倾心打造的和平年代的革命英雄人物,但梁建的形象却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代表性。事实上,杜鹏程在小说中对梁建的描写也时而流露出既批判又惋惜的矛盾心理,身处险情频发的筑路现场,梁建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责任,但面对精神和体力的超负荷支出,梁建又常常抱怨工地生活击毁了他的健康,从而产生了退缩的念头。正是这个处在矛盾中的人物,引起了茅盾浓厚的兴趣,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原则的茅盾认为:“矛盾往往集中在这种人物身上,他们也是一种典型。”[4]这一时期的大连会议上,茅盾还在发言中指出,写工人农民,不能只写两头,即只写作为学习榜样的和作为批判对象的,也应该写处于中间状态的,并且要作为典型来写。茅盾在自己的阅读中身体力行,将阅读视野始终围绕着梁建,以及与梁建思想变化相关的人物及其关系展开,他关注的梁建,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现实的人”,[5]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复杂关系。正因如此,茅盾对《在和平的日子里》所作的眉批中,没有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他以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方式表明,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非英雄人物,都不能以意识形态标准代替艺术标准,而是要尊重艺术规律的特殊性,通过细致解读作品文本,切实挖掘作品及人物的深层意蕴,特别是那些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和艺术效果相龃龉的地方,引导读者进一步体会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奥秘。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

“长篇小说卷2”,是茅盾对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的代表作品《草原烽火》所作的眉批本,这是茅盾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文学大家的宽广胸怀关心、扶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又一个例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就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民族地区的文学事业特别关注。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彝族作家李乔、白族作家马子华等,当年都曾得到过茅盾的指导与帮助。”[6]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已身居高位的茅盾,阅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数量之多,阅读之深、之细,可为后世垂范。他曾撰文称赞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政策出发”。尽管建国之后的茅盾意识到描写工农兵、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将是每个艺术家创作必须严格遵循的文艺路线,但他从不讳言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这也是茅盾现实主义文学观的重要立场。1962年,茅盾又高度评价了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他说:“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7]这些切中肯綮的批评,在少数民族作家主体精神和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四十多年后,年过花甲的玛拉沁夫仍记忆犹新:“使我感到敬佩的是茅盾先生以那样简洁的评语,准确地概括和认同了多年来我苦苦寻索的属于我的那种艺术感觉和艺术方位。”[8]与玛拉沁夫一样,乌兰巴干也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草原烽火》作为建国后十七年中长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在1958年和1959年先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时,以叶圣陶先生的小说评论做了代序。茅盾的眉批本中收录的正是对这一个版本的批阅。《草原烽火》以洋洋40万言的篇幅,展现了科尔沁旗草原上蒙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封建王爷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茅盾在全部80条批语中,将文本细读“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流与碰撞”,“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为熟悉或为陌生的心灵世界”,[2]袒露了他的真实情感和阅读体验。这首先体现在茅盾阅读中对作品文学性的高度关注。茅盾眉批《草原烽火》针对的具体对象,有时是一段情节描写,有时是一段叙事文字,有时是某个具体的词句;无论褒贬,都是出于个人情感或审美的需求,融进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主观愿望。比如小说第一章里,作者透过主人公李大年的眼光,描写了草原上的自然风光以及玩耍着的孩子们和奔突的野马群,茅盾在相关的4段文字旁边做了标记,并批注“写得绚烂、矫健,如奇峰隆起。”[9]在小说第32页,作者有数段描写奴隶扎木苏荣和李大年在暗夜里会面的文字:夜徐徐降临。十八道冈子,变成波澜形的暗暗的长影。一只夜猫子从冈子里飞出来,落在冈下的一块石头上鸣叫。那块石头远望象一条趴牛,所以人们叫它趴牛石。……暗夜的云层里透过了镰刀似的月亮,一个人在远远的路上摇荡着身子,渐渐走进趴牛石旁,把夜猫子吓飞了。这个人正是赶来接头的奴隶扎木苏荣,当他伸手去摸石头底下的小洞时,发现藏在里面的皮套子没有了,扎木苏荣立即意识到他要联络的人已经到了。在这段文字旁边,茅盾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八个字:“金鼓之后,笛音悠扬。”这既是对作家描写技巧的赞叹,也有助于读者深入小说的语境,令读者对下文即将到来的扎木苏荣和李大年的会面充满了期待。对于作者在人物描写方面的手法,茅盾也多有赞赏,认为“有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手法的痕迹”。[9]显然,在细读和点评《草原烽火》的过程中,茅盾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他沉浸在小说营造的世界里,之前的人生体验,作为文学家、批评家的艺术经验与小说的艺术世界互相融合、互相碰撞,因此,对于某些失当的人物语言和对话,051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知识分子气”,“知识分子的语调”。可以说,我们在眉批本中见到的茅盾,是较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影响,对艺术规律有着清醒、自觉认识的茅盾,他的眉批,完全是一种个人化阅读、体验、阐发的过程。尤其令人感佩的是,茅盾虽然点评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草原烽火》,却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作为参照,他仔细辨析了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具体到每一个字词,为此耗费的心血可见一斑。在当时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围里,“谨小慎微”、“有时甚至到了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程度”的茅盾,[10]也许并没有想到这套眉批本会公开出版面世,他只是全身心沉浸在文学文本所提供的艺术世界里,情之所至、兴之所至、言所欲言。今天看来,茅盾当年的细读,还充满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前景的美好期待。这里当然有茅盾对一个初露头角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宽容的批评意向,因为“乌兰巴干当时是用蒙语构思,汉文写作,语汇贫乏,常常词不达意”。[11]虽然小说文稿在出版之前,已经得到出版社编辑长达8个月的逐字逐句的编辑加工。但茅盾所作的点评,不粉饰、不隐晦,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绝少激烈言辞,始终和风细雨。具体从辞藻、修辞,再到结构、叙事,做多方位的体察、辨别和指导。可以说,茅盾在细读小说文本的同时,也提供了细读文本的具体方法,再次确立了文本细读在他文学批评理念和范式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三早在新文学初期,很多文化人都热衷于泛泛地抨击旧文学、宣传新文学,一些富有新气象的作家和作品反而遭到冷遇。茅盾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到这些文学作品散发的现代美学气息,做出了卓有洞见的评析

比如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甫一发表,茅盾就撰文介绍它“委实不是肤浅之作”,而是“空谷足音”,寥寥数语就肯定了郭氏诗歌在新诗草创期的价值,同时也证明茅盾诗歌批评的起步之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诗歌卷里被茅盾评点的4位诗人及其诗作,“并不拥有经典化的文学史地位,却有某种公式化和概念化特点”。[12]但茅盾对待这些作品的态度和他文学批评的风格尺度仍然建立在仔细品读揣摩诗歌文本的基础上,“不但维护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和个性,也坚守了文学批评的语言感受和审美体验底线”。[12]他字斟句酌地对诗歌的语言形式、音节音韵、节奏结构乃至总体风格一一作了评点。其中他最关注的莫过于诗歌的语言之美,因为诗歌反映生活具有高度的集中性,这就要求诗的语词必须极为凝练、精粹,用极少的言语去表现丰富的生活内容。阮章竞的《漳河水》虽然是一首叙事诗,但作者并不重于叙述故事,而是着力于选择最具典型性的生活现象,用生动、含蓄、精炼的诗句刻画3个农村女性的精神世界。在诗集的扉页上,茅盾就写到:“作者的诗句有两个特点:一是群众语言的加工,二是融化成语,不但和前者不调和而且特别新鲜。”[13]①茅盾特别在“种谷要种稀留稠,娶妻要娶个剪发头。种玉茭要种‘金皇后’,嫁汉要嫁个政治够”四句诗歌后面做了标记,并批注曰:“只四句就写出了双方的情投意合。”[13]在之后的批注中,他多次使用“新鲜”、“风趣”、“妙”等词汇表达他的阅读感受,特别是茅盾留在组诗《新塞外行》扉页上的一大段批注,几乎成了阮章竞诗歌研究中的权威性观点,被广为引用。茅盾说:“这一组诗大部分是好的,有清丽的诗,也有豪放的诗。句法有民歌体,也有古典诗体;诗的语言有加工的人民语言,也有文言。形式上有创造,能自铸新词,想像奔放,色彩斑斓……”[13]他充分肯定了阮章竞在诗歌语言及表现形式上的成功探索和实践。与此同时,茅盾对郭小川《月下集》的眉批中却流露出对诗歌语言、句法、音节等方面的不满与批评,态度鲜明,毫不留情。尽管收入《月下集》的诗歌中有不少都是诗人郭小川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比如在《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的末尾,茅盾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此诗探求新形式,但何以把整句拆开分行写,有时两字占一行,有时半句占一行,却看不出什么规律,全诗押韵也没有规律。”[13]对《致大海》一首,茅盾则在空白处批注:“大凡写诗,初稿是一气呵成,音节上的推敲,形象上的琢磨,都在修改时为之。往往一句诗会修改几遍,或完全推翻原来的意境,另写新句。”[13]这段批语似是在泛泛探讨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却隐含着对郭小川在诗歌创作时不注重字句推敲的批评。虽然批评对象不同,诗歌形式不同,但茅盾一如既往践行着他对诗歌艺术性因素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他文学批评理念中恪守的原则和立场。在重读眉批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茅盾作为一个具有深厚艺术修养的文学巨匠,在诗歌眉批中时常发挥想象,巧妙地将中国古典诗歌以画理入诗、融绘画于诗情的高妙笔法运用于自己的诗歌点评中,使他的评语充满表意的形象性,有效地唤起阅读者的视觉经验,加深对诗歌作品的理解。这里以对《田间诗抄》的眉批为例作一点探讨。田间因抗战时期创作了诗歌《给战斗者》而被称为“时代的鼓手”,他的诗风也被定格在激越短促、铿锵有力、富有战斗性和鼓动力等方面。但茅盾对《田间诗抄》的眉批,却发掘出田间诗歌诗情与画意的和谐婉约之美。他评价田间的《渔夫之歌》“深情寄于白描”,称赞《巴尔干山上》“如泉水淙淙,读之有清凉之感”,认为《给黑海》“像一丛雏菊,逐朵看,不见特异然而整丛看,却有惊人的美丽。”[13]对田间诗歌在感情表达上的节制含蓄、语言上的简约清丽给予了洞烛幽微的审视。众所周知,茅盾早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就是新文学阵营里很有影响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对中国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已有研究者统计,茅盾一生的着述中可纳入文学批评范畴的文章多达887篇,[14]跨越现当代两个时代。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批评大家,茅盾的文学批评自始至终都很重视文本细读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取代了文学审美风格的多样性,且文学批评生态已不太健康的20世纪50—60年代,茅盾依然以孜孜不倦的态度,坚持把文本细读作为他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他随读随批,以眉批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文学感悟,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一个大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和不朽的文学情怀。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47.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

[3]程光炜.茅盾建国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J].南都学刊,2004.

[4]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193.

[5]茅盾.茅盾文艺评论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873.

[6]李鸿然.茅盾,民族文学的朋友与导师[J].民族文学,2008.

[7]茅盾.读书杂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56-57.

[8]玛拉沁夫.想念青春[N].文艺报,1996-1-26.

[9]茅盾.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29.

[10]杨守森.小说大师与文化部长———茅盾建国后的心态分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

[11]石湾.《草原烽火》的诞生[N].中华读书报,2010-3-10.

[12]王本朝.文学风格:茅盾当代文学批评的美学底线[J].文艺争鸣,2015.

[13]茅盾.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5.

[14]周兴华.“我”与“我们”:茅盾作家论的意义标志[J].文学评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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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圈教学法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应用

摘要:文学圈作为一种阅读教学法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蔚然成风,作为一种新型的阅读教学方式,文学圈适用于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活动。文学圈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的应用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学生不读作品的困境。

关键词:文学圈教学法;中国现代文学;应用研究

在高师院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了解现代文学三十年来发生的文学现象及经典作家作品,而“鲁、郭、茅、巴、老、曹”这些经典作家即涵盖其内。学生熟悉掌握现代文学史及经典作家作品,不仅有助于积淀其人文修养,而且还可以为将来走上教学岗位的学生积累必要的现代文学基础知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授的质量及效率至关重要。就目前高校该课程的教学而言,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教学,授课教师是课堂的绝对中心,教师在课堂中普遍进行的是填鸭式教学方式。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优点在于教师能完全掌握课堂教学的秩序,能够合理分配教学的重难点,不过此教学方式还有一个很大弊端,即是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没有让学生完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所以,就教学效果而言,这种教学方式效率有限。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普遍采用的传统教学方式,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其他教学方式,改变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的困境。简言之,即是采用文学圈教学法,进行合理有序的应用。

一、文学圈教学法的内涵及实施方式

文学圈教学法的概念及内涵

作为一种阅读教学方式,文学圈最早的发现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城的一名小学教师卡伦•史密斯,1982年,卡伦•史密斯一次偶然机会在教室内落下了一批阅读书目,这些书目遂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学生争相阅读,发表看法,甚至自发组成讨论小组,在以后的期末考试中,令人感到神奇的是这些学生的阅读成绩大幅度得到了提高。而卡伦•史密斯所教班级的这种阅读经验,被本校教师大力推广。卡伦•史密斯所发现的这种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阅读活动便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学圈的雏形。文学圈概念的正式提出要归功于美国学者哈维•丹尼尔斯,1994年,哈维•丹尼尔斯的巨着《文学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室里的声音和选择》正式出版,在书中,作者详细地界定了文学圈的概念,其认为“文学圈是以合作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暂时性的弹性阅读小组,小组成员自主选择并阅读同样的故事、诗歌、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在完成独立阅读之后,小组共同决定要讨论的内容。成员根据自己在小组中特定的角色和职责为下一轮将要举行的讨论会做准备,按照各自分配的角色,设计阅读作业纸,准备讨论时的问题提纲。在讨论会上,成员根据自己先前准备好的问题提纲与教师和组内其他成员进行讨论,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各阅读小组完成一部书的讨论之后,成员会以恰当的方式,集中而创新地展示、交流作品中的精彩部分,这样有利于同更多的团体成员交流和共享阅读的快乐和惊喜。最后,完成讨论的小组之间进行必要的成员交换选择更多的阅读材料,组成新的文学圈,展开新的一轮阅读与讨论。”[1]从以上哈维•丹尼尔斯对文学圈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学圈阅读法适合的最佳领域是阅读文学类课程,如小说、诗歌、散文等课程的教学应用。学生在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自由阅读的过程中,独立产生对这些阅读材料的兴趣,然后自发与同学结成讨论小组,讨论交换自己的阅读心得。这种阅读方式有点类似于国内流行的班级读书会,不过,与班级读书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文学圈阅读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学生的个性也更易得到表现。

文学圈教学法的实施程序

文学圈在最初雏形形成的过程中,学生对阅读材料的选择完全是随意和偶然性的,由于现实的教学过程中,一门课程的教学存有基本的大纲及重点。因此,如果完全让学生随性自主选择阅读材料,会导致阅读的分散及偏离。针对文学圈雏形的这种特点,哈维•丹尼尔斯在书中又针对性地加入了学习任务单,文学圈的这种阅读随意性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因此,成熟的文学圈教学过程中,课任教师亦扮演了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角色。其角色的最为重要的职责是任务单的设计。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文学圈教学过程可以分成六大部分,即选择阅读材料篇目、形成不同阅读小组、设计小组阅读任务单、分角色完成阅读材料、教师总结评价、形成新的阅读小组。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阅读任务单的设计。在设计阅读任务单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阅读能力特点、兴趣爱好,甚至是性别差异,设计适合学生的阅读能力及兴趣的问题任务。任务单的问题要有开放性、延展性和思辨性,这些问题在课堂上讨论时,要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展开,并引起学生的辩论探讨。另外,文学圈教学法顺利实施的又一环节是教师的总结评价。在现实文学圈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现场教学进行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学生讨论完成之后进行现场总结评价,亦可以填写问卷表,以便在下一次文学圈教学活动开始时进行回顾和总结。每一次的文学圈教学活动要及时做好评价和总结,要肯定表扬学生的优点,亦要指出不足之处,这样学生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学圈教学活动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提高。

二、文学圈教学法在现代文学课程中的实施

文学圈教学法的最佳实施领域是阅读教学,尤其是文学类课程的应用,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设置中,几乎有一半课程是文学类课程,如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等等。因此,对这些课程进行文学圈教学方式是水到渠成的。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性质及特点

如前所提,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高师院校中文系开设的专业必修课,一般开设两个学期。按照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实施方案来看,这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现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的基本文学史知识及经典作家代表作品。而作家代表作品的教学几乎占据了中国文学课程的大半壁江山。学生了解掌握了多少代表作家作品,实际上决定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败。以“鲁、郭、茅、巴、老、曹”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巨匠代表作又几乎占了现代文学课程文学类作品的一半,这些作家作品内容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领域,学生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掌握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实际的文学圈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选择这些作家作品,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掌握现代文学课程的效率。

文学圈教学法在现代文学课程中的案例分析

现代文学课任教师大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现在的学生不爱读作品或者说是根本不去读作品。这些学生为什么不爱读作品呢?客观方面来说,现代文学课程中有些作品由于年代社会背景的原因,比如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戏剧等,必须结合时代背景来研读,这些学生由于自身的时代历史背景的积淀薄弱,不能融入作品,所以就有些抵触作品文本的评析。从主观上看,则是课任教师教学方法的生硬,也就是教师满堂灌一言堂的教学方式,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长久以来会让学生有些麻木,从而在课堂上与教师的教学节奏不相协调,这样的教学效果就有些差强人意了。下面笔者尝试以茅盾的短篇代表小说《春蚕》为例进行文学圈教学法的设计。1.《春蚕》内容简介及教学目标《春蚕》是茅盾的代表短篇小说。该作品创作于1932年,按照现行的文学史的界定,《春蚕》“通过描写30年代中日淞沪战役前后,江南农村蚕农老通宝一家的养蚕‘丰收成灾’的悲剧事实,形象地揭示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民族灾害;展示了中国商业资本家和官僚阶级由于转嫁危机与农民阶级形成的尖锐矛盾;同时勾勒了两代中国农民不同的思想与行为,预示着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2]《春蚕》与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是30年代描写“丰收成灾”的三部代表作。《春蚕》以现实主义写实的笔法描写了江南杭嘉湖蚕乡“蚕农”这个群体的悲惨生活,小说形象地塑造了以“老通宝”和“多多头”为代表的两代蚕农的形象。《春蚕》的教学目标在于要让学生明了为什么老通宝一家养蚕丰收成灾了;其次是掌握老通宝、多多头两代蚕农的性格差异;最后掌握小说的叙述特点。在以往的传统教学过程中,科任教师一般是以事件———人物———方法的方式,讲述作品背景、分析丰收成灾的原因、总结人物形象特征、最后是评价小说的写作方法。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法,优点在于讲解思路很清楚,不过缺点是学生的参与感不强,对作品内容及人物的认识不够深刻。2.《春蚕》文学圈教学法应用流程按照上文所提文学圈教学过程的六大步骤,第一步是选择阅读材料即《春蚕》;第二步是形成阅读小组,笔者尝试以学号分配方式随机组合成不同的阅读小组;第三步是设计阅读任务单,此部分是关键。笔者主要列举以下问题:A.请详解《春蚕》丰收成灾的主客观原因?B.你认为老通宝借债买桑叶的细节是否真实?C.怎样评价《春蚕》中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D.叙述老通宝与多多头的性格差异。E.《春蚕》叙述描写特点。F.《春蚕》的民间话语形态表现。此任务单要在教学前一周提前布置给学生准备,接下来就是《春蚕》课堂的正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根据先前准备的任务单,在课堂上分小组自由讨论,教师扮演的角色是引导及聆听。讨论结束之后,进入第五个流程,即教师的总结评价。教师要根据学生在教学现场的表现,充分肯定学生对任务单的理解探讨。对于其在讨论过程中的一些不足提出改善,为进入下一个文学圈做出准备。3.传统讲授法与文学圈教学法在《春蚕》教学中的比较为了对比不同教学方法对同一教学内容的教学效果,笔者在《春蚕》一文教学中选择了两个本科平行班对比教学,具体来说,一个班运用传统的讲授法教学,一个班运用上文所提文学圈流程进行教学。在教学活动结束后,笔者设计调查问卷表,并在课堂上采用闭卷答题的方式完成。然后分析比较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反馈材料,我们发现这两个平行班对《春蚕》理解掌握效果差异明显。采用传统讲授法授课的班级,对《春蚕》的把握仅仅停留在熟悉故事的阶段上,能大体清楚老通宝一家为什么丰收成灾了,而对于其中的一些诸如民间话语形态、日常生活细节、心理描写特点等方面没能有深刻的印象。反观,运用文学圈教学法教学的班级,则能深刻了解以老通宝为代表的江南蚕农丰收成灾的主客观原因,并对小说的一些叙述描写特点如数家珍。而对老通宝、多多头、荷花、六宝等主要人物形象描述饱满清楚。概言之,运用文学圈教学法的班级真正掌握并记住了《春蚕》这部小说。

三、文学圈教学法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

应用的反思基于文学圈教学法的基本程序,此种教学方法有以下限制。其一,文学圈教学法适用的领域主要是文学作品教学,对于一些文学史相关的知识点教学,优势则不甚明显。其二,由于在现实教学过程中受到课时安排的限制,不可能也不现实每一堂课都运用此种教学法。其三,在文学圈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准备阅读占据重要地位,如果每堂课都让学生准备阅读的话,会极大地加重学生的负担,长久以来,可能会让学生麻木甚至厌烦,不利于下一个文学圈教学活动的展开。此外,笔者根据《春蚕》一文的实验,发现文学圈教学法顺利实施的一个关键是学生任务单的设置。任务单设置的根本原则是要有开放性,要能形成讨论的可能。比如“你觉得老通宝借债买桑叶的行为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有很好展开的可能。其实这个问题的质疑最初源自于吴祖缃,其认为这个细节不符合生活真实,甚至是“无中生有”。[3]学生据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各抒己见,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观点。尽管有些观点看法有些片面和浅显,但起码学生进入了作品,能够发表自己真实的感受及想法,并对江南蚕农的生活作出了精细的转述,这些想法证明其真正地看进了这部作品。综上,传统以教师为主导中心地位的教学方式,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对现代文学史及作品的阅读兴趣,学生不读作品不参与课堂讨论的现象极其普遍。基于现代文学的这种教学现象,文学圈教学法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学生不读作品的现状。由于文学圈教学法的实施有其特殊的程序与方式,教师的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教师在文学圈教学活动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导者,而是一个引导者与聆听者。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学生的讨论状况,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对文本分析的厚度与深度,这样文本阅读理解就能深刻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一个文学圈教学便顺利完成,同时又为下一个文学圈做出了积极的准备。

参考文献:

[1]Daniels.H.“LiteratureCircle:VoiceandChoiceintheStudent-CenteredClassroom.”[M].PortlandME:StenHouse,1994.

[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吴祖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

作者:戴勇 单位: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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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缺失现代文学论文

一、父亲在场,父爱缺失

在家族制度中,父亲的权威是不容置疑、不能反抗的、必须顺从的,否则就是违背了伦理,就是不孝。父亲强调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是不是就完全可以证明父爱的缺失呢?答案是否定的。父亲的权威在爱的角度上考察,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依据迪克•戴依的理论,权威因为父母使用方法的不同而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专制型和关系型。专制型的权威是控制、支配和操纵孩子,孩子没有任何自由意志,成为家长的傀儡;关系型的权威是建立在尊重平等的基础上让孩子明白规矩的约束,进行指导,给孩子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很明显,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的权威是专制型的,一味地要求孩子必须按照规矩做。“规矩若不是建立在良好的关系上,就会导致反抗”。父亲的专制型权威导致父爱缺失的文本数不胜数,下文以典型文本作分析。虎妞和小福子是老舍《骆驼祥子》中的两个女性形象。虎妞替父亲管理车行有条不紊,各色人等的车夫都被管得服服帖帖,休想占她的便宜。首先,生活的环境和父亲刘四的言传身教,使她养成了不可移易的市侩习气。虽然虎妞喜欢祥子的勤劳、诚实和健壮的身躯,但其中夹杂了太多情欲。她不懂得尊重祥子,视其为自己的猎物,而祥子和她在生活等观念上完全不同,这些原因都为她婚姻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她想获得自己理想的生活而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对祥子的骗婚,虽然卑鄙,却又有几分令人同情。虎妞被父亲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使用,得不到丝毫父爱。她的父亲只是在虎妞顺从、达到自己要求时,才接纳她。描写刘四想到虎妞要结婚时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老头子把这点事存在心里,就更觉得凄凉难过。想想看吧,本来就没有儿子,不能火火炽炽地凑起个家庭来;姑娘再跟人一走!自己一辈子算是白费了心机。”由此可见,刘四对女儿更多的是利用。虎妞在父亲那里没有得到过关爱,而婚姻没有带给她真正的幸福,反倒加速了她的死亡,最后因难产而死。小福子的父亲二强子虽然和刘四不一样,处于贫民市民阶层,但是对于小福子的父爱,在文本中也是无从体现的。生活艰难,二强子把小福子卖给军官;小福子回来,又逼着她出卖肉体养活他和家人,最终小福子自缢身亡。这可以解读为对社会的最后的抗议,也可以解读为对父亲的无声的反抗。

二强子虽然也在喝醉酒郁闷的时候打两个儿子,但在清醒、内疚时,还怀有一点内疚之情,会买一些吃的补偿儿子,但是他把小福子当成私有财产。他给儿子的父爱是缺失的,给小福子的父爱更是缺失的。二强子作为父亲虽然在场,父爱呈现出了严重缺失的状态。自觉努力地步着鲁迅后尘的张天翼,运用讽刺的艺术手法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高尔基在《谈谈小市民风气》中指出:“小市民的心灵特点之一就是奴性十足,对权威顶礼膜拜。”写于一九三四年的《包氏父子》提供了这样的父子形象。善良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老包,在家中没有自觉地使用父权制的权力,在外也没有像阿Q一样向更弱者发泄,但是也没有对现状做任何反抗。生活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上洋学堂的儿子包国维身上。他对儿子包国维倾注了所有的爱。那么,包国维是什么样的呢?在家从来就没有给过好脸色,开门总是用脚踢开,对自己的父亲说话永远是连喊带叫,没有丝毫尊重。但是在郭纯那里,他是奴性十足的可怜可悲的奴才形象。出现这样的反差,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有父亲方面的原因。因为在文中讨论的论题是父爱的缺失,所以原因中的父爱是要讨论的重点,但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原因。老包没有如《家》中高老太爷那样对家庭成员实行专制,没有家长制的影子,对小包百依百顺。他为有这样上洋学堂的儿子而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他在内心是全面、无条件地接纳小包。他对小包通过具体的事件倾注了关爱和时间,他也在别人面前夸赞自己的儿子,虽然有着浓重的虚荣心的缘故。在父亲的如此呵护下,小包对父亲却没有丝毫尊重可言。小包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是与他的父亲有着重要关系的。老包对于孩子的爱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孩子的成长没有呈现出理想的状态,恰恰是缺失父爱中权威原则造成的。

父爱中的权威原则能对孩子持守长久的道德秉性,辨别是非起着决定性意义的作用。可见,权威可以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判断力。从《包氏父子》这篇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出,虽然父爱有所呈现,但是小包的性格特点还是更多地凸显了父爱的缺失。父亲在场,但父爱缺失的状况,不只在张爱玲的诸多小说中是普遍的存在,在其散文《私语》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封建遗少,吸鸦片、养姨太太,用封建家长制的专制和冷酷对待孩子,对孩子的爱一开始也是极少的。在一次受到挑唆后,对张爱玲疯狂地大打出手,给孩子的童年带来梦魇般的记忆。张爱玲的出逃,是对自己父亲的彻底的绝望和无声的还击。父亲的残忍让张爱玲没有父爱可言。张爱玲的爱的缺失虽然不只是父爱,但是在出逃以后,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对于父亲,她都很少正面提起。父爱的缺失性体验,使张爱玲的作品中,传统文化意义的高大有权威的父亲形象被肢解、被颠覆。在文本中,父爱亦是缺失的。曾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⑧”的《金锁记》,曹七巧的残疾丈夫作为长安、长白的父亲有着短暂在场,但是对于孩子的爱却是文本中没有出现的。父亲在场,但是父爱缺失对于长安、长白的性格及人生有着深刻的内在的影响。父亲本是男孩的典范,是男孩的模仿对象,但是没有父爱的存在,就造成了文本中孩子情感发展的一种缺陷和不平衡。

二、结语

在上述例子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出现的父亲缺席或者父亲存在但父爱的不完整都导致了文学作品中父爱的毋庸置疑的缺失。父亲存在,但大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应该肩负起的责任,即使有一部分父亲有意识地付出了一定程度的父爱,但与接纳、赞赏、关爱、时间、责任、权威原则仍有一定的差距,对于父爱这一概念而言,仍然体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

作者:苏慧 单位: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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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

一、启蒙运动时期的主要特点

自反性,是一种涉及现代化领域研究范围的社会学知识,超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束缚,对现代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并按照自己的模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中国的五四文化思想启蒙属于正统现代化的范畴领域,自反性主要是针对在运动之后萌发的另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进行描述。通过对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里收获的文化形式和文学手法,进行科学总结和灵活运用,结合自身的写作形式和特征,展开了另一个新兴思想领域的论述。其中包含对美学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也包括解放美学现代性的限制,开拓另一片现代性的浩瀚星河。这些行为都是以自反性、现代性为基础,力图彻底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在质疑和否定五四思想文学的现代性的同时,表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现代性诉求,多个文学巨匠的不同个性的彰显,共同构成了现代新文学的反传统意识的自反性系统。

1.在文学革命热潮中寻找思想启蒙的手段

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对写实主义、文学的抒情手法也比较看重,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由性,不过,由于强大的启蒙现代性话语的强势压迫,使得这种审美现代性诉求并未得到有效的推广,也正是这个原因,造就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性。通过具体考察五四文学革命所处的历史情境,深刻探究当时思潮的主要倾向,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的性质的确定,意义重大。当时的文学中心以文化批判为主要行文途径和思路,通过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切的出发点,都来自新旧文化的冲突,以反封建为主。五四文学革命的这一主题思想,是贯穿整个启蒙运动的基本依据,这主要是由于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唤起文学革新。那个时候的新文化人主张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启蒙手段,表达文艺和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作用,一方面有效地记录了欧洲文化思想的进步,另一方面强调文学对时代思想的影响作用。因此,文学家通过发布文学作品,试图总结这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特点,有助于加强各个文学爱好者的认识,巩固这一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胡适,作为那个年代文学改良的优秀领导者,主张以白话行文,体现了启蒙运动在现代性方面的强烈诉求;陈独秀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以及通俗的明了的社会文学”。虽然这只是一个固定的原则要求,但却得到了广大从事文艺事业人的认同,这一举措大大地修正了凌乱的、陈旧的古板行文思路,开拓了文章构建的自由性,并适应了未来现代化文学的新要求。

2.五四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弊端之处

五四启蒙运动之后,不少文学作家仍沉醉在思想启蒙下的绝对化、理想化的自我价值,这样的愿望,面对现实的考验,必然会导致幻想破灭,并带来绝望。丁玲的小说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记录了知性青年在痛苦和矛盾中的绝望哀号。只盲目停留在启蒙思想意识形态之中,不懂得以浪漫冒险的态度去投身在革命事业中,带来的结果必定是差强人意的。这些提倡文学改革的作家,已伴随时代的脚步沦落到无路可走的地步。这些陈旧的作品中,的确展现了一定的现实色彩,却也以个人悲剧的真实写照展现社会与时代的症候。这些青年不同的命运遭遇,在现实中体会到与理想的落差,使得不少文学作家开始对五四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质疑,在时光的积淀下,转变成了一种文学化的批判与质疑五四思想的热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首先,过于理想化、乐观化、完美化的思想主旨宣传,使得大多数人忽略了个人认知能力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局限性。涉及具体的民主、科学意识的形态等没有做到理性的、具体的描述,不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大多数以自我意识的宣扬为主,因此局限性相当明显,这一定会使得启蒙思想运动的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空泛性。其中,相对认知水平较低的知识青年,无法做到对个性主义的启蒙思想的价值作用的有效分析,只能盲目地跟随大众,并将这种思想奉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不思进取,自己的真正思想意识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并失去了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其次,过分强调对传统的绝对叛逆,忽视了现实中家庭、社会、道德构成的合理意义,盲目鼓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虽然做了一定的价值性和合法性叙述,但忽视了个人主义的负面作用。由于过分地宣扬个性,使得家庭、社会、道德等相关的好的传统观念被丢在一边,严重影响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和交流,一切行为全部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趋势,会造成自身与社会文化的隔离,使得周围的人无法接受,造就自己孤独终老的一生。正是由于盲目信任,才造成了对这一现象的忽视,所以当现实的大山压过来时,自己已手足无措,只能发出痛苦的哀号。

另外,中国五四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尚不具备专业、系统的价值理念意识,在思想工具的理性运用上极度贫乏。伴随着文学主流的激流勇进,很多文学思想家已无法顾及其可行性,而盲目地接受顺从,并深刻地陶醉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对真理的认知已严重地脱离现实的衡量标准,使得他们只能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感受,在现实的应对方案上却无计可施,加深了自身的困惑性。总的来说,对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非理性夸大,是五四启蒙运动产生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共同原因。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思想精神的具体限度,也忽视了他们需要结合具体实际状况,才能得到好的发挥,作为孕育思想的现实土壤——社会,它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五四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很多人由于长期沉陷其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因而在自己内心的印照下,创作了许多与时代脱轨的作品,失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更无法适应现代化文学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期待结果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忽略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蕴含的新的局限,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无法接受现实诸多元素的考验,最终,他们也将被历史淘汰和遗忘。工具的理性运用上极度贫乏。

伴随着文学主流的激流勇进,很多文学思想家已无法顾及其可行性,而盲目地接受顺从,并深刻地陶醉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对真理的认知已严重地脱离现实的衡量标准,使得他们只能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感受,在现实的应对方案上却无计可施,加深了自身的困惑性。总的来说,对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非理性夸大,是五四启蒙运动产生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共同原因。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思想精神的具体限度,也忽视了他们需要结合具体实际状况,才能得到好的发挥,作为孕育思想的现实土壤——社会,它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五四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很多人由于长期沉陷其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因而在自己内心的印照下,创作了许多与时代脱轨的作品,失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更无法适应现代化文学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期待结果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忽略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蕴含的新的局限,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无法接受现实诸多元素的考验,最终,他们也将被历史淘汰和遗忘。

二、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对五四启蒙运动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

审美现代性一直是以一种批判性地位而存在的,可以具体理解为审美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使得审美建立在社会的对立角度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意义。而自反性就是维持这种现象的主要工具,使得审美现代性能够针对自身的自反性逐渐地向现实的、客观的方向发展,并作用于自身。因此,一些自由主义的文学作家也对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具体的主题思想产生质疑,他们在作品中集中表现了对五四主体思想的自反倾向,主要表现在:通过融合底层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国家意识形态,着名作家老舍,主要通过适应时代要求的理念进行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对比,具体结合实际分析各方面的不同状况,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的激励下,完成各个小说的着作。他很能运用生动的语言和幽默的叙述方式,并且可以深刻地揭示中国的各种病象,深刻地阐述国民的错误的思想意识,急迫渴望那种现代性的理念能尽快地投入在当时陈旧思想下束缚的中国,具体表现为他对中国古老的精神形态的深恶痛绝,使得在主体思想表达上,和五四启蒙运动的主旨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其底层社会的出身现状,和对现实的体会,使得他在表达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于国家和国民的实际操作和这种思想的实效性,具体如何进行实施,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明确规划。这种市民阶级的思想结构和形态,必然令他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具体现实意义产生质疑,在老舍的作品中,关于现代化事物的描写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对政治教育文化、学习思潮和外来新思想上,都认为是一种胡闹,是一种荒诞的把戏。他彻底地否认大学教育的现实意义等负面性的语言,揭示了作者对中国实现改革的绝望态度。

而后继的作家,同样在他的基础之上,对外来事物给予否定,使得现代文学离启蒙思潮的愿望期待越来越远,并逐渐地形成一个对启蒙运动思潮的自反性叙事的系统。而乡村出身的沈从文,在对思想启蒙运动的质疑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深刻,在自反性上更高人一筹。他善于利用感性和理性综合的叙事手法,在对新生事物的质疑上的叙述也比较全面,他形象地勾勒出了乡村与都市的区别,另外,也包括对形象世界的反差的肯定,使得他的小说在当时文坛上独树一帜。在理论依据上,它主要借助不同时间的现实状况和人性的价值标准的肯定。在他的作品中,主要对不同于城市的乡村的自然之美和当地的人性之美加以正面宣扬。作者的主要表现核心以“人性的美和善良”为基准,所有被现代文明看扁的、落后的东西,都呈现不同的人性和传统之美,是完善人性的福地。而面对现实的抨击,他的思想更加偏激,认为时代的进步,带来的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完善,而是对周遭美丽自然和善良人性的泯灭。而都市中的人大多数存在人性的扭曲,在道德上要求放松,毫无自制地堕落着,无论城市的建筑多么发达,在自然的考验下永远一文不值。沈从文的作品,在思想上大都与五四文化的主旨相违背,而他具体表现的这种对现实的颠覆形态和对社会现代化的美学否定意识,却形成了一种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的期盼与追求。五四文学思想启蒙运动总的来说是一段颠覆和反思传统的历史,集中表现在历史、传统和现代性的重要冲突。

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主要宣扬的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寻找完美的突破。在白话文上开拓了文坛的新地位,使得这种语言选择固定地被文学历史所认同,而具体文章表现的特点,则是一种对传统反叛的对立的姿势,使得文章表达的思想更加直接。而对传统的反思,绝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和摒弃,像胡适、沈从文等作家在时代的冲动下并不盲目地乱下定义,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肯定态度还是会有所保留的,无论在作品中如何强调现代性,始终甩不掉的是一份对传统思想的牵绊,无法完全地适应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渗入,所以五四运动下的代表者都没有彻底的适应现代性,那么一味盲目跟从的人们又如何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定义和发展方向呢?因此,这种自运动开始就伴随诞生的自反性,体现了我国文学现代化的局限性。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一直在传统问题方面进行讨论和研究,角度相对单一。而具体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要求,就要求文学能够开拓新的人文精神,拓宽我国人民的视野,吸取西方国家人文精神优秀的部分,改善人的心灵,协调好人与自然、科技、社会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文学理论的现实发展情况。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在理论确立上也比较全面,符合一定的客观性、现实性,对我国文学理论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这些文学家都在宣扬这样一种思想,现代性一方面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福祉,却也伴随着一些消极的后果。而怎样才能摆脱现代性携带的这些消极元素,使人们不再经受理性的压迫,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就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有效途径,因为审美的现代性拥有着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不再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墨守成规,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充分扩大人们想象的空间,从而使得因长期封闭而无法表达的原始人性精神能够恢复原貌,开发人类无限的潜能。

三、结语

五四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个性主义与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新文学的内部,却产生了关于对这种价值观质疑的文学主题和叙事。各个作家借着自己不同的角度描述不同的价值思想,对具体的个性主义思想等进行了一定的质疑,并做了适当的价值重估。这种新文学自然产生的自反性叙事,筑成了新文学的新的主题思想,为人们客观地认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伴随产生的新文学艺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作者:张惠玲 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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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解放现代文学论文

一、个性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都是以诗词歌赋为主,小说的雏形都是笔记形式,只是记录了一些稀奇事而已,没有详细的故事情节。直到宋朝才出现一些话本,记叙的是一些发生在民间的逸闻趣事。在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带给大多数中国人的只是一些最低级的生存满足,没有真正的生命意识和个人价值。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缺乏的文化精神。在鸦片战争之后,到了梁启超时代,终于大声疾呼了。他疾呼中国人赶紧觉醒,认识到中国民族的落后与衰败,并认识到落后衰败的根源是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封建礼教。随后,五四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婚姻自由,这一下彻底激活了中国青年的生命意识,开始重视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的个性解放从此开始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出现。

二、现代文学的个性解放先驱

现代文学的个性解放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人性的解放,指的是所有人,还有指的是女性个性的解放,主要是女性对爱情婚姻争取自由的斗争。最早提出个性解放的文化人是陈独秀,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藉此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出“个人主义、自由精神、个性解放”的人生价值取向,影响了千万个热心青年。人性解放在现代文学中最早表现的是郁达夫和鲁迅。由于我国受封建礼教束缚历史太长,在五四运动之后,一些青年和文化人是觉醒了,但大多数人虽然活在新时代,思想还是封建的。为了唤醒人们的意识,鲁迅先生、胡适、叶绍钧等人又用文学作品开始了他们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时候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阿Q正传》正是揭露旧礼教对人的毒害以及国人的麻木思想的。紧随其后的老舍也在作品《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中,以幽默而痛切的笔调揭露中国的弱国地位及其各种病相,批判中国文化与国民的弱点,以期唤醒国人对自己的反省。后期巴金的《家》的出现,对唤醒国人的思想意识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现代文学女性的个性解放和反传统的形成

五四运动前期,现代文学中宣传个性解放的大多数是男性作家,像胡适、鲁迅先生,他们的作品中忧国忧民,试图唤起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也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她们用女性的视角审视女性内心,塑造出一大批具有反叛传统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群像。对于女性个性解放和反传统的描写,沈从文的小说表现得也多,他的小说不仅有城市知识女性,还有湘西小城和乡下的女性。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都市一妇人》中,描写了一个出生平民的女人,因为偶然的机会成了一个老外交官的养女。刚成年就为爱情背叛家庭离家出走,但男方后来却抛弃了她。女人回到养父家,又结识了一个总长,为了能继续自己的奢华生活,她情愿做妾,但又好景不长,总长死了。女人做了暗娼后又嫁给了一位将军,将军不久也死了。后来她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小的青年军官,因为害怕自己很快老去,又要被抛弃,自己将丈夫的眼睛弄瞎了,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将心爱的人留在身边。

在表现女性反传统的作品中,曹禺的话剧《雷雨》也是里程碑似的作品。女主角蘩漪虽然生活在养尊处优的周公馆,是周朴园的太太。但优渥的生活并不使她满足,她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爱情。在遇到名义上的儿子周萍之后,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可这种乱伦的关系是不被世人所容的,蘩漪自己也清楚,却还是死死抓住这唯一的希望不放,直到发现周萍爱上了比她年轻,比她更适合周萍的四凤之后,她终于崩溃了,也暴发了,最后毁灭了。她的这种追求显得有些过于自私和疯狂,可是处在她的地位却只能有这样的命运。在表现女性个性解放和反叛传统这个主题上,五四运动后的作家们还用个性化的视角重新演绎中国古代女性的反叛传统的精神,着重表现她们的内心渴望。在传统的文化中,女性一般分为三类:红颜锅水、贞女烈妇和慈母女神。但一些作家却用个性解放的思想赋予传统女性新的生命。冯乃超的《傀儡美人》颠覆了传统的“褒姒覆周”的定论,将褒姒塑造成一个纯洁的,不甘于被男性玩弄的有个性的女子;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否定了“武松杀嫂”的正义感,将潘金莲塑造成一个有个性有追求的女子,就是杀死武大也有她的原因;郭沫若的《王昭君》一改过去那种昭君被动出塞的格局,将她描写成一个宁愿去匈奴受苦,也不愿做皇帝的玩物的烈性女子。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以虞姬为主角,她的乌江自刎不是为了减少项羽的负担,而是她明白,跟随项羽多年,活着为了项羽,死还是为了项羽。可是如果项羽成功了,还会像以前那样对她吗?他可能给他一个高贵的名分,却禁锢她一生。而项羽失败了,她活着很可能是刘邦的性奴。因为明白了自己的价值,所以虞姬选择了死亡。

作者:陈潇 单位:平顶山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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