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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经济学的火枣意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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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传播中名人效应探析

一部文学史,也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几千年的传播中,有太多的因素促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得以传承与保留。而名人们的亲身参与,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环。其中既有作为创作主体与传播主体相结合的自我传播,也有传受双重身份下的他者传播,无论哪种情形,均活跃着各类具有显着知名因素的传播者。他们或因才华横溢,或因高尚人品,或为文坛儒宗,或为政坛权威。通过注释考订、诗文选本、评点论争、聚徒讲学、题跋作序、行游隐逸等传播方式,他们因存有卓越的影响力而为世人关注乃至尊崇,在参与文学的传播中,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播效应。这里面,既有使默默无闻者声名得以彰显、优秀作品价值得以扩增、文学风格及运动得以推动、读者审美趣味得以提高等正效应,也有着埋没及遮蔽作品价值、误读作家作品以及托名传播等滥用权威的负效应。而这些正负效应的背后,则折射出世人对文学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对风雅韵事的好奇心理以及对知名文人的亲近心理等名人效应得以生发的深层原因。

一、对“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

在传播学理论中,人类传播活动存在着“意见领袖”角色,他们主动地接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再积极地传播开去;而其他人的信息接受则主要依靠这些“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并获得极大地信赖。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各个领域都有,包括文学领域。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大多读者在阅读选择前及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领域内的文坛权宗相关意见的影响,“意见领袖”左右着读者对某些具体文学作品的品评,引导着大多数文学受众的审美情趣。

大众对“意见领袖”的态度体现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1]这里,李普曼指出了人们对“意见领袖”的两大态度:密切关注和尊崇信服。

1.对权威焦点的密切关注作为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们,他们往往学识渊博,为文学流派首脑、文坛盟主等誉隆望重人士,不少人具有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身份,他们位居社会或文坛的显赫位置,通常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之于文学的任何言行,很容易被普通读者聚焦、放大,并以他们为原点辐射开去,形成文学传播中的爆炸效应,令相应的作家作品或者诗文本事,获得最大程度的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诸如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黄庭坚、陈师道、明七子、清代王士祯、沈德潜等,在文坛皆有一呼百应、万水朝宗的地位和影响力,文人及其作品如能得到他们的关注与不俗的评价,普通读者的文学聚焦便会从权威们的身上,自然迁移至被称道文人及其作品之上,形成文学传播上的晕圈效应。而那些“个人经典”经由他们传播扩展开去,就成为天下响应的“公共经典”。正因如此,古代不少的文人学子,为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能够以文名而仕进,常常向文宗公卿们投谒行卷,期待被权威称颂而名扬天下。据统计分析,崔颢的《黄鹤楼》诗位列唐诗经典之首,其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既得益于令人称奇的诗歌本事,更因为文坛“意见领袖”们的推崇赞誉。据传李白于黄鹤楼读到崔颢此诗后,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2]连诗仙李白都心悦诚服、自以为难以企及和超越的诗篇,普通读者自然不会怀疑它的价值和特色。正如吴汝纶所言:“太白尚心折,何况余子?”[3]再加上其他着名诗评家的极高评价,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把《黄鹤楼》列为唐诗七律正宗的第一,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认为此诗“气格音调,千载独步。”众多“意见领袖”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自是吸引了众多读者的阅读聚焦,极大地提升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对卓越才干的尊崇信服人们普遍对有高尚人格魅力与卓越才干的人持有尊崇信服的心理,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决定了传播效果的优劣。“意见领袖”在其具备领导资格的领域里往往被公认为是见多识广或称职能干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创见使其提出的意见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万从的感应。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对文学历史和现实发展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古代文学传播中因处于上层“信源”位置,在文学的鉴赏与评判方面被视为权威,在传播中提出的见解或理论主张,比普通的传播者更易形成强势话语,很容易受到读者的信任与尊崇。韩愈《为人求荐书》所说的“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就充分说明了传播接受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优势。事实上,一般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很难摆脱从评论家那里获得的先入之见,必然会参照评论家的说法对作品作出或褒或贬的评价。即使一度籍籍无名的作家,一旦受到“舆论掌门人”的揄扬,便会引得人们竞相推毂,从而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有云:“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韦应物、柳宗元的扬名之路,正说明意见领袖在读者中的强势影响。

“意见领袖”对受众的中介功能

传播学研究认为,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能直接到达普通接受者处,而是一部分信息先到达“意见领袖”,再由他们把讯息传递给周围最普通的受众。即使有的讯息直接传达到普通受众,但要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改变,还须由“意见领袖”对讯息作出解释、评价和在态势上作出导向或指点。因此,在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之间存在着作为中介的传播渠道,“意见领袖”则扮演着这种“中介”功能的角色。

1.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引导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作品到达“意见领袖”处,“意见领袖”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喜好,而作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再把他们心目中的优秀之作向作为读者的大众推介,这实际是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一定引导。张戒《岁寒堂诗话》云:“韩退之之文,得欧公而后发明。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出于对文坛“意见领袖”的信服,凡是受过领袖们赞誉的诗文,人们更乐于对其进行选择性阅读;有了名公巨擘的审美判断,文学作品易于导向积极地情感接受,当然也更易于导致消极的价值否定。

2.对具有一定难度的文学作品解疑释惑“意见领袖”凭借在文学创作以及评点审美方面的卓越才干,因而具备一种传播优势。尤其是出色评点家以其率先、高明的细读为读者提供一种全局在胸的蓝图,通过各种点醒式评点,或阐明主旨、或分析人物、或揭示文法、或指点阅读方法,努力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作品、理解作者,充当着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认知桥梁,为普通读者释疑解惑,最终令读者获得对作品的深刻把握。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指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而名人评点更被视作为帮助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创设的批评形式。明清之书坊主深谙此道,在书籍刊印中对假托名公文士评点的伎俩乐此不疲,一度各种署名“李卓吾”的戏曲、小说评点版本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3.对有价值的文学信息评价判断“意见领袖”通过判断批评,对作品的优劣进行价值定位,他们的赞誉、引荐等往往使意见中人声名鹊起,甚至平步青云。这不仅影响受众的阅读选择、审美判断,而且决定着作品传播的深广度,甚或改变整个文学的生态格局。魏晋开始,诗传过程有很多“意见领袖”,包括君王、文坛盟主以及喜爱风雅的权贵,他们对诗人的赏识提携客观上促成了一个异常积极的诗歌传播环境。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中赞评过不少的诗人诗作,其中大部分传播于后世,有的甚至在古代文学史中居于经典至尊地位。葛立方《韵语阳秋》记录有梅尧臣获欧阳修赞誉之轶事: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6]葛立方认为,尽管梅尧臣诗歌佳处不少,但如果没有欧阳修屡次大加美誉、推崇,梅尧臣也很难获得极高的诗名。

威尼斯平台登录 ,二、对风雅韵事的尚奇心理

人们天生的猎奇心理,在传播领域的表现之一,则是对名人传奇韵事的好奇心理。伴随着对人的因素的关注,有时会刺激到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宋•杨湜《古今词话》记载一段趣闻: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姬碧桃侑觞,劝酒惓惓,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阖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7]32-33碧桃对秦观情有独钟,秦观心领神会;两者的互动自然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妒恨,“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则是解嘲嫉妒之语。有此艳趣之事,《虞美人》得以引起更多读者关注。一篇作品,如果有涉及有关名人的创作本事或传播本事,往往能够吸引人们的好奇之心加以关注,进而促进作品传播。《本事诗》、《本事词》、《唐诗纪事》、《宋诗纪事》、《词林纪事》之类着作,多记有一些传闻轶事,以故事性与传奇性等元素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作品的有效传播。叶申芗的《本事词》中,详细记载有陆游、唐婉《钗头凤》的凄美故事:陆放翁娶唐氏闳之女,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甚笃,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为置别馆,时往焉。其姑知而掩之,虽先时挈去,然终不相安,自是恩谊遂绝。唐后改适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与陆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赵为致酒殽焉。陆怅然,感赋钗头凤,……唐亦善词翰,见而和之……[7]2344一方面,读者被陆游和唐婉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两人的词作更轻易地进入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之中。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有了这段故事的本事记载,读者才能准确地理解词的内容,把握词中蕴含的凄楚深情,从而使陆游、唐婉的《钗头凤》被人们更广泛的接受。

三、对文化名人的亲近心理

在传播过程中,接近性是衡量传播价值的标杆和取舍传播对象与内容的重要标准之一。传播的接近性是指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与受众在地理、性别、思想和情感等方面的关联。其关联程度愈紧密,读者越关心,传播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文学传播中与读者情感接近和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自然是受众乐于接受并传播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文化名人因在地理或心理上与接受者某种接近,而引起受众的关注,并形成文学接受与扩散传播。地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或贬谪、或行游、或生活在某地,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在当地留下许多诗文佳话和大量作品。人们因空间距离的接近而主动接受、参与作品传播,传承古代文化。心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在思想、情感、经历等方面引起某类人的共鸣,于是受众对其表示强烈的关注度并积极参与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刘禹锡的《竹枝词》得以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创作体现出了传播的接近性。《竹枝词》乃巴渝地区一种民歌,当地人们唱《竹枝》歌时,常伴以舞蹈、笛声,歌曲的节奏比较鲜明欢快,声音激越清脆。刘禹锡于822年正月至824年夏任夔州刺史,其间创作《竹枝词》两组共11首。其内容丰富,有游子思乡之情,有爱情的欢乐与忧愁,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有民俗风情的写照,有劳动生活的场景。歌词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因地域、情感以及表现形式等与巴渝民众的亲近,作品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而流传开来。

作者:杜刚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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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传播方式探析

摘要:中国的历史十分的悠久,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古代文学资源十分的丰富,能够最大限度的体现出我国的民族文化,而古代文学的传承主要也是通过语言和文字等方式来进行,为了促进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帮助其形成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特征,就需要充分的利用古代文学,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参考促进现代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本文主要对古代文学传播方式进行分析,关注其演变的历程,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

关键词:古代文学;传播方式;中国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着社会文化的飞速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古代文学的传播和继承,因此不断开展古代文学的研究,文学界的关注使得我国的人民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通过熟悉文化传统真正实现古代文学的传承和发扬。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演变

虽然现代人们对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时代的时间具有不同的看法,在文学界当中,有部分的人认为口语的传播是从甲骨卜辞时代就开始进行古代文学的传播,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坚持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主要发生在《诗经》产生的时代,虽然《诗经》的产生年代和甲骨卜辞都属于商周时期,但是通过史料的记载不难发现,甲骨卜辞时期人们的文学传播更加注重利用事物的外观作为媒介,《诗经》的传播更具影响力。在古代文学出现之初人们大多以口语的形式来进行交流,传播经验和文化也是通过相互之间口耳相传的形式。例如在《左传》当中就记载了“数典忘祖”的故事,从记载中不难发现当时主要采用口语来进行文学传播。而随着私学的出现和兴起,文学的传播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演变成为师生之间的口耳相传,将上层阶级的教育垄断现象到。《诗经》作为古代文学作品的鼻祖,具有时间跨越长的特点,其中包含了众多作者的文学作品,里面多为民间歌谣,通过百姓的口头传唱,最后被采诗官搜集整理后才成为第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直到秦代,《诗经》的传播形式仍然以口语教学为主,更容易上口。

在秦汉时期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抄写,抄写传播在秦代的时候就已经初步的形成,而到了西汉的时候,最为主要的传播形式就是抄写。例如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尚书》中就记载了以抄写记载作为主要的传播方式的句子:“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而古代文学抄写传播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在秦汉时期,汉代在颁布“废协书令”之后,抄写传播的主要载体就不再是简牍或是绢帛,更加侧重于纸质,秦汉时期最为普及的抄写载体为简牍,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兴盛娟帛和纸质的抄写载体,纸质的应用主要是在史书的抄写之中,而娟帛的应用在当时则更加的广泛。

自隋唐时期就出现了雕版印刷,主要是由于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古代文学传播形式的创新发展,对抄写载体进行了有效的改良,促进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扩大,提升了传播的力度,有利于丰富传播的内容,形成了更为简单的传播方式,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纸质载体的生产工艺发展,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以纸质作为传播载体的形式后,利用印刷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数量,更使得纸张的质量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百姓能够用得起纸,而纸张的运用范围开始逐渐的扩大。受到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影响,大量的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将古代经典文学记载在纸张上,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并且在隋唐时期民间的书籍买卖市场逐渐兴盛,民间的读书风潮居高不下,藏书的风气更是盛行,推动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例如《金刚经》就是世界第一部使用雕版印刷术诞生的文学作品,而随着各种书籍市场的形成,以雕版印刷术进行纸质印刷作为主要的文学作品传播载体逐渐的流传下来,在古代文学传播中,雕版印刷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1.口头语言。文字的传播方式形成时间较晚,所以在此之前人们最为方便快捷的传播方式就是口语传播,人们利用口头上的语言来展开情感交流,传递信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逐渐累积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验,在形成古代文学之后,最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口耳相传。2.乐工说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诗词说唱演奏的形式,通过乐工将隋唐时期文人创作的诗词作品利用说唱的形式进行传播,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作品传播方式就是乐工的说唱传播。乐工可以向文人索要创作的诗词,并赠与文人金钱,不仅能够让没有太多收入来源的文人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还能够通过乐工的传播提高作品的知名度,扩展传播范围,因此乐工和文人之间相互促进,互利共赢,并且当时有部分文人为了满足乐工的需求,创作出更具押韵美感的诗词,并出现了大量的艳情诗词,在当时十分的兴盛。3.唱书、说书。古代的文人名士喜欢聚集在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时常斗诗斗酒,因此我国有众多的名诗词都是在文人聚会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在众多名流的推崇后,逐渐的传播开来。例如《滕王阁序》的创作者王勃,就是在到豫章赶赴宴会的时候创作的,在各个名流的推崇后逐渐的传播下来,至今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古代文学的传播更可以通过说书的形式,例如四大名着在古代并不受民众知晓,没有广泛的流传开来,但是四大名着的通俗易懂,通过民间说书人的一代代说评,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并且对当时的民众有较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成为现代人民家喻户晓的四大名着。

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发展中,文字的出现引发了较大的变革,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人们都是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文学传播的,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文字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弥补了口头传播中可能出现的信息误传或是信息不完整的缺点,而随着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的载体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在古代文学传播当中,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文字传播。1.题壁传播。现如今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多数都是通过题壁的摘录获得的,为我丰富我国的文学作品做出了有效的贡献,唐朝的《开成石经》又被称为《唐石经》,就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2.文本传播。古代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促进我国文学书籍作品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人们在进行作品的借阅和抄写过程中也更加便捷,在古代有许多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求得功名利禄,只能通过借阅和抄写的方式读书,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经典书籍在一开始都是孤本,古代的文人雅士为了藏书就对其进行抄写,而后抄写的数量逐渐增加,才在能够在民间进行传播,例如《文选注》这类型的作品的传播就是依靠抄写收藏才得以进行。并且在古代有一部分禁书不能够在民间流传,而为了防止其失传只能够通过手抄的形式进行保留,增加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

三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的效果

例如苏东坡在书写《醉翁亭记》之后,传播的速度更加迅速,传播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受到后人极大的喜爱,在石壁上进行刻画传播。而这种将文学与书法相结合的方式到明清时期仍然被人们进行收藏和品鉴,真正做到了流传千古。

口头文学传播主要是从口语传播转变为抄写传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内主要有唐宋词的演唱以及宋代的女性唱词。《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词之所以能够成为唐宋时代的经典名曲,就是由于当时人们的诗歌演唱,促进了其传播。我们可以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思考唐代的敦煌变文讲唱和宋元的话本说唱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戏曲表演,直至现代很多的老百姓还是通过戏曲和小说来了解古代文学的,而不是通过文本的阅读,既能够达到愉悦身体的目的,还能够受到艺术的熏陶,对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启发有一定的意义。

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文学传播的效果

当宋代毕生对印刷术的完善后,文学作品的印刷开始越来越广泛,直至明清时期,印刷书籍成为最主要的文学传播方式,每个时期的书籍印刻方式以及编辑刻印都不同,其途径方式的不同也导致印刷出版的规模和特点大不相同,其传播的效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的时期中,印刷对于文学传播的作用及影响力都不同。

四结语

现代社会的文学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可以通过网络、电视和电子图书等方式进行快速的传播,但是在古代,文学的传播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传播速度较慢,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关注古代文学的传播,通过古代文学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借鉴,最终达到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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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甘松.宋代词集的编纂方式及传播效应[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3]周和军.文化经典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J].理论月刊,2011.

[4]谢卓辰.简析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及其方[].品牌75.

[5]刘中树.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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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要: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之一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它在培养学生文化素养过程中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若将该课程界定为服务于专业的通识课程,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之下,发掘中国古代文学与新媒体专业的关联,明确课程定位、设置课程蓝图,进行教学的改革,这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在高职新生的机会,也是专业的幸事。

关键词:成果导向;高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一、成果导向教育与高职教育理念的契合性

对于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来说,要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就要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技能,提高学生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让学生主动适应就业岗位,达到行业、岗位要求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水平,在就业市场上具备较高的职业竞争力。归根结底,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就是要与就业市场、学校教育理念、学生个人理想等内外部需求相契合,就是要学生的能力与水平与岗位能力相契合。这一点,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是高度一致的。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education,简称OBE)是1981年美国学者斯派蒂提出的,是90年代初美国重要的教育教学改革思潮与方案。此理念由重视教育资源的投入转为重视学生学习成果的产出,由重视学科课程内容的学习转为重视学生行为能力的增长。认为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OBE的实施两个重要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描绘成果蓝图,建立一个清晰的学习成果蓝图,并勾勒出哪些是必备的能力与内容,即确定学生在毕业时应该达到的能力结构”,[1]这种能力结构,主要的依据是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外部需求包括国家、社会及教育发展需要,行业、产业发展及职场需求,学生家长及校友的期望等;内部需求包括学校定位及发展目标,学生发展及教职员工期望等”。[2]这里所依据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与我国高职教育所提倡的“就业导向”是完全契合的。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得到应用,将其引入到我国高职教育已得到很多专家的认同,这会让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目标更加明确。但是“我国有关OBE的研究刚刚起步”[3],作为一线教师,如何利已有成果,按照成果导向理念如何改变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如何对教学大纲做出调整和改变,如何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二、新媒体专业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定位

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高职教育理念之下,文学文化类课程的开设成为师生共同的困惑:一是文学文化课程作为通识课程还是专业课程;二是通识课程是否需要为专业服务;三是文学文化课程是否能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学界认为,通识教育是针对工业革命以来高等教育专业化日益严重的情势而诞生的一种教育理念。通识教育的开设目的在促使学生了解、甄别多元价值观,形成开放灵活的思维方式,形成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是“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职业教育则聚焦某一行业领域,强调知识技能的“专”、“精”,使学生掌握该专业知识、具备相应专业技能,为学生未来继续学习或就业打下专业的基础。虽然,关于“通、专结合”的高职教育多有研究,但由于管理方式的影响或课程归属不同,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两者常常被割裂开来。在高职院校,开设通识课程主要是思政类、体育类、外语类、创新创业类,属于政策主导的“规定动作”,施教与受教者的重视是被动的。而其他人文素质类通识课程则是学校自主安排的结果,虽然不断有专家呼吁,但被重视程度更多处于理论层面。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理念,其存在的功利性动机往往使得通识教育课程甚至被视为次等课程,在高职院校专业课程体系中较少开设,大多放在公共选修课领域,主要作为通识课程对待。于是,授课教师认为公选课不必也没法为某一个专业服务,上课学生认为不过是拿学分的途径,开设效果并不理想。但事实上,“通识”与“专业”并不能完全剥离开来,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指出:“并没有一门课程只给学生普通陶冶,而另一门课程只给专门知识……你不能把一件无缝的学问外套割裂开来。”[4]为此,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要想让通识课程得到足够的重视,必须建立通识课程与专业人才培养方向的关联。通识课程也是有可能、有必要为专业服务的。我校新媒体专业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目标,就是服务于专业能力培养的通识课程。在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按照高职教育要求和学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必修类通识课程数量有限,并且不包含文学文化类课程。新媒体专业开设的系列文学文化类课程主要放在专业基础、专业选修领域。为了让这类“职业性”并不强的课程得到学生的认可,让这些传统意义上的通识课程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服务,任课教师必须充分了解专业培养目标,围绕专业能力进行教学设计。

三、基于成果导向的新媒体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目标设定

成果导向教育的实施要求包括:根据需求确定培养目标,根据培养目标确定毕业要求;根据毕业要求确定毕业要求指标点;根据指标点确定课程体系;根据课程体系确定教学要求;根据教学要求确定教学内容。[5]针对具体一门课程来说,课程目标是课程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由学生最终取得的学习成果决定的。成果导向的教学必须首先明确本门课程对人才培养目标及达到毕业要求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针对这些要求逐条确定与之相对应的教学内容及完成这些教学内容所需的教学时数。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专业的培养目标为: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立足珠海、辐射珠三角、服务全省,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文化修养、具有较强的策划、文案撰写能力、具备较强的新媒体综合采编能力、具备较强互联网媒体内容管理与贡献能力、能掌握各种线上线下活动的运作流程与推广技巧、能够胜任企事业单位文化传播、文化创意与文化服务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四、新媒体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成果的确定及课程设计

根据以上课程目标,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内容,根据成果导向教育理论及高职学生的特点,对于这一传统比较重视理论的课程,最好在第一堂课即“描绘课程成果蓝图”,并确定课程学习的成果点。

课程性质确认与课程成果展望

作为服务于专业的通识课程,一方面要满足通识课的开放性与广博性,另一方面也要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做好专业服务。在课程内容的确定上,要求教师做好准备工作与导向工作,同时给予学生自主权。为此,在上课前,教师可以通过蓝墨云班课等平台发布课程介绍及相关资料,让学生事先对课程有个大致的了解。第一堂课,教师的重点是介绍古代文学的魅力及与点拨文学与新媒体专业的关联,在老师提供的资料基础上,学生通过自主查阅及讨论,确定本学期教学的主要方向。例如《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等,都有意无意地记载和传播了当时社会有价值的新闻资料,仔细品读我们会发现这些资料大部分都包含了“5W1H”。通过这些研讨,让学生理解文学课程是服务于专业的,而不是看起来高大上但无实际用处的课程。以吸引学生的兴趣,理顺课程与专业的关系,为接下来的教学做好准备工作。接下来,是围绕上述课程目标,确定这门课程的成果产出:主要有诗集、辩论赛、微信推文、视频脚本、活动文案、宣传文案等。针对提升文化修养目标,作为新媒体专业高职生首先要做的是增加知识的储备。如何展示知识储备的成果,可以考虑知识竞答或者辩论赛。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知识非常广泛,这门课程在有限的课时内如何进行取舍是一个关键问题。同时,在文化知识的储备及文化修养的提升过程中,不能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应重视学生对文化的思辨。所以,选取具有思辨性质、探究性质的问题作为课程的切入点是非常必要的。如李杜优劣、魏晋风骨形成的原因、魏晋服饰变化的历史契机、西游记师徒取经的缘由等等。这些问题通常没有标准答案,必须在阅读与资料查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进而通过学习小组辩论赛的方式,展示学生对知识收集与储备的成果,同时增强学生的逻辑思维与表达能力。针对服务于新媒体采编能力的培养。这一点,要求学生在知识储备基础上,进行信息分类,形成带有自己观点的微信推文。这样既能传播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也锻炼了学生的新媒体采编能力。针对策划与文案撰写能力的提升及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首先,课堂活动本身就是需要策划的,基于成果导向与高职就业导向的教学,不可能完全依靠理论讲授完成。策划各种课程实践活动是教学过程及结果考核的必然要求。其次,基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活动,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推广。例如,古代文学的课程可以和辩论、舞台剧、广告文案、品牌故事宣讲等活动结合,策划各种带有古典意蕴的课堂活动。而活动的推广,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文案来完成。

授课专题的确定及教学设计

新媒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设计的依据,一是依据专业培养目标及课程目标所确定的成果蓝图,二是依托新媒体专业核心课程。1.中国古代诗歌与信息的采集。这个项目,可与网络编辑实务结合,并将专业中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的内容应用进来。中国古代诗歌浩如烟海,让学生自主选择往往会失去方向。这时候,教师要首先介绍或者回顾信息收集与整理的方法,然后梳理中国古代诗歌的大致分类。学生可以根据兴趣,自主按照时代、按照内容、按照流派等各种分类去搜集自己喜欢的诗歌,并制作诗集,配以图文,通过微信进行推广传播。2.散文与新闻通讯及人物传记的写作。这个项目的主要考虑点是服务于是新闻采访与写作这一专业核心课程。在古代文学着作中,作为文学名篇的《史记》等历史散文最具代表性,他们对人物的叙述与品评达技巧历来得到学界认同。比如,可以选择《项羽本纪》进行分析阅读,学习人物传记的写作方法,并进而结合新闻采访的相关知识,进行新闻稿的撰写,从新闻报道的角度去了解项羽这个人。通过文学与新闻的对照,一方面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另一方面也学习挖掘人物、进行深度报道的方法。3.宋词及拍摄脚本的编制。这个专题选择的直接依据是专业核心课程新闻摄像与制作及基础课程新闻摄影实务。根据教学经验及与专业课教师沟通,在上核心课程时,由于文学文化知识的欠缺,导致部分同学在摄影、摄像时候找不到好的素材及拍摄角度,为此脚本的写作成为了一大难题。而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会发现,古代诗词中有很多镜头感、画面感很强的作品,这些是拍摄及脚本制作的非常好的素材。例如李清照早期作品《点绛唇•蹴罢秋千》《减字木兰花》等,学生通过撰写脚本并拍摄,让学生动起来,一方面提升学生兴趣,避免纯理论说教,另一方面也为脚本写作找到素材。4.戏曲与剧本的写作。结合新媒体“文化推广与传播”专业能力要求,服务于学生从事企业文化宣传岗位,中国古代戏曲的学习可以说为学生剧本写作能力培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与素材。中国古代戏曲,可能是最受年轻人忽略的一个部分,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一方面可以通过经典视频的播放,给学生直观印象,吸引学生兴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经典作品剧本和视频,让学生进行剧本改编。比如在介绍《西厢记》《牡丹亭》的大致内容基础上,播放《拷红》《闹学》经典出目,让学生首先进行视频的处理与编辑,然后改写这两个段落的剧本。还可以进一步,让学生自选经典片段,进行加工改编的基础上,自行分配角色、排练、表演一个舞台剧。表演完毕后,师生一起总结剧本的得失,表演的得失,既形成对戏曲文化的亲近,也锻炼学生剧本写作、文学鉴赏能力。5.中国古代小说与故事改编。新媒体专业学生从事文化宣传、创意文案岗位时,常需要进行品牌故事及广告文案的撰写,若能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进行,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在中国古代小说模块的教学中,着重培养经典故事的利用与改编能力以服务与专业就业岗位。古代小说自先秦神话传说便有了雏形,直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期间无数的小说为后代文学作品、影视剧形成了借鉴,并成为中国影视的超级IP。导演与编剧通过对作品的不同解读及改编,形成了中国当代影坛的无数经典。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及故事改编,培养学生故事讲述及多角度理解问题的能力。当然,在这些项目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挖掘,让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担当文化传承使命的基础上,成为专业能力培养的得力助手。

五、基于成果导向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效果测评

成果导向教育的核心理念是能力导向,OBE的课程教学评价首先聚焦在学习成果上,是考查学生对课程所支撑学生发展的某些能力是否达成的评价。其次,OBE的学生成果评价是一种自我参照评价,强调达成学习成果的内涵和个人的学习进步,而不强调学生之间的比较。根据每个学生能达到课程要求的程度,赋予其从不熟练到优秀不同的评定等级,进行针对性评价。而且,课程评价的结果应该应用在课程持续改进中。为此,首先针对课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计的项目内容,在每一个环节设置测评,要求在每一个教学单元都能形成一个成果:依据要求进行诗歌的收集与编排,形成完整诗集;依据给定题材内容,形成一篇古代人物通讯或者深度采访报道;自选诗词,编制拍摄脚本及形成视频;为给定企业或者产品,撰写品牌故事或故事型广告文案。第二步是根据能力目标,制定评价的具体指标。这些指标,最好是能够量化或者具体可感受到的。第三步是针对学生完成的“成果”的评价,考查学生是否达到了该项目所要求完成的信息收集、编辑、策划等各项能力。评价结果应该是合格、不合格;或者达到、未达到。每一个项目考核评价结束后,教师要根据学生具体完成情况,进行针对性指导,确保每一个学生达到课程目标。而针对已经达到合格标准的,则给予提升优化指导,力图达到高峰成果。在整个课程效果测评中,最好有师生互评,以期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志义,朱泓,刘志军,夏远景.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引导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29-34.

[2]李志义.成果导向的教学设计[J].中国大学教学,2015:32-39.

[3]申天恩,斯蒂文•洛克.论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J].高校教育管理,2016:47-51.

[4]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等主编.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着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21.

[5]李志义,朱泓,刘志军,夏远景.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引导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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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探析

一、高职院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必修课,课时较多,分先秦两汉、唐宋文学、明清小说等阶段分学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需要大量文史知识的积累,还需要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等技巧,这就对教师的知识储备及学生的高中语文基础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实际情况来看,高职院校的学生相较于本科院校学生,多数高考成绩偏低,学科理论基础薄弱,学习动力不足,而高职院校注重的是实训实践能力,理论课课时有压缩,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时会觉得艰深晦涩,缺乏学习兴趣。教师面对这样的学生群体,在讲课时会有各种阻碍,如不能全神贯注地讲授某诗歌的思想境界及对人生的感悟,因为还要给学生串讲字词的含义,疏通诗句,关于诗歌内涵的讲授时间就相对减少,教师觉得这样的课堂没有激情、没有动力,更别谈成就感了。那么,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哪,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二、高职院校古代文学教学现状成因分析

高职院校课程设置重实践操作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快发展给教育体制带来了很多变化,经济转型期间对技术型人员的需要推动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高职教育以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为主,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重视实践操作和动手能力,而像中国古代文学这样以传统文化知识为内容的学科不免受到一定冲击,课时就相应的有所压缩。而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古代文学好像是一门与现代社会距离最远的课程,来自就业工作的压力使学生在学习中明显出现一种功利性,他们更关注与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课程,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渐渐消退。

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对传统阅读方式带来冲击

20世纪90年代,网络开始兴盛,迅捷、便于沟通联系等优势被80、90年代的学生所推崇。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阅读很大程度上脱离书本,转而依赖于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这样的阅读方式优点是方便、快捷,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信息,但是因为有图像、有视频,有各种评论,人们在阅读之后就不会有深层次的思考和判断,因此阅读就流于形式,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传统阅读是基于书本和文献资料的阅读,它能带给人丰富的思考空间,带来深刻的情感体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各个朝代,不管教学内容有何变化,但是阅读和记忆文本却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它是通过深层阅读得到思想升华的一门课程。陈寿的《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曾言:“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可见,先辈们很早就悟出了古代文学学习的经验,那就是要阅读文本。如今的大学生多数都是90后,他们从小就受到图像阅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传统的阅读方式,而对于古文的之乎者也更是头疼,不阅读,不懂文义,何谈喜欢呢?

教师教学手段的陈旧难以适应现代教育潮流

半个多世纪以来,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在讲课方法上基本还是沿袭传统,以老师为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张嘴,一支笔,一个本”的授课方法。这种教学方式的长处是有利于发挥教师的课堂主导作用,方便教师掌握、监控整个教学活动的过程,有利于传授系统的古代文学知识。但是不足之处则是完全由上课教师主导课堂,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成为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人才的阻碍。教师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很明显已经不能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如今这样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更新速度突飞猛进的信息化时代,传统的授课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三、高职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具体举措

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强化古代文学育人的教学目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教书育人。教书,是教会学生各种知识和技能,而育人则是通过知识的传授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渗透,使学生耳濡目染,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遗产,讲授古代文学,不仅仅是教学生一些诗词,教学生理清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更多的则是让学生在阅读学习古代文学作品时体会那些文人志士对家国的热爱,学习他们在逆境中仍然坚持向上的坚毅品格。让学生在圣人先贤的影响下,成就爱国爱家爱友的良好品格。如今,在校大学生以90后为主,他们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对困难和压力的承受能力相对不高,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的讲授,让他们学习如何走出困境或者在逆境中继续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如苏轼一生三次被贬,仕途堪忧,第三次被贬到遥远荒凉的惠州,苏轼也能够随遇而安,通达乐观,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他的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句,就给我们一种心境豁然开朗,心灵得到净化的感悟。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感特征安排教学内容,要对学生有所助益,以培养身心健康的学生为重点。

突出古代文学课陶冶情操和提升审美能力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蕴含着朴素的哲学、美学等原理。教师授课时应该对学生进行真善美的教育,也要传达一些朴素的哲学原理。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诗词可以让学生体验对称美和韵律美,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可以让学生体会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阅读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或者王维的山水诗时,可以让学生反复吟诵,体会空灵、恬淡的人生感悟,体验物我两忘的禅意,获得丰富且深刻的情感体验;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简单的一首七言绝句,蕴含了客观全面的人生哲理。告诉人们一个为人处事的哲理,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片面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利用多媒体、微课等现代教育技术,逐步改革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古代文学课程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依赖老师课堂的讲授,但是这种满堂灌的方式不容易被学生接受,学生会觉得比较枯燥乏味;另外,教师主讲,学生在课堂上很难消化那么多的学习内容。因此,教学效果并不好。当今的大学课堂,现代教育技术已经得到普遍应用,但是应用较多的还是计算机、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应用相对不多。所以,我们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升完善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课件、微课等进行课堂教学,如讲授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词,可以通过制作PPT课件,插入朗诵诗歌、背景音乐及背景图片等,让学生在听朗诵的过程中感受诗歌的沉郁豪放风格,并通过表格等展示词人心情的变化,进而读懂词意。讲授《红楼梦》的语言风格或宴会场景,可以截取电视剧片段,给学生播放,让学生有更直观的体会,还可以讨论,从而活跃课堂气氛。再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我们可以找一些洞庭湖和岳阳城的图片,让学生体会洞庭湖的辽阔和悠远。

四、总结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在高职院校的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只是简单地给学生传授古典文学知识,而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格,培养审美情趣。古代文学教师也应该跟随时代发展需要,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适应不同年代的学生特点,有的放矢,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带来新的生机。

作者:齐海棠 单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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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火枣意象探析

摘要:火枣原为道教术语,后演变为文学意象。宗教性、人文性是文学中火枣意象的基本属性。因火枣概念多次转变,古代文学中的火枣有三种呈现形态:仙丹、仙果、人间果品。后人在阐释火枣意象时,常不能正确辨别具体作品中火奉的形态,这给作品阐释及阅读带来了障碍。厘清火枣概念的嬗变,能为作家和读者使用、解读火枣意象提供依据,避免火枣意象阐释上的混乱现象。

关键词:文学;火枣;探源

一、火枣意象

火枣一词出自《真诘》,原为道教术语,后被诗人引人作品,成为文学意象。宗教性、人文性是文学作品中火枣意象的基本属性。概括起来,古代文学中的火枣有三种呈现形态:仙丹、仙果、人间果品。随着火枣形态的演变,它出现在多种文体中,叙事功能不断增强,成为古代文学中神秘而常见的意象。在南朝,文献中已出现火枣一词;但直到唐代,火枣才走进诗歌,与文学结缘。李商隐的《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陆龟蒙的《袭美以春橘见惠兼之雅篇,因次韵酬谢》都出现了火枣。在李、陆诗中,火枣开始淡化方术色彩,融人了文学意味,成为诗歌意象。李诗云:“我本玄元胄,禀华由上津。中迷鬼道乐,沉为下土民。托质属太阴,炼形复为人。誓将覆宫泽,安此真与神。龟山有慰荐,南真为弥纶。玉管会玄圃,火枣承天姻。科车遏故气,侍香传灵氛。”?李商隐年轻时曾在王屋山玉阳道观学道,后离开。戊辰年他重返道观,恰遇昔日道友在练静功,诗人有感而发,作此诗以抒怀。诗歌虽充斥道教术语,但主旨却指向爱情。据钟来茵考证,李商隐在玉阳道观学道,后因情感风波被逐出道观,此诗借道教典故写以前的恋爱风波;其中火枣既是道教修炼的方法,又是他们情爱的隐喻。?这表明火枣最初进人文学与作者的宗教经历密切相关,也正因这个宗教“公案”火枣得以走进诗歌,成为爱情的象征。陆诗云:“堪居汉苑霜梨上,合在仙家火枣前。珍重更过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边。陆龟蒙将朋友馈赠的春橘比作仙家火枣,以示珍重,足见二人情谊深厚,火枣是友情的象征。在情感的介人下,火枣由宗教走向文学,这也决定了宗教性和人文性是文学中火枣意象的两种基本属性。到宋代,诗词中火枣出现的次数大大增加,苏辙、仲殊、王之道、张继先、彭龟年、洪咨夔、连文凤等人都使用过火枣意象。此期文学中的火枣呈现出三种特征:一是纯粹的宗教属性;二是半宗教半文学属性;三是较纯净的文学属性。张继先《金丹诗四十八首》中的火枣代表了此期文学中火枣的第一种特征:“鼎中大药世难知,日月双投妮不迷。未秘妙光方火枣,始思玄理号交梨。溶溶朱粉飞云远,湛湛神辉满室齐。一纪烹前才得了,便乘鸾辂上天梯。”?此诗完全是一首道教“炼丹”诗,作者张继先是北宋道教正一派第三十代天师,宋徽宗赐号虚靖先生。他借助诗歌文体来表达宗教内容,此处的火枣纯粹是宗教意象。苏辙、连文凤诗中的火枣,虽仍属宗教意象,却被注人了强烈的个人情感,文学意味明显增强,代表了此期文学中火枣的第二种特征。苏辙的《夜坐》否定了道教火枣的功效,委婉地表达出诗人豁达的情怀:“回看尘劳但微笑,欲度群迷先自了。平生误与道士游,妄意交梨求火枣。”@连文凤的《秋怀》肯定道教火枣的功效,也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短暂的极度焦虑:“人生血肉躯,百年终丑老。安得紫微书,遗我一火枣。”?此处,火枣的宗教属性成为作者世俗情感的衬托,在宗教氛围下人世的情愫能得到更有力的表达。仲殊、洪咨夔词中的火枣,基本脱去了宗教外衣,成为较纯净的文学意象,代表了此期文学中火枣的第三种特征。仲殊《西江月?味过华林芳蒂》云:“味过华林芳蒂,色兼阳井沈朱。轻匀绛蜡里团酥,不比人间甘露。神鼎十分火棘,龙盘三寸红珠。清含冰蜜洗云腴。只恐身轻飞去。”⑦仲殊用火枣、红珠暗喻柿子,写出了对柿子的喜爱程度。洪咨夔的《次韵双桂》用交梨火枣共元生来写双桂连理,想象奇特,趣味盎然。这里的火枣与宗教的关系已极为淡薄,成为作者匠心独运的情感象征物。而李石《谢王公才惠资阳梨二首》云:“欲写霜柑三百颗,更寻火枣八千秋。”?此处火枣已是人间果品,与宗教无关。自唐至宋,文学中的火枣完成了从宗教意象到文学意象的转变。元曲中的火枣基本继承了宋代诗词中火枣意象的特征。王吉昌《浣溪沙.饮刀圭》中的火枣是道教丹药,姬翼《临江仙?酝酿长生天上酒》借火枣抒怀,王丹桂《木兰花慢?中秋》中的火枣指中秋果品。到了明清,火枣依然常出现在诗词中,其属性与前代文学中的火枣并无二致。此期,火枣又走进小说,成为小说中的一个常见意象。小说中的火枣继承诗词曲中火枣的属性特征,但在功能上有所变化,作为丹药它超越了成仙的藩篱。《西游记》中的火枣是仙丹,有延年益寿、羽化成仙的功效。该书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赤脚大仙向玉帝献交梨两颗、火枣数枚以表敬意;第七十九回《寻洞擒妖逢老寿,当朝正主救婴儿》,寿星送国王三颗火枣,国王食后身轻病退,后得长生。在其他一些小说中,火枣的功能开始变化。《剪灯新话》中火枣能让人恢复前世的记忆并预知未来:乃于袖中出梨枣数枚令食之。曰:“此谓交梨火奉也,食之当知过去未来事。”自实食讫,惺然明悟,因记为学士时,草西蕃诏于大都兴圣殿侧,如昨曰焉。?《封神演义》中,火枣的功能更加神奇:真人袖内取了一枚奉儿递与哪咤过酒。哪咤连饮三杯,吃了三枚火奉……只见左边一声响,长出一只臂膊来……只听得左右齐响,长出六只手来,共是八条臂膊;又长出三个头来。⑩哪咤吃了三枚火枣,长出两头六臂,变为三头八臂,随心变化,功力大增。从长生久视到得知过去未来,再到三头八臂,古代小说拓展了火枣的功能,使火枣更加神异。而在《金瓶梅》中,火枣变身为凡间珍果,成为富贵人家宴会上的食物。西门庆与潘金莲合计毒杀武大郎后,娶潘金莲为妾,又将武松发配,心中甚是得意,于是安排家宴取乐:“水晶盘内,高堆火枣交梨;碧玉杯中,满泛琼浆玉液。”1%代小说中未改变火枣的属性,但增加了它的功能,火枣的文学性增强,叙事能力提升。一方面,古代文学中的火赛,一直保持着神秘的宗教色彩,与成仙、神通变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火枣也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成为非宗教的情感的载体,由仙丹、仙果演变为人间果品。除少数“炼丹”诗词外,火枣作为文学意象,更多地寄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认识和情感。

二、火枣探源

神秘的火枣有助于作家表达特定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但因人们对火枣的本源及其流变缺乏深人了解,在解释火枣意象时常出现混乱现象,这给作品阐释及阅读造成了障碍。譬如《西游记》中的火枣,各家对它的解释不同。曾上炎的《西游记辞典》,释火枣为道教传说的仙果;刘森淼的《大师讲国学文库?西游记通解》认为,火枣即火之意,是光明、热量的象征。霍松林的《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着鉴赏辞典》云:“交梨、火枣,均是神仙所服仙药名。或谓果物,或谓仙丹,服后可飞升成仙。”?再如冯国超译注的《幼学琼林》,释火枣为道教神仙所食的仙药;周远斌注的《幼学琼林》则认为,火枣为道家仙果,吃了可以成仙。因此,有必要对火枣的嬗变做一番探究,为文学创作与解读提供依据。火枣源自《真诘?运象二》:“玉醴金浆,交梨火枣,此则腾飞之药,不比于金丹也。”但《真诰》并未明言火枣为何物,而《真浩?运象一》云:“妃手中先握三枚枣,色如乾枣而形长大,内无核,亦不作枣味,有似于梨味耳。妃先以一枚见与,次以一枚与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语令各食之。”?刘学锴、余恕诚着的《李商隐诗歌集解》认为,“火枣承天姻”中的“火枣”即紫清真妃手中的枣,这种解释是对火枣的误解。唐代以前金丹指外丹,《真诰》明言交梨火枣不比于金丹,说明交梨火枣不是外丹。且《真诰?运象二》又云:“交梨火枣之树,已生君心中也。”火枣非外丹,又生于体内,属内丹无疑,故不可能是真妃手中的枣。《真诰?运象一》云:“某又以襞纸待授,真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虚李夫人爱子也……自因宿命相与,乃有墨会定名,素契玉乡,齐理二庆,携雁而行,匏爵分味,醮衾结裳,顾俦中馈,内藏真方也……”?南岳夫人又云:“偶灵妃以接景,聘贵真之少女,于尔亲交,亦大有进业之益得,而无伤绝之虑耳……”?由此可知,众仙真所传授的成仙“真方”交梨火枣,应属房中一派,是内丹中的阴丹。《云间七笈》引《太清诘》所载许远游与王羲之书信亦云:“夫交梨火枣者……此则阴丹矣。但能养精神,调元气,吞津液,液精内固……固精留胎,结实也。”?许远游向王羲之传授的交梨火枣,明确指出火枣是隶属于房中术的阴丹。综上所述,火枣最初为道教术语,出自《真浩》,是阴丹,而不是真妃手中所拿之枣。到了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二《玉格?仙药》将交梨火枣与钟山白胶、阆风石脑、黑河蔡瑚并举,火枣由阴丹转变为自然界所生的仙果,由抽象变为具象。《酉阳杂俎》未交代将火枣列为仙药的依据,它本身又是小说,这里的仙果火枣应是作者的杜撰;但它却是火枣概念的第一次转变,彻底改变了火枣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从《真诰》到《酉阳杂俎》,火枣由内丹变为“外丹”。到了明代,王逵《蠡海集》云:“老氏之言交梨火枣者,盖梨乃春花秋熟,外苍内白,虽雪梨亦微苍,故曰交梨,有金木交互之义;枣味甘而色赤,为阳,有阳土生物之义,故曰火枣。”?《蠡海集》中,火枣既不是阴丹,又不是仙果,而是普通的大枣。这是火枣概念的第二次转变,火枣完全褪去了宗教色彩,成为人间常见的果品。《蠢海集》对火寒是大枣有自己的解释,作者认为,大率皮红,五行属火,果肉甜,五行属土,有火生土的寓意,故称火枣。明清的医书大都采用了火枣即大枣的概念,如《本草纲目》《增补临证指南医案》的药方中,火枣就是大枣。医书对火枣的认识影响更为深远,民众在疾病治疗中不自觉地认同并传播了医书对火枣的定义。概括起来,古代火枣的概念有三:阴丹、仙果、大枣。从本源上讲,火枣是阴丹;从流变上讲,火枣是仙果或大枣。此外,唐、宋、元诗词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枣意象:安期枣。安期枣的典故出自《史记》卷二yU封禅书》,“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枣的特点是硕大如瓜,李白《寄王屋山人孟大融》云:“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有作品把安期枣的特点混人火枣,如曹勋《用秦公赠李次仲韵呈次仲三首》云:“金精盛处须寻兔,火枣成时要似瓜。”?这是一种误解,究其原因,一是作者不了解火枣,二是火枣和安期枣都能使人长生,二者功能相同,容易被人们混为一谈。火枣似瓜是文学中极个别现象,不具备普遍性,故本文未将它纳人火枣概念的演变中。简言之,古代火枣概念的演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人们对宗教知识不够了解,其次是文学作品对火枣的再加工,最后是古人对火枣的解释。因《真诰》没有明确界定火枣的概念,文中又出现了真妃手中之仙枣,这容易使人误以为真妃手中仙枣即是火枣。对宗教知识缺乏深人了解是火枣被误解的首要原因,《真诰》中的仙枣成为人们误解火枣的滥觞,这直接导致了火枣的“变异”。后来,很多文人借助火枣抒情达意,除少数具有宗教身份的作者外,大部分人沿用了火枣即仙果的概念。文学创作强化了人们对火率的错误认识,也为《酉阳杂俎》将火枣列人仙药提供了“依据”。后人在解释火枣时常把《酉阳杂俎》作为征引材料,火枣即仙果的错误概念愈加流行。同时,明代之前,一些文学作品视火枣为大枣,火枣即大枣的观念随着作品的传播也流传开来。当火枣“成为”大枣时,就存在一个需要阐释的问题:大枣为什么又称火枣?《蠢海集》首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作者借助阴阳五行生克原理巧妙地将火枣转变为大枣。这是古人首次对火枣做出明确而“合理”的解释,通过该解释把文学视火枣为大枣的错误在理论上“洗白”了。这种观点又被医书所采用,成为医学上的常识,进而被人们广泛接受。宏观而言,火枣概念的演变极具代表性,它体现了错误阐释的积极意义。文学中的误读是一种创造,正是作家、学者对宗教的误读使火枣能够逐步摆脱宗教文化的束缚,进人文学领域,成为抒情言志的载体。没有误读就没有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中丰富的火枣意象及其奇特的叙事功能。因此,历史上的火枣意象不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要遵守误读即“真理”的原则。微观上,今人对火枣意象的解读,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也不能“穿越”,要依据时代和作品做出明确的解释。具体而言,参照火枣意象的演变,根据语境,来确定文本中火枣的内涵;可溯其本源,定其流变,但不可“张冠李戴”或含糊不清。例如,《金丹诗四十八首》中的火枣需释为内丹,《西游记》中的火枣需释为仙果,《金瓶梅》中的火枣则释为果品.

作者:金业焱 单位:南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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