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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蛮性书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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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爱情走向婚姻、家庭,其间往往存在情感的落差,从而也就成为了文学习见的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一题材便尤为作家们关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爱情与婚姻的冲突已经出现在家庭生活的描写之中了。如冰心《两个家庭》的主题就是如何使“神圣”的爱情在日常的生活中得以延续,而鲁迅的名作《伤逝》则是婚姻侵蚀爱情的挽歌。
不过,检点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对于爱情与婚姻的矛盾缘起,作家们的描写是因性而别的。
苏联学者沃罗比约夫在《爱情的哲学》中谈到:“爱情的熄灭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的问题。”“整个生活程序日复一日的强制和种种繁琐的细则……这就造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最忠实的爱情也会窒息而死。”这一分析相当深刻,指出了家庭生活具有“物质”与“精神”悖离的倾向,而物质性的生活内容所具有的重复性与繁琐性必然产生厌倦感,使浪漫的爱情“窒息”而死。
可以说,所有进入家庭“围城”的人都要经过这一过程——“围城”之为围城,原因也大半在此,而其中多数人虽会有所苦恼,但也会很快适应。不过,对于精神生活要求过高的人或精神高度敏感的人,他们的适应会很困难。结果就是苦闷、破灭,以至于冲出“围城”、毁弃爱巢。把这样的精神状态表现于文学,就有了《伤逝》一类的作品。
现代文学中的叙事文学,比起古代的同类作品来,爱情描写增加了很多,同时很多都与追求思想解放、追求自由生活的题旨发生联系,这样就进一步把爱情神圣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与爱情感受之间的落差也随之增加。神圣的爱情被世俗的家务侵蚀,家庭里弥漫起“窒息”的毒雾,昔日的爱侣忽然反目生怨,这是谁的责任?
我们且看不同性别视角下的情景各自如何。
《伤逝》,虽然是涓生在忏悔,但说到家庭破裂的责任却似乎不是悔而是“责”:子君不仅完全陷入“重复而繁琐”的物质生活里——“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而且精神上也随之急剧降落——“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透过涓生的眼睛,那个美丽的恋人的形体也急剧变得粗俗难看,手变得粗糙,人变胖了,整天汗流满面,目光变得冰冷。而精神世界空虚得除了鸡和狗之外,只剩下和房东太太生闲气了。那么,涓生如何呢?他勉力同恶劣的环境斗争,拼命写作、翻译,可是不但要受到子君的干扰,而且连饭都吃不饱,因为子君要剩下粮食喂鸡和狗。显然,男人在极力维持这个家庭,在留恋当日的圣洁而浪漫的爱情,而女人则变成了世俗的俘虏,进而变为世俗的同谋,来联手毁弃掉男人珍爱的一切。
老舍的《离婚》对男人陷身“世俗”家庭的苦恼描写更细,渲染更充分。小说所写的两个家庭中,老张的家庭已经最充分地世俗化了,口腹之欲成了全家人最高的生存目标,加之家庭成员精神世界同样“俗”透了,所以他们没有因为世俗而生的苦恼。但是,这个家庭是作者调侃的对象。老李的家庭则冲突不断,老李也总是陷入苦恼的泥沼。老李有一段表白,自述苦恼之源:“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乐音,贞纯象个天使。”
他的苦恼是家庭中没有“诗意”,而没有“诗意”的原因是妇女“被实际教坏了”。家庭不能给男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是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平凡”,因为女人的“被实际教坏”。也就是说,当女人辛辛苦苦忙着家务,忙着那些单调、重复、劳碌的事务的时候,她们的劳动不但没有产生价值,反而是破坏性的——这就是老李的家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作者的观点。
我们再来看看女作家们如何处理类似的冲突。
萧红的《生死场》虽聚焦农村下层民众的家庭,但是这种感情的跌落过程却是完全相同的。作者借成业婶娘之口诉说了女人对于这个跌落过程的痛苦感受,她讲述了自己少女时对爱的渴求,也诉说了男人无情的改变:“我再也不愿听这曲子。年青人什么也不可靠,你叔叔也唱这曲子哩!这时他再也不想从前了!那和死过的树一样不能再活。”萧红又用两段传神的描写来渲染这一家庭悲剧:“女人悄悄地蹑着脚走出了,停在门边,她听着纸窗在耳边鸣,她完全无力,完全灰色下去。场院前,蜻蜓们闹着向日葵的花。但这与年青的妇人绝对隔碍着。”
家庭的温暖完全死灭,女人的精神世界也完全枯涸。而这不是她本身的原因,她不甘心,她要挽回,但是那个完全浸泡到种田、喝酒里的男人,是她根本无力改变的。在这个问题上,萧红的深刻与巧妙在于描写了成业和他叔父两代人的爱情、婚姻与家庭的对照图,而两代人重复着同样的轨迹,就使得悲剧的制造者不再是某个个别的丈夫,而成为了带有普遍性的“男人们”,从而有力地实现了女性的无言的控诉。
《结婚十年》是一部完整的“家庭破裂史”,从二人相爱到建立家庭,再到情感冷却,最终分道扬镳。比起前面举出的男作家的几部作品来,苏青既写了在“柴米油盐”的考验面前,两个人的不同表现,还写了当女性挺身而出为家庭建设新的精神空间时,男人的恶劣表现。面对家务的考验,女主人公一方面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而她的丈夫却是毫不领情,甚至不肯稍尽自己的一点经济责任——连买米的钱都不肯出,家庭的气氛就这样开始被恶化了。而当女主人公要把自己的“爱好、兴趣”“自由发展”一下时,她的丈夫莫名其妙地充满敌意,为了不让她读书,就把书橱锁起来。当她的处女作发表出来时,高兴地用稿费买了酒菜和丈夫一起庆祝,而丈夫却是“吃了我的叉烧与酒,脸上冷冰冰地,把那本杂志往别处一丢看也不高兴看”。总之,男人不但自己不去努力恢复家庭的生机与情趣,而且破坏女人含辛茹苦建设物质基础与精神家园的工作,其偏狭、蛮横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自然,家庭最终破裂的责任就是这个不能负起责任的丈夫。
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里家庭的破裂过程比较曲折,丈夫既负心又变态,不过在对待结婚后的家庭生活负担的态度上,与苏怀青的丈夫毫无二致。于是,家庭对于女人变成了“地狱”——“他从天堂把我推到了地狱,我在地狱里幻想着天堂的生活。”显然,这种“天堂地狱”之论,在《伤逝》《离婚》中都有相近似的表达,所不同的只是推者与被推者的性别倒换了过来。
同样的家庭问题,在不同性别视角下所见竟有这么大的差异,这既有各自经历不同的原因,又有立场的因素。只要把自家的立场作为唯一的立场,就难免出现视角的偏颇。正如波伏娃所讲:“只要男女不承认对方是对等的人……这种不和就会继续下去。”她针对现实家庭生活作此阐述,其实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由爱情的“诗”到家庭的“散文”,这几乎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减轻其消极冲击的唯一妙药就是超越自己性别的自然态,求取夫妻双方的理解与体谅。同样,作品中克服偏颇以臻更高境界的妙药也是超越,是作家超越人物的立场,站到足以俯视双方、俯视爱情与家庭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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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蛮性书写分析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着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2014:199-202.

[2]黄晓艳.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03-104.

[3]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J].文学评论,2013:62-68.

作者:徐甜 单位:新乡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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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现代文学比较分析

威尼斯平台登录,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和日本现代文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共通性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从现代文学的本质从发,分析了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的基础上,分别对中日文学的差异和比较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日;现代文学;比较;分析;思考

1、引言

中日现代文学之间一直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二者互相推进、互相影响,因此,无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还是对于日本文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现代文学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二者均经过了社会的变革、时代的进步,在本国文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文化并加以创新,而正是在新旧文学的传承过程中,中日现代文学进行了交融和碰撞。

2、现代文学的本质

现代文学主要是指在国家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现代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学体裁,创造新的文学内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学主要以对社会的反映为基础体现出一定的精神世界,而随着目前社会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等也在发生着改变,以中日现代文学为例,其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学体系。

3、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我国的现代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当时中国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启发,开始对我国的文学进行革新以达到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的结合比以往更深,是以现实主义革命为主体,同时包含有多种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大家鲁迅的很多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开辟了广泛的道路,随后冰心、郁达夫、郭沫若、朱自清以及叶圣陶等众多文学大家更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我国文艺运动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深度融合,民族特色鲜明、艺术个性明显,再加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大家做出的突出贡献,更是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

4、日本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日本的文学深受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具有独特的特点,在近代之前,其主要以短小、结构单纯的短歌为主,而之后向着连歌发展。纤细和含蓄是该时期日本文学的突出特点,同时其文艺观也是以真、艳、寂、哀为主,直到后来的大变革时期,日本向中国大陆全面开放。在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远洋一至日本,便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韩文学,继而创造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继而出现了江湖元禄和奈良平安文学,同时日本的发展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

5.1中日文学的差异

中日文学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下,表现出一系列明显的差异性,首先,中国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日本文学主要是玩物有情的文学,属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其次,中国的现代文学更加注重风骨,对言志比较看重,主旨比较鲜明,而反观日本文学,更加崇尚言情,轻快优雅,比较喜欢朦胧微妙;第三,我国现代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日本的现代文学则受佛道遁世思想的影响。最后,我国的很多文学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很多都是俯瞰社会,关注芸芸众生,很少表露自己。相比之下,日本的现代文学却是和政治的关联性并不强,其关注的大多数角度都是宫廷妇女与隐逸者,余情与暗示经常在作品中展现。

5.2中日文学比较的意义

虽然中日文学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双方的差异性比较明显,但是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共通之处,究其原因,和双方的发展背景相似有着直接的关系,两国都是以接受欧洲近代文学为契机而建立的日中两国近代文学,只是从明治时期开始逐渐拉大了距离。而随着近现代文学差异大于类同,中国与日本现代文学也出现过趋同的倾向现象,对其两国的文学比较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能够为我国的文学积聚一定的文化底蕴,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来说,中日两国的现代文学虽是差异性明显但是又各具特色,能够互相融合,互相进步。

6、结束语

当前,中日现代文学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才能有效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对其背后的文化本质进行了解,体会先贤们的历史,这样才能在未来创造出新时期的文学新纪元,其同时也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主要目的。

参考文献:

[1]高华鑫.“儿童的发现”与文学诸问题——试论中日现代文学中的“童心”观念[J].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3,02:118-128.

[2]刘伟.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4,03:86-92.

[3]吴岚.“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D].复旦大学,2010.

[4]杜晓云.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点[J].时代文学,2009,04:133-136.

[5]朱晓进,何平.论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J].南京师大学报,2008,05:120-129.

作者:王欣然 单位: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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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分析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它们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的伟大作品。新时期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和延传的历史进程,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的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延传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萌芽、兴盛、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留下了众多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不随时空迁移而变化的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在对经典的不断阐释、欣赏领悟、转换重塑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品格。本文从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出发,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的相关问题。

一、经典的概念、特征

一直以来,文学经典的定义和解读都存在着另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也导致了人们对经典的理解模糊。其中一种完全否定经典、消解大师,而另一种则试图重释经典,寻找大师。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对经典的解读上存在一系列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的和本体的又是发展的和开放的;既是适应整体的又是满足个人的。两种倾向都具有片面性、绝对性和盲目性。经典虽然难以给予精确具体的界定和定义,但它既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也同时存在巨大的解读和阐释空间。其特征包含以下三方面:

经典本体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性解读的结合

经典是作者根据个人的世界观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创造,它体现出丰富的人性色彩和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和原创性的表达,同时它提出的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与当下的意识结合,又会在对经典的独特阐释和传播中产生持久的震慑力[1]。经典既不能脱离文本自身的原创性和历史特征,也在不同时代的解读中不断定位、重塑,这也促进了真正的经典在延传中变异衍生、长存不灭。

经典的存在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特征

经典是个人精神世界与艺术原创的结合体,既能反映个人的心声也能体现特定时代公众的话语,因此,它同时具有感性和理性、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表达。而在对经典进行阐释时,个人的、感性的和无意识的解读使经典具有了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促使了不同时期文化和文学经典的深层沟通,也因此让经典出现“共鸣”的效果,进而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2]。文学经典的延传具有恒久性文学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影响力,它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保留下的伟大作品,对经典的研究必然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二、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

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

五四时期中国文人从形式上、知识论及文化的深层结构出发,构建起了一个既与中国传统旧学体系截然相反,又不同于纯粹的西学的开放的、多元的新知识系统。这个新的知识系统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在文学探讨和创作方面,现代意识开始出现。

中国现代文学出现新的意识形态系统

血缘基础上的宗法体系的崩塌,随之个体独立价值被实现,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由此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和中华民族的救亡,新的意识形态系统开始出现。

新的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建立,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出现,经过人们审美取向的更新,中国旧的程式化文学套路开始被舍弃,新的美学原则促进了新文学经典的诞生。如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都创作于这个时期,同时出现了对这些作品的赞誉和接受性的评价。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既包括新经典文本的创作,也包括对这些作品的接受[3]。

三、多维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延传

经过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价值和审美的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得以诞生。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文学经典的解读普遍从革命与审美的双重架构中展开,在此期间,鲁村的作品先被批判为“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从革命出发进行阐释,成为左翼文学的旗帜。左翼文学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在意识形态和审美水平上互相攻击批判,争夺文学经典在确认和解读上的话语权[4]。到四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功利主义价值观,革命性成为文学经典确认的显话语,鲁迅、郭沫若的第一代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被从革命角度阐释,并在这种阐释维度的影响下,诞生了茅盾的《子夜》这样的第二代文学经典和以《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为代表的第三代文学经典。尽管审美在革命性的约束下,逐渐不被重视,但仍然有像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样坚持文学独立审美品格的作家。而巴金、老舍等的作品对革命性与审美的把握恰到好处,既保持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又避免了不被认可的跌宕命运。

民族化更关注民族特色的保持和发扬,对现代化的弊端和不足十分敏感。陈寅恪先生提出了“相反相成”态度,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体现为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既讲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风格,又吸收了西方意象派的象征手法和以老舍、沈聪恩为代表的京派小说经典。总体来说,在此期间单纯的现代化、西化作品逐渐消失,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代经典主要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作品,体现了民族化涵盖现代化的审美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相比于西方而言,缺少本土资源的支持,新文学虽然相对于旧文学大众化程度得到空前提升,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大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大学教授、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文学确立的话语权[5],因此,大众化和精英化的悖论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普遍存在,即都承认大众化的方向,并向这一方向努力,但在不知不觉中精英化越来越得以显现。

四、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革命与审美、民族与现代和大众与精英的关系中经过不断异化、遏制、幸存直至改革开后得以重构、发展并繁荣,它的诞生与延传是时代精神、传统文化、文学审美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深圳大学学报:103.

[2]张惠玲.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J].山花,2014,:151-152.

[3]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J].文艺研究,2006,:27-37.

[4]丁兰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承[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12-13.

[5]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189-193

作者:杨文斌 单位: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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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分析

摘要:尽管村上春树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谈及自己对日本文学传统的回避,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关键词:村上春树;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寻找

村上春树的作品融入了他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众多感知,青春里庞大的无根与实在感、人生的漂泊与身份的不确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尽管他时常将“自身”、“存在”挂在嘴边,但又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或准确或详实的解说,甚至可以说他从没有直接或直白地对这三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书写,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坚强的内心,执着的追求。在他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极大否定和回避中,我们能否就此否认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呢?

日本作家向来善于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经探觉美感,哪怕是最纤细最转瞬即逝的,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从八世纪的《万叶集》到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物哀”与“幽玄”积淀形成,尽管平安后的镰仓时代,武家当权、战乱不休,文学传统一度被迫由唯美纤细转向凛冽的现实描述,但唯美的文学脉络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反由于战争的无情与冷酷,让人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动人,唯美的主题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荣。当然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强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内核赢得了观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确立、日本获得统一后,尽管而后和平时期中的武术传统渐渐从战场转移到舞台,但仍未能给日本民族留下心灵的印记,打上身份的标签。

结束漫长的幕府统治后,明治维新随着政治改革,迎来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变革,佛教和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迅速变革的迫切要求,许多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但又陷入似乎徒劳无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国家历史上的文学引进与变革一样,迎来第一个文学高潮的技艺总是照搬和模仿。一战之后,西方各式思潮涌入东瀛,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名字为日本知识界逐渐熟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等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阐发,着重于阐述一种新的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新的人生哲学,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满着黑暗、鲜血、森林的死亡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结合。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其所谓“大帝国”荣耀、“不可战胜的神话”纷纷宣告破产,庞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识分子刹那间被屈辱消沉、颓废苦涩的情绪笼罩,放荡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调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孤独的体认。就在社会文化与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时,此时的文学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的转向。

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达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求证是一重要主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社会、封闭自我的表现;一种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己的表现。

新感觉派作为重要代表将表现主义和达达派取代了私小说中的日本传统和冷静。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很多作家都认为:自从美国占领日本后,本土的文化艺术中表现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强调。但这并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状态,在武士的态度中需要用剑来平衡菊。故而,在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现代寓言和传统唯美的景物故事融汇的河流中开始渐渐萌生出强烈的精神自律。于是,一直在努力调和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无法调和的日本文化在现代的狂野中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内核。让这个矛盾的“自我”根植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和难以驾驭的外来文化之上。

同样感到现实黑暗重压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样面临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是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产生种种曲折的原因。纵观夏目一生的作品,其虽然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余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关心社会现实、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无论是批判社会的内容的力量或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们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他都代表了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强烈寻找意识:寻找解决这样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寻找个体与社会相交汇的最恰当接点。

困惑的漩涡几乎卷入了此时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个社会都被裹挟着沉沦、迷茫。安部公房作为日本战后的存在主义大家,“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将萨特作为其精神领袖,在其创作年谱中明确指出,正是萨特给予了他思考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性的方法与种种。人生的荒谬、人性的虚伪与无奈、无可逃脱的责任、成为了其文学的主题。

纵然曾经讨厌在学校念书,甚至常常挨老师打,村上春树却在国中时代就将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读个滚瓜烂熟。纵然固执的叛逆因子在进入神户高中之后并未消退,村上却在不听任何人规劝毫不学习的日子里始终维持阅读欧美原着小说的热情,甚至开始学着研习翻译,继而保持了相当好的高中成绩。纵然对于日本文学本身,从来未有过某种挚爱或忠于的表白,但作为纯种关西汉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传统的文学之美与武士之魂,裹挟着又温柔又执着的内核一跃而进西方迷惘、孤独的存在主义漩涡。村上春树正像整个日本一样,选择了在被迷惑的公众目光中开始寻找同样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样将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写进小说,让无奈的痛苦回忆重新唤醒本就空洞洞的心灵,然后像夸父尽情痛饮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遗失的过去,然后将其与生命一起抛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烧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位内心孤独、彷徨在社会边缘的主人公来显示社会痼疾,寻找人类的命运,确证自己的人生;糅合了东方奇幻静谧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动态之说,置主人公于荒诞的境地展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国家、意念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在村上的小说中尽管他为我们编织了仿如梦幻般的寓言童话,构建了一座座高耸在迷雾中终年被黑暗或大雪笼罩的小镇与图书馆,塑造了既迷茫揣测又坚信无疑、孑然一身又极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从始至终贯穿前后,并且从未封闭在脱离社会的绝对空间,小说中经常出现严肃的历史关注,让人想起数年前村上对于中国的到访从未被任何媒体报道或知晓,一行未对任何地方政府或组织作拜会,仅仅为了去看那一块作为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争端的“不毛之地”。从间宫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作者:郭华 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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