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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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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本由(日)柄谷行人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分析

摘要:尽管村上春树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谈及自己对日本文学传统的回避,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关键词:村上春树;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寻找

村上春树的作品融入了他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众多感知,青春里庞大的无根与实在感、人生的漂泊与身份的不确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尽管他时常将“自身”、“存在”挂在嘴边,但又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或准确或详实的解说,甚至可以说他从没有直接或直白地对这三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书写,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坚强的内心,执着的追求。在他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极大否定和回避中,我们能否就此否认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呢?

日本作家向来善于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经探觉美感,哪怕是最纤细最转瞬即逝的,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从八世纪的《万叶集》到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物哀”与“幽玄”积淀形成,尽管平安后的镰仓时代,武家当权、战乱不休,文学传统一度被迫由唯美纤细转向凛冽的现实描述,但唯美的文学脉络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反由于战争的无情与冷酷,让人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动人,唯美的主题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荣。当然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强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内核赢得了观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确立、日本获得统一后,尽管而后和平时期中的武术传统渐渐从战场转移到舞台,但仍未能给日本民族留下心灵的印记,打上身份的标签。

结束漫长的幕府统治后,明治维新随着政治改革,迎来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变革,佛教和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迅速变革的迫切要求,许多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但又陷入似乎徒劳无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国家历史上的文学引进与变革一样,迎来第一个文学高潮的技艺总是照搬和模仿。一战之后,西方各式思潮涌入东瀛,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名字为日本知识界逐渐熟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等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阐发,着重于阐述一种新的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新的人生哲学,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满着黑暗、鲜血、森林的死亡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结合。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其所谓“大帝国”荣耀、“不可战胜的神话”纷纷宣告破产,庞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识分子刹那间被屈辱消沉、颓废苦涩的情绪笼罩,放荡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调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孤独的体认。就在社会文化与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时,此时的文学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的转向。

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达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求证是一重要主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社会、封闭自我的表现;一种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己的表现。

新感觉派作为重要代表将表现主义和达达派取代了私小说中的日本传统和冷静。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很多作家都认为:自从美国占领日本后,本土的文化艺术中表现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强调。但这并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状态,在武士的态度中需要用剑来平衡菊。故而,在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现代寓言和传统唯美的景物故事融汇的河流中开始渐渐萌生出强烈的精神自律。于是,一直在努力调和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无法调和的日本文化在现代的狂野中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内核。让这个矛盾的“自我”根植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和难以驾驭的外来文化之上。

同样感到现实黑暗重压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样面临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是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产生种种曲折的原因。纵观夏目一生的作品,其虽然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余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关心社会现实、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无论是批判社会的内容的力量或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们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他都代表了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强烈寻找意识:寻找解决这样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寻找个体与社会相交汇的最恰当接点。

困惑的漩涡几乎卷入了此时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个社会都被裹挟着沉沦、迷茫。安部公房作为日本战后的存在主义大家,“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将萨特作为其精神领袖,在其创作年谱中明确指出,正是萨特给予了他思考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性的方法与种种。人生的荒谬、人性的虚伪与无奈、无可逃脱的责任、成为了其文学的主题。

纵然曾经讨厌在学校念书,甚至常常挨老师打,村上春树却在国中时代就将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读个滚瓜烂熟。纵然固执的叛逆因子在进入神户高中之后并未消退,村上却在不听任何人规劝毫不学习的日子里始终维持阅读欧美原着小说的热情,甚至开始学着研习翻译,继而保持了相当好的高中成绩。纵然对于日本文学本身,从来未有过某种挚爱或忠于的表白,但作为纯种关西汉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传统的文学之美与武士之魂,裹挟着又温柔又执着的内核一跃而进西方迷惘、孤独的存在主义漩涡。村上春树正像整个日本一样,选择了在被迷惑的公众目光中开始寻找同样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样将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写进小说,让无奈的痛苦回忆重新唤醒本就空洞洞的心灵,然后像夸父尽情痛饮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遗失的过去,然后将其与生命一起抛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烧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位内心孤独、彷徨在社会边缘的主人公来显示社会痼疾,寻找人类的命运,确证自己的人生;糅合了东方奇幻静谧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动态之说,置主人公于荒诞的境地展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国家、意念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在村上的小说中尽管他为我们编织了仿如梦幻般的寓言童话,构建了一座座高耸在迷雾中终年被黑暗或大雪笼罩的小镇与图书馆,塑造了既迷茫揣测又坚信无疑、孑然一身又极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从始至终贯穿前后,并且从未封闭在脱离社会的绝对空间,小说中经常出现严肃的历史关注,让人想起数年前村上对于中国的到访从未被任何媒体报道或知晓,一行未对任何地方政府或组织作拜会,仅仅为了去看那一块作为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争端的“不毛之地”。从间宫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作者:郭华 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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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国画、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基督教,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对联、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典故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着,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文革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文革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着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1]骆素青,刘义婧,赵秀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中国宗教.2011.

[2]翟文铖,杨新刚.“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0.

[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

作者:孔维刚 单位: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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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现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它不再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而是用现代语言来呈现,表现手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了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新诗、白话文、现代小说等。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接纳与内化外来文化,不但具有非常浓厚的现代气息,而且与世界潮流并行,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冲突。然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它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四、结语

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文学只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不断汲取其中的养分,才能提高层次、走得更远;同时,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能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从而源源不断地为现代文学提供历久弥新的素材。

作者:杜治平 王鹏飞 单位: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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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一):笔记

柄谷行人深刻的历史洞察。风景与孤独的内心紧密连接,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不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得以发现,是一种价值颠倒的讽喻,同时暗示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真正的写实主义者永远是“内在的人”,而风景的意识就是距离的意识,“言文一致”与“风景的发现”具有根源的相似性。“自白”不是悔过,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驳斥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企图把“疾病”从被赋予意义中拯救出来,认为有问题的正是建立了“健康的幻想”的现代医学知识制度。柄谷认为此种“反对阐释”忽视了诸种关系的系统性。自然主义文学诞生于医学的启发,结核产生于工业革命导致的生活形态急剧变化,使关系网失去了原有的平衡。疾病本位文化症候。

驳“儿童的发现”:强调这种批评忽视了儿童文学的落后与文学的落后具有整体性,是历史的产物;“幼稚”与“成熟”的分割也是历史的产物。“儿童的发现”的儿童观念是被限定为“幼稚”的。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二):读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笔记(一)

去年夏天我读了一本很差的书,《文言与白话》,那本书也是讨论白话文运动的,但是它把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区分定义为书写口语和书写文言文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文言文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其次,白话文与其说是一种书写口语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文言文”。从“他她它”,到“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性”、“什么什么化”,到“文学”、“艺术”、“哲学”、“经济”……都是这种“新文言文”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白话文当成一种绝对来源于口语的东西。柄谷行人指出,“文言一致”源于对“语言”的“风景”的发现,“文言一致”既不是创造了口语,也不是创造了文言,而是创造了“文=言”。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实体,并不是起源于多少多少万年以前,而就是起源于现代性的开始。

柄谷行人的这篇文章是1992年附加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后面的,《起源》发表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没有出版,后来柄谷行人看到了安德森的书,进一步推进了他对民族主义的思考,简单地说,并不是先有日本和文学才有了日本现代文学,而是日本现代文学创造了日本的概念和文学的概念,如果我们做具体的词源学考察,会发现所有语言里的“文学”一词都是在现代化中形成的,所以现代化以前的人并不把那些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当做文学,文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概念,也就是说,文学从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现代文学。

柄谷行人的这篇文章,带有批判德里达的色彩。其实我读到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论述时,也曾经起过怀疑。后殖民主义是从解构主义衍生出来的学派,解释“东西文化”的概念并不是本质的概念,而是地地道道的现代构建。我们汉语学界在民国时期也轰轰烈烈的讨论过“东西文化”的差异的问题,这种学风整体而言是非常肤浅的,而且对西方学界后来针对第三世界命题的思考没有带来任何助益。我现在对民国的这一派学问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我们发出一种话语——“中国文化具有性质A,西方文化具有性质B”——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发掘出中国文化的A性质,而是创造了一个具有A性质的文化主体。我们如果需要发出这样的话语,只需要对这“两种文化”有一点最低限度的浮光掠影的了解,说出来的话都是似是而非,很容易找到反例,找到反例后也很容易解释或修正。也就是说,并不是先有东西文化的主体,再有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和特点的概括,而是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和特点的概括创造出了东西文化的主体。

这样说来的话,德里达所说的“中国没有本体论,西方有本体论”、“中国没有语音中心主义,西方有语音中心主义”确实是他思想的一个败笔,而且和民国的新儒家比也看不出高明多少。事实上,德里达来中国的时候,王元化和他吃饭,德里达说中国没有本体论,王元化以“言/意”“名/实”等古代思想概念加以反驳,德里达不懂中文,当然无法反驳。德里达所说的“汉字不表音”也是很想当然的,汉语的诗文讲究音韵美,自不必说,越南的“汉喃”也是反例,这是柄谷行人在文章中指出的。

柄谷行人进一步反对德里达把“言文合一”追溯到古希腊,这是一种倒着写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这么高?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的书名都是以“史”字结尾的,也就是说,它最大的特征在于分门别类地作史,不管是“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戏曲史”、“艺术史”……“史”字前面的双音节词绝大部分是“和制汉语”,也就是古代汉语里存在的双音节词语,被日本人用来翻译西洋的新名词,不管是“文学”、“艺术”还是“经济”,这些词语在古代的含义和现代汉语的含义都是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概念一旦形成,就会被天经地义的当成“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差异”,并默认为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然后他们的历史就形成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古人从来没想到要去总结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要让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让日本人来写。如果文学真的是“本质的”、“亘古不变”的概念属性,为什么古人不研究“文学史”呢?为什么他们不把《诗经》、《楚辞》、李白当成一种“文学”呢?归根结底的说,“文学”是蒸汽推动的印刷机生下的孩子,雕版印刷和电力印刷都出不了“文学”。我之前在《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从语言学角度论述过,事物之间差异的大小和分类的标准,并不存在绝对的规则,它们是语言确定的。

柄谷行人接下来的论述越来越精彩,“现代的民族国家是分别从“世界帝国”中分化出来的。”罗马帝国分化出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中华帝国则分化出日本、中国、越南、韩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和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的构造基本是同时的,是一种共谋。“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国家”一起形成,现在台湾大修《全台诗》就是如此,《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和台湾主体的建构同步,我们对于“台湾文学史”的合法性或许出于相信与不相信之间,那么我想说,最近还在编纂的还有《全港诗》、《全澳诗》,我们怎样看待从先秦写起的《澳门文学史》呢?《澳门先秦文学史》和《中国先秦文学史》存在着质的不同吗?

在古代,“汉字在各国被以不同的发音所阅读,在西欧拉丁语亦是怎么发音都可以的。”中央帝国并不关心文字的发音,对于我们现在的世界,语言的差异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全球化的最大阻碍。我们当代留下的文献也有很多是论述当下的世界语言差异的。但是我们研究古音学的时候却会发现,相比于海量的中国古代汉语文献,古人讨论语言差异的材料极少,这时候,谁能找到蛛丝马迹谁就能在古音学上取得成绩,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古人很少讨论语言的差异?柄谷行人对于这个问题论述的很清楚。

“现代民族国家的母体形成是与基于各自的俗语而创出书写语言的过程相并行的。但丁、笛卡尔、路德、塞万提斯等所书写的语言分别成就了各国的国语。这些作品在各自的国家至今仍作为可读的古典保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各国的语言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反,是因为通过这些作品各国形成了自己的国语。”民族国家的语言是作家创造的,这和胡适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论异曲同工。“方言上的分化在各地得到了证实。我们不易看清楚这种分化,是因为各种方言中的一种得到了作为文学语言、政府公用语或国内交易流通语的特权地位。得其荫庇,只有这一种方言通过文字的遗迹被传播开来,相反其他方言则让人感到是不美观不洁净的土话或者公用语的歪曲形态。也可以说,被文学语言所采用的方言屠杀了众多的其他方言,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柄谷行人通过对索绪尔的文本细读,提出了迥异于俗流的解读,索绪尔的语言学之所以排斥文字,不是因为什么“语音中心主义”,而是因为“书写语言会积极地促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很清晰的语言成为‘清楚明了’的东西。”研究显示,法国大革命时期,整个法国说法语的不到40%。同样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时候,中国能听懂北京话的人数有没有40%呢?这样说来,白话文是对口语的“描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如果我们推到极点,在现代性到来以前,“语言”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这不是说古代人每天都使眼色和写文章,不说话,而是说作为概念和实体的语言在古代不存在,就算是在现在,每一个人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苏州话和上海话的发音、词汇和语法都有所不同,为了方便,我们这里只讨论发音,苏州话和上海话的发音不同,当中隔了太仓话、嘉定话,太仓话是苏州话里带有上海话特征,嘉定话是上海话带有苏州话特征。上海话和嘉定话当中还隔着南翔话……读到这里,巨大的裂缝已经显现了,我们不说嘉定话是苏州话和太仓话的“混合”呢,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普陀话”和“安亭话”这样的概念呢?我想这答案我已经不用说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每个人的语言都不是百分百相同的,在地域上是逐渐变化的,我们把什么样的人群提取为一个集体,是政治化的。我们现在放在“外国语言文学系”或者“外国语学院”或者“外国语大学”里学习的语言,和放在“民族学”、“语言学”、“东方学”范畴下学习的语言,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有现代文学,而后者没有现代文学。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笔记

《类型的死灭》笔记

大冈升平强调,在漱石写作初期作品的时期里,世间还有一种并非小说、诗,而应称为“文”这样一种已被忘却了的类型存在。

存在着一种既不“人情”也不“没有人情”的“非人情”。简单说,这就是幽默。

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的日本文坛占支配地位的是来自法国的“文学”观念,这种倾向不单是日本,在英国也是一样。漱石所研究的18世纪英国小说,在那个时代该没有被当做文学看待,“小说”乃是不入文学之流的东西……但是,在把小说视为文学艺术的19世纪后期,这样的作品仅仅被视为小说的仍未成熟的萌芽阶段。因此,漱石关注到18世纪英国小说的多样性和先驱性,这不仅在当时的日本就是在英国也意味着一种孤立。

《关于结构力》笔记

阅读所为现代以前的文学时,我们会感到那里缺乏“深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应该将其理由归结于他们的“现实”或“内面”,也不应该勉强地去读出“深度”来。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深究什么是“深度”?这个“深度”缘何而生?

即使在西欧,现代透视法确立以前,其绘画中也是没有“纵深度”的。这个纵深度乃是通过数世纪的努力过程,与其说是通过消失点作图法之艺术上的努力,不如说是数学上的努力,才得以确立起来的。实际上,纵深度不是存在于知觉上的,而主要是存在于“作图上”的……习惯了这种透视法的空间,我们便会忘记这是“作图上”的存在,而倾向于认为此前的绘画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客观的”现实似的。……我们所说的“现实”只存在于一种透视法的装置之下。

我们之所以感到“深度”,不是由于现实、知觉和意识,而是来自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透视法的装置,我们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学装置的变貌,故将此视为“生命”或“内面”的深化之结果。

《中文版作者序》笔记

我写作此书是在19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报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据说杜尚的马桶失踪了。假使没有失踪得以保存下来,那一定会华丽地装饰在大美术馆里的吧。这将是一种滑稽。然而,与此相似的滑稽却发生在另外的领域。现代文学就是要在打破旧有思想的同时以新的观念来观察事物。而对习惯了固有文学的人来说这无疑与杜尚的拿马桶来参加美术展相仿佛。可是,所谓马桶那样的东西不久则成了尊贵之物。往昔立志弄文学的人为数极少且命运多舛,不用说夏目漱石就是这样的作家。但是,到了1970年代他则成了“国民文学”作家受到敬仰。我在那时试图要否定的“现代文学”正是这样的文学。这个现代文学已经丧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坏力量,成了国家钦定教科书中选定的教材,这无疑已是文学的僵尸了。因此,如果在这个时期里,“现代文学”走到了末路,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Nation”乃是通过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市民而形成的,而且“nation”也无法还原为民族。……nation的起源并非那么古老遥远,毋宁说就存在于对旧体制的否定中。然而,在民族主义思想那里这一点却遭到了忘却,古老王朝的历史与国民的历史同化在一起了。

资本制市场经济,国家和民族三者构成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关系。比如,在经济上大刀阔斧的行动,如果走向了阶级之对立,则可以通过国民的相互扶助之感情加以超越,通过国家制定规则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如此等等。这三位一体之圆环力量极其强大。例如,在这里要打倒资本主义则国家的权力会得到强化,或者在民族的感情基础上资本主义会得到拯救。因此,不应该以三位一体的一个方面为打倒的目标,我们必须寻求一种走出资本制=民族=国家三位一体之圆环的办法来。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四):颠倒的现代性

“风景一旦确立之后,其起源就被忘却了。这个风景从一开始便仿佛像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似的。其实,毋宁说这个客观之物实在风景之中确立起来的。”

经由“透视法”而从山水变为风景,正如文学中“写实”的诞生,“自然主义”也并非是自然的。

柄谷行人在这本书里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起源找出来,把这种透视法的倒错找出来,把那些我们现代人认为本来如此的认知重新历史化。

与“风景”的发现类似,内面、独白、儿童、病也是现代性的装置:没有忏悔制度前就没有需隐蔽之事;没有儿童的概念之前就没有真正的儿童;现代医学创立后造出了更多的疾病。这都是现代性的“颠倒”。在日本现代文学里,这种装置的物质性基础就是“言文一致”。

跟我们如今一般认为的不同,“言文一致”的制度形成了一种既不是过去的“言”也不是过去的“文”的文体,它是一种新的文体。但是言文一致体一旦确立起来,人们就把它的起源给忘了,渐渐认为只是把“言”转移到“文”的一个过程。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人在阅读或创作所谓言文一致体时,比传统汉文更难更要命。我们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时,也总觉得白话文运动后的文体是言文一致的、符合大众口语的、更能准确翻译外国小说的文体,但事实上是那样的吗?不如说我们现在的趣味和阅读能力倒是被这个言文一致的白话文所培养的,才会产生这种颠倒的错觉。

情节、深度、结构力,这些现代小说必不可少的因素,以及规范性的文类,在柄谷行人这里也同样被怀疑。他剖开了那些“理所当然之物”的起源和历史。

“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节,对我来说值得参考的就更多了。言文一致的政治性和民族国家意图,是讨论现代语言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最后摘一段非常精彩的:

122
“对于这场论争,我们不应该去追究论争的是什么‘问题’。‘问题’总是作为对立或矛盾而构成的,所以,论争这个形态才是使‘问题’得以存在、发生的关键。我们对于现实的东西恐怕只会通过对立或者两分法来‘认识’,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应该懂得‘问题’只有通过所谓‘作图’才得以存在。最为论争而形成的‘问题’在揭出了某种东西的同时,也会把某种东西隐藏起来。‘政治与文学’论争也好,‘战后文学’论争也好,都是一样的。对立所隐蔽的是差异的多样性。为了解读‘无理想论争’,我们必须拉开距离来看他们由对立而形成的意义及‘问题’的场。”

这一段对许多别的“论争”也有参考意义吧。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五):笔记

柄谷行人深刻的历史洞察。风景与孤独的内心紧密连接,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不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得以发现,是一种价值颠倒的讽喻,同时暗示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真正的写实主义者永远是“内在的人”,而风景的意识就是距离的意识,“言文一致”与“风景的发现”具有根源的相似性。“自白”不是悔过,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驳斥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企图把“疾病”从被赋予意义中拯救出来,认为有问题的正是建立了“健康的幻想”的现代医学知识制度。柄谷认为此种“反对阐释”忽视了诸种关系的系统性。自然主义文学诞生于医学的启发,结核产生于工业革命导致的生活形态急剧变化,使关系网失去了原有的平衡。疾病本位文化症候。

驳“儿童的发现”:强调这种批评忽视了儿童文学的落后与文学的落后具有整体性,是历史的产物;“幼稚”与“成熟”的分割也是历史的产物。“儿童的发现”的儿童观念是被限定为“幼稚”的。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六):我多想每个人都读到柄谷行人君啊

我多想每个人都读到柄谷行人君啊,他真是太厉害了。我从他的《跨越性批判》看起,一口气看完了《世界史的构造》、《哲学的起源》和这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现在正看《历史的反复》,只剩《作为隐喻的建筑》还没开动。到目前为止,他的每本书我都非常喜欢,他有很多看法跟我一致,也有很多看法让我眼界大开,就以这本书为例说说吧。

他的一些颠覆性观念:

1、最初把孩子作为孩子并不再把孩子当做大人的是卢梭,在此之前,“孩子”这个观念是不存在的。梵•丹尼•伯杰提到帕斯卡尔的父亲给予儿子的教育,说从今天看来那是令人惊异的早期教育。还有后来的歌德八岁就能写德、法、希腊文和拉丁语。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被当成孩子来看待”。不用说,虽然他们现在亦是闻名遐迩的人物,而在当时并非特殊的例外。另外,这种情况并非西欧所特有。在日本也把汉学的早期教育视为当然,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中亦有十几岁就在昌平黌讲学的。

注:我大一时读过卢梭的《忏悔录》,知道过他对于孩子的观念,但远没有柄谷行人君的认识那么深刻,主要是他的知识面比我广太多了。

2、在日本杀子之事乃家常便饭。因此,重视保护孩子这样的思想是作为一个宗教性观念而出现的,并非一般的自明之理。把“婴儿屠杀的世界”称为非道德,是因为没有看到“道德”本身的颠倒性。孩子作为“孩子”来看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了,因此,我们很难割断将此观念适用于过去的惯性。

3、工厂即学校,军队亦是学校。反过来可以说,现代学校制度本身正是这样的“工厂”。在几乎没有工厂或马克思所说的产业无产者的国家,革命政权首先要做的不是建立实际的工厂,——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学制”与“征兵制”,由此整个国家作为工厂=军队=学校被重新改组。这时候,意识形态为何是无关紧要的。现代国家本身即是一个造就“人”的教育装置。

4、“帝国”如罗马、中国那样乃多民族的,其特征是使用像拉丁语或汉字那样的标准语。进而,在那里导入了超越各民族共同体宗教的“世界宗教”。只要与自己的支配地位不相抵触,“帝国”并不关心其中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与现代民族国家要求语言的合并统一和帝国主义强行要求同一性形成了对照。

注:中华帝国的文明真的曾经非常之辉煌,是值得为之骄傲的。

5、日本社会直到晚近的前些年,仍然与保存下来的母系——严格地说是双系的——结构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不仅与西欧不同,也与中国、朝鲜或者印度相反,因为后几个国家从古代开始就确立起了父权制度。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的皇帝集一切权力于一身不同,天皇总是作为一种“象征”或零度符号而存在的。“天皇制”就是这样一种权力支配形态,除了仿照中国皇帝的9世纪或以德国皇帝为样板的明治时期以外,称天皇为emperor则是一种误解。作为对中国式思考方式的抵抗,日本人获得自我表现的机会是在9世纪到10世纪与中国中断了联系的那个时期。其代表是使用所谓“女文字”即表音文字进行写作的紫式部那样的女性作家们。不用说,这是因母系婚姻系统的存在才成为可能的。一般认为,在14世纪前后开始了向父系婚姻系统的转化,但在大多数中下层社会里仍然保存着母系制。例如,16世纪后期,耶稣会的传教士弗洛伊斯这样写道:“在欧洲夫妻之间财产共有。在日本则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一份财产。有时妻子向丈夫放高利贷”“在欧洲丈夫休妻是很普通的,但在日本妻子常常向丈夫提出离婚”。“日本的女性根本不讲处女的贞操,失贞也没有什么不名誉,而且照样可以结婚”。除了武士阶层,这种情况大概在德川时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注:以前总觉得日本社会重男轻女很严重,女性在日本社会地位很低,但这很可能只是自己的误读。

6、阅读所谓现代以前的文学时,我们会感到那里缺乏“深度”。说他们的文学中没有“深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应该将其理由归结于他们的“现实”或“内面”,也不应该勉强地去读出“深度”来。与此相反,我们应该追究什么是“深度”,这个“深度”缘何而生。我们之所以感到“深度”,不是由于现实、知觉和意识,而是来自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透视法的装置。我们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学装置的变貌,故将此视为“生命”或“内面”的深化之结果。现代之前的文学缺乏深度,不是以前的人不知道深度,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使自己感到“深度”的装置而已。

注:很早就明白,并不是有深度的小说才叫好小说,柄谷行人君的厉害之处是讲出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些小说有深度,那些小说没有深度。

7、nation的成立是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等级制度得到民主化之后成立的。nation的起源并非那么古老遥远,其实,就存在于对旧体制的否定中。然而,在民族主义思想那里这一点却遭到了忘却,古老王朝的历史与国民的历史同化在一起了。我们只要注意到世界上存在大量由复数的民族而构成的民族国家以及有很多同一民族分裂为不同的民族国家这样的事实,就会清楚将nation与民族国家等同视之是错误的。如果没有超越血缘和地缘的普遍性契机nation是无以确立的。nation也非仅以市民之社会契约这一理性的侧面为唯一的构成根据,它还必须根植于如亲族和族群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我们甚至可以说,nation是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而族群共同体遭到解体后,人们通过想象来恢复这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而产生的。

8、一般认为,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为了废除南部的奴隶制而爆发的战争。但实际上,那是北部将南部的经济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且,那以后美国人消灭了夏威夷王国并越过太平洋而登上了东亚的舞台。而且,他们总是以解放奴隶、维护人权或实现社会的民主化为名而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今天,依然如此。

9、18世纪英国小说,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被当做文学看待,“小说”乃是不入文学之流的东西。

10、在劳伦斯•斯特恩那里,已经有了致使小说形式自身遭到破坏的自我言说的意识。但是,在把小说视为文学艺术的19世纪后期,这样的作品仅仅被视为处于小说的仍未成熟的萌芽阶段。因此,漱石关注到18世纪英国小说的多样性和先驱性,这不仅在当时的日本就是在英国也意味着一种孤立。

注:我们现在的人一讲起中国的小说,都批评说以前的人不把小说当艺术,其实暗地里是一种民族自卑感,觉得西欧的小说很好,因为他们有这个传统,一直以来把它当艺术,但原来他们也是到19世纪后期,才把小说当作文学艺术,而中国虽然是晚了一点,到20世纪初才有鲁迅等人提倡小说的艺术,可也没晚多少。

他的一些有共鸣的观点:

1、语音中心主义通过排除文字=文明,结果把“历史”排除掉了。例如,西欧中心主义的观念是通过抹杀比西洋更“优越的文明”即阿拉伯文明对世界的影响而确立起来的

2、冈仓天心试图从原理上在亚洲的内部寻找这个整体性,试图颠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或美学。也就是说,他不仅要颠覆黑格尔的西洋中心主义,而且要颠覆其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是重要的,矛盾产生斗争并推动历史的发展。而冈仓则对此引入了印度佛教的非二元论观念。换言之,他的亚洲是一个多样不同的整体。这样,他超越了西洋的普遍性而发现了东洋的普遍性。

注:这两点加起来其实都是反西欧中心主义,跟之前读的许倬云的观点相近。

3、柳田国男曾这样回忆说:我在文学界出版过新体诗,那或许是因了藤村的劝告亦未可知。但是,藤村那些人的诗来自西洋系统,认为直接表达胸中燃烧的感情便是诗。我则最初讲究和歌的题咏,所以诗的情调与他们完全不同。此乃日本短歌的特长,利用各种各样的咏题如深闺小姐的“怨情”等出题作歌。通常,所用词语三十或五十个排列组合起来,一首歌就编造出来了。这乃是过去的所谓题咏,要经常习作成为通人,必须做到别人回应你的诗后,你能立刻答诗才行。这乃是所谓作应景文学的心境。要作题咏如不下工夫练习,真要咏诗时则作不出来,所以我们常说要苦练题咏,总之,我的诗与藤村等的抒情诗多有隔膜乃是事实。

注:其实这段话如果换到中国的语境,就是古体诗和当代诗之争了,跟我的看法也一样,当代诗讲究直接表达胸中燃烧的感情,古体诗讲究文体、意境。

4、芥川先提起“没有‘情节’的小说”这一问题,认为“情节”与“艺术价值”无关。对此,谷崎润一郎则认为:“情节的引人入胜,换句话说即事件的组合方式,结构的精彩诱人,以及建筑上的美学,这不能说没有艺术价值。”

5、对于芥川来说,“情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像样情节的小说当然不是仅仅描写身边杂事的小说。这是在所有小说中最接近诗,且比起被称为散文诗的诗来更接近于小说的。如果反复强调的话,我认为这个没有“情节”的小说是最高妙的。若从“纯粹”,即不带通俗趣味这一点上来看,此乃最纯粹的小说。

注:小说需不需要情节?我非常赞同芥川的观点,没有情节的小说最接近诗,比如汪曾祺的一些小说,还有沈从文的也有。

我读鲁迅的文集时,知道他喜欢读国外的评论家写的文学批评,就想找些来都,没有想到柄谷行人君即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刚开始还以为他是位哲学家,真是喜出望外,获益匪浅。他的这本书,不仅仅讨论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也是对现代文学的批评,正如他的书的开头所写“我写作此书是在19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另外,他还提到了村上春树,认为他是日本当代文学的代表,并这样评价他的作品,“于这样的世界中得以繁荣的,只能是石川啄木所说的那种不具有对‘强权固执之抵抗’意志的文学。”我觉得,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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