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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学与译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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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的译介上,如果说明清之际是天主教“一家独大”,晚清时新教后来居上,与天主教形成“双峰并峙”之势,那么,民国时期就可以说是天主教、新教和人文学界“三足鼎立”了。本文“绪言”中概述了民国奥古斯丁译介的总体情况,然后分别介绍了天主教、新教和人文学界的奥古斯丁译介成果。

蒙古国学者达木丁苏伦在研究蒙古文学的过程中,对蒙古文学与域外文学之间复杂而生动的冲突和融合展开了充分的思考,着重探索了文学翻译与蒙古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前瞻性地发起了有别于传统翻译研究的文学翻译本土化课题。通过系统的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实践,论证出文学翻译是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重要命题。在《蒙古文学概要》和《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中界定了文学翻译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拓宽了蒙古文学经典,在蒙古文学研究中开辟了比较文学空间,确定了蒙古国文学研究的格局。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之路为我们探讨比较文学与译介学的学科定位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一)文学翻译本土化——文学接受演变模式
达木丁苏伦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精通藏、梵、满、俄等多种文字,翻译过40多篇俄苏文学作品,为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他探讨了俄-蒙文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技巧与翻译艺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蒙古民族与其他民族在语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现象做出理论性的阐发。《翻译外文诗歌一贤明的奥列格之歌翻译注疏》、《翻译俄文文学作品体会》、《我的一些翻译心得》等文章从理论上归纳和总结翻译实践,为蒙古国翻译研究做出了贡献。他在翻译研究上的兴趣远远不止于此,结合蒙古文学发生、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50年代起,达木丁苏伦立足于翻译与蒙古民族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前瞻性地提出对蒙古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沿课题——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
谈及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我们不能不提到俄罗斯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蒙古学研究所做的贡献。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语言、历史、民族学方面成就显著,而他在蒙古文学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则往往为学者们所忽略。俄罗斯学者米哈伊洛夫在梳理符拉基米尔佐夫文学研究思想时曾评价:“尽管在蒙古文学和民俗学方面广泛涉猎的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在该领域留下任何专著,然而,他的30多部相关著述却开垦了蒙古学研究的处女地,(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研究涉及蒙古文学和民俗学诸多方面。”1921年,符拉基米尔佐夫发表了论文《(五卷书)的蒙古故事集》,文中对流传于蒙古地区的《五卷书》中的一些故事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此后直到他谢世的10年中,他没有再触及这项工作。达木丁苏伦曾不无遗憾地说:“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继续这项自己发起的重要而又有意义的研究,忘却、放弃了,这是蒙古文学研究的严重不足。”倘若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英年早逝,也许他会继续深入和推进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时代将此重任赋予达木丁苏伦,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与符拉基米尔佐夫有着直接关联,而将它系统地进行理论阐释及实践,提升到一定的理论层面,弘扬倡导的则是达木丁苏伦。
归结起来,达木丁苏伦主要从三个层面倡导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进行系统的阐释。1956年,达木丁苏伦在提出撰写蒙古文学史原则时,第一次涉及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探讨译作逐渐变异,反映出蒙古状况,具有蒙古特色等方面……是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书写文学史的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1959年在题为《蒙古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达木丁苏伦继续阐发这个观点。他说:“特别是需要细致地研究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作品融入蒙古文学中的迹象及其变化,以及该作品所具有的蒙古文学特色。……对于翻译文学逐步发展成为蒙古的作品给予重视和研究,是当前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研究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将渗入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民族精神的译作称为蒙古本土化的作品,并将它们在融入蒙古文学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称为本土化。
在实践层面上,通晓藏文、梵文、俄文的达木丁苏伦,选择了17-18世纪的文学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从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文化背景、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等方面,尽可能“从多角度、多方位”,对蒙古文《萨迦格言》、《育民甘露》、《米拉日巴传》、《杜鹃传》、《尸语故事》、《大菩提经重要传说》、《白莲花簇》、《三十二个木头人》、《目连救母经》、《罗摩衍那》等作品在思想内容、体裁样式、情节、细节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得出“(蒙古文学)在接受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不是刻意地保持其原有的状态来接受,而是根据自己本民族的生活环境对其进行修改、加工以后才加以接受”的结论。
如果说达木丁苏伦试图通过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有效地解决文学翻译与蒙古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达木丁苏伦对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作用则是他对这项研究有目的、有意识的尝试与实践。他将几十年来探索蒙古文学发展模式的多层次思考置于发展蒙古国现代文学实践之中。
作为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有意识地通过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影响刺激乃至推动蒙古新文学发展,将翻译视为发展蒙古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他翻译了不少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俄罗斯作家普希金的作品,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贤明的奥列格之歌》、《乌云》、《每当我在喧哗的市街游荡》、《青铜骑士》等,还翻译过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俄罗斯及苏联作家的一些作品。其中《贤明的奥列格之歌》成为蒙古文学翻译史上的典范。通过翻译为蒙古本土文学引进新的文学和创作元素的同时,达木丁苏伦不忘“失去自己的文化土壤,外来借鉴也就无从附丽”的原则,始终强调“蒙古新时代的文学,是在蒙古民问文学、蒙古文学以及苏联文学三个支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的观点。从他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创作中可以看出,借鉴外来资源,追求文学的蒙古特色与风格是达木丁苏伦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是达木丁苏伦对蒙古文学中翻译活动运行模式的考察、总结与实践。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构成“文学翻译为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论题的学理基础。
(二)文学翻译——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
蒙古国的学者自誉“蒙古国是一个翻译的国度”。回顾蒙古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这种提法并不为过。历史上,蒙古地区曾经出现三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分别是17-18世纪印藏文学蒙译、19-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蒙译和20世纪蒙古国以俄苏文学为主体的欧洲文学蒙译。历史上,先后涌现了诸如搠思吉斡节儿、锡喇卜僧格、索诺木嘎刺、席勒图固什、札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苏、贡噶斡节儿、噶尔丹席勒图呼图克图、大什阿旺丹陪、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哈斯宝、尹湛纳希、古拉兰萨等著名的翻译家群体。他们从汉语、藏语、梵语等语种翻译而来的作品蔚为可观。到了近代,以俄苏文学为主体的欧洲文学大量进入蒙古国,俄苏、捷克、东德等国文学被翻译为蒙古文。20世纪90年代之后,蒙古国将介绍借鉴的目光投向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西方文论逐步进入蒙古国。
以往对于翻译与蒙古文学的关系问题,蒙古学界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早期的欧洲蒙古学者为代表。尽管他们发现蒙古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翻译作品,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重视这些译作在蒙古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得出“蒙古没有本民族独立的文学”、“蒙古文学完全是佛教文学”、“蒙古文学完全是翻译、复述、转述的文学”等结论。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长期以来蒙古学者对文学翻译的作用认识不足,对于蒙古文学史上遗存的翻译作品往往退避三舍;间或有论述者,也是点到为止。达木丁苏伦是蒙古学者中最早探索文学翻译与蒙古文学发展之间关系的学者。
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列夫维尔在论及翻译对文学的作用时指出:“随着译介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和文化史方法论的理论注入,翻译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因此(现在)研究比较文学必谈翻译。”倘若说这种提法诞生于20世纪全球文化交融共铸的大文化背景之下,那么13、14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文化交融的作用,为达木丁苏伦重视探讨翻译与蒙古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翻译是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论题提供了先决条件。
13、14世纪,蒙古民族在军事上的强大及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建立,使得蒙古成为东西方往来交通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制定了“政教并行”的治国方针,大力弘扬佛教,由朝廷出资翻译了大量的印度、西藏佛教经籍。随着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度传播,蒙古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翻译高潮。大量印度、西藏佛教经籍被翻译成蒙古文,尤其是18世纪佛教的重要典籍《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翻译与出版,更加推进了印度文学、我国藏族文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它们“对蒙古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体裁和风格,使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譬如蒙古传记文学、短篇小说等文学式样的产生以及蒙古诗学理论的出现,与印度文学及我国藏族文学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蒙译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诗经》、《论语》、《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说唐》、《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今古奇观》、《东周列国志》等大量古典名著被翻译成蒙古文,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这些作品的蒙译及其传播对于蒙古本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蒙古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且还促成了19世纪蒙古文学的历史变迁,为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开创了蒙古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推动了蒙古文学的发展。如果没有对汉文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蒙古文学就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性变迁。如果在蒙古文学史上忽略汉文小说的蒙译,那么就无法准确地把握19世纪蒙古文学史发展的客观情况。
20世纪上半叶,同亚洲一些地区和国家一样,蒙古国诞生了新文学。在蒙古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历程中,俄罗斯文学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蒙古国现代文学滋生发展的重要外来资源。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们几乎或多或少地接触过俄苏文学并为它们所深深吸引。纳楚克道尔基、达木丁苏伦、博音尼木等蒙古现代文学奠基者们无不埋首翻译。“蒙古的知识分子在日益更新的蒙古文学中,加入了俄苏文学的影响,对其进行了整理、介绍、翻译、出版工作。”这是二、三十年代的蒙古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我国“五四”时期现代文学有一些相似之处,无论就思想内容而言,或者就艺术形式而言,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深刻影响。而得益于俄苏文学、德国文学等外来文学滋养的二、三十年代文学奠定了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基础。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达木丁苏伦反复强调的“文学翻译在蒙古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起着巨大的、不可抹杀的作用”的深层内涵。他之所以提出文学翻译为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是资文学史研究者予以深入思考的论题,是要求蒙古文学界要沿着这条事实上的发展主线进行研究和总结。
(三)《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拓宽经典
与其他民族文学经典化一样,蒙古文学经典的形成也是通过一个反复的接受过程的。蒙古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俄罗斯的蒙古学学者普布夫编写的《蒙古文学读本》(1835年,喀山出版),科瓦列夫斯基的两卷本《蒙古文学精选》(1836-1837年,喀山出版),A·M·波兹德涅耶夫也出版过类似的文学读本。这些读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还包括蒙古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作品。因此可以称之为“作品选”,而不是“文学经典”。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的蒙古学学者札木察拉诺与鲁德涅夫共同整理,于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蒙古民间文学选编》。这个读本被公认为是“一本具有真正蒙古人民作品性质的选集”。值得注意的是,该读本中几乎没有收录书面文学作品,而全部是札木察拉诺与鲁德涅夫从蒙古人嘴里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1907年A·M·波兹德涅耶夫在卡尔梅克大学教授并整理出版的文学读本。由布里亚特学者B·巴扎尔于1910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布里亚特美文精选》。第三个阶段是指20世纪50年代前后,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的学者们相继出版了一些为大、中学生编写的文学读本。蒙古的额尔德尼巴特、伊喜道尔吉、登伯日勒、达勒哈扎布、浩日劳、达木丁苏伦、策伯勒等人均编写了针对各个不同年级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学读本。其中,达木丁苏伦编撰的《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在蒙古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起着里程碑的作用。它将文学翻译文本经典化,将文学翻译纳入学校课程和课本,拓宽了蒙古文学经典。
1959年达木丁苏伦编写的《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使收入这里的100篇作品成为蒙古文学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被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研究者充分研讨,作为文学名著列入蒙古国及我国内蒙古地区高等院校的教材,在蒙古国及我国内蒙古地区多次再版。
据粗略统计,《百篇》收录了20多篇翻译文学作品,约占全书的20%。这些入典的作品在此之前并未纳入蒙古文学宝库。《百篇》的出版拓宽了蒙古文学经典,还肯定了蒙古文学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与文学文本经典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为书写蒙古文学史创造了条件。
(四)《蒙古文学概要》——界定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2008年10月2427日,“中国新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5届学术年会”于济南召开,此次会议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盘点3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流变、成就、局限成了此次与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位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的主要议题。在会议召开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此次会议的组织者,著名文学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吴义勤教授,和他就近3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相关话题进行了一番对话。话题一:成就与局限

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

一、民国时期的早期译介

由于我国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的唯我独尊的心态,外国文学直到19世纪后期才随着洋务运动被零星译入中国。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一时间文学翻译成为文坛时尚。

施尼茨勒与中国“新感觉派”

奥地利现代文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小说家、戏剧家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1862—1931)。五四运动爆发的同年,茅盾翻译了他的七幕独幕剧《阿那托尔》之第四幕《界石》,反响热烈。施尼茨勒被称为弗洛伊德的“重影人”,其作品善于分析人物心理,情节大多植根于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作品充满地域特色,人物均是当时典型的维也纳形象:官员和医生、艺术家和记者、演员和生活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等,通过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勾勒出对其施加影响的社会图景。这些特点无不吸引着中国文坛,1922年《阿那托尔》全剧译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在译本序言中如此评价施尼茨勒:“好像一个弹琴的高手,琴弦虽只有几条,但经过他的弹拨,则琴音高低抑扬,变化无穷”。此后施尼茨勒的作品更是成为汉译的热点,戏剧《恋爱三昧》、《绿鹦鹉》、《生的时刻》、《伴侣》、《错环舞》翻译出版,并且拓展到小说作品,如:《花》、《妇心三部曲》、《薄命的戴丽莎》、《死》、《独身者之死》、《莱森波男爵的命运》、《丽娣琪达的日记》、《苦恋》等。译者中不乏当时中国文坛的名人学者,如田汉、叶灵凤、刘大杰、陶晶孙等,但译介施尼茨勒最多最力的是施蛰存。施蛰存是中国“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以写心理分析小说着称,他热衷于施尼茨勒,主要是出于对深层心理分析的兴趣。这种影响不光局限于技巧方面,还包括对自我结构的客观分析。施蛰存的都市小说和施尼茨勒显示出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主人公在变迁的社会风尚和本能欲望的夹缝中挣扎的心理过程。他曾将施尼茨勒的文学情趣冠名为“薄暮情调”,而他自己笔下的人物也多数是从小城镇走向大都会的旧式女性,如《春阳》中的婵阿姨,《雾》中的素珍,《阿秀》中的阿秀。他曾坦言自己作品成功的原因是从施尼茨勒等人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因为这“使读者感到新奇”。施蛰存善于在人物微妙的情感波动中发现其隐秘的愿望和欲求,因而博得了“中国的心理分析作家”的称号。

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新诗

“诗人中的贝多芬”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也是海涅之后最有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他的诗上承浪漫派的传统,下开现代派之先河,语言的创意和思想的深蕴迄今仍未被后世诗人所企及,其“咏物诗”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情绪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极高。早在1923年《小说月报》译文《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中就提到里尔克。1924年《小说月报》对里尔克详加报道,1926年郑振铎评价他的诗“形式极秀美整齐,而有神秘的意味”。里尔克的译者首推现代诗人冯至,他翻译了大量里尔克的诗歌和散文:《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豹》、《论山水》、《一个女人的命运》、《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爱的歌曲》、《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等。里尔克使冯至的视线从内心转向物,这种启发既是诗学的,也是与自我相关的。透过里尔克他发现,除了诗人内心的哀乐,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冯至在对里尔克的接受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与诗学的沟通,变生疏为亲切,把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里尔克的诗风化为中国新诗的内在血脉,使得曾被斥为洋八股的十四行体,句句都切合中国语法,一读就感到亲切的中国气味。冯至1942年出版的《十四行集》形式上受了里尔克《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的启发,朱自清将这部作品评价为中国新诗进入“中年期”象征,它的成功更提高了里尔克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象征主义诗人梁宗岱也翻译过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这村里……》,以及散文《老提摩斐之死》、《正义之歌》、《欺诈怎样到了俄国》和《听石头的人》。还有其他译者如卞之琳、吴兴华、陈敬容等。里尔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也突出地体现于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群中。里尔克帮助中国诗人获得了一种更富于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实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突出经验和知性的诗学计划。它使自我更果决地面向世界去观察现实,而观察不是照相式描摹,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思索体察,这种体察又与对自我的内在关照融合在一起,表达出观察和沉思相结合的现代思维特征,也成为“九叶”诗人共同的美学追求。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同为维也纳现代派核心人物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1874—1929)是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17岁时就用笔名发表抒情诗和短诗剧,被称为“神童歌德”。《小说月报》也对其代表作《窗前女》、《伊兰脱拉》、《昨日》、《愚人与死》等有详实介绍,但汉译作品发表甚少,郑振铎在《文学大纲•19世纪的德国文学》中的评价,也许可以解释其原因:“他的名望……已是世界的,但他的作品,却不大容易译。因为他们———译者———不能够把他的诗的光彩、神秘及魔术,同样的译出。”维也纳现代派创始人巴尔(HermannBahr,1863—1934)的代表作小说《他底美丽的妻》1929年被中国左联着名作家柔石译出,1935年被彤孙重译,以《美丽的女人》为题。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还有奥地利着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1924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介绍其反战剧本《耶雷米亚》。1926年,其代表作《罗曼•罗兰传》在《莽原》杂志连载发表,此外《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被翻译出版。

二、改革开放后的译介繁荣

建国初期由于政治意识强化,文学翻译工作的主导思想是“政治标准第一”,文学翻译一度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翻译领域才重新活跃,奥地利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卡夫卡、茨威格、施尼茨勒等作品大量翻译出版,在丰富中国读者视野的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着丰富的滋养。

卡夫卡与中国先锋派作家

世界最杰出的现代小说大师之一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是表现主义作家中最有成就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卡夫卡在中国一度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和精神污染物,直到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译载了小说《变形记》,标志着卡夫卡新接受的真正开始。卡夫卡关于人类困境和无奈的深刻揭示,在刚刚经历文革,精神和肉体均饱受磨难的中国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他的作品由此成为八九十年代的翻译热点,陆续出版各种译本达60余种,其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堡》、《审判》和《美国》都出版了3种以上的译本,此外还有多部选集和文集出版。90年代规模最大的卡夫卡译介活动,是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10卷本《卡夫卡全集》列入“世界文豪书系”。作为翻译家,叶廷芳是中国卡夫卡译介最重要的代表,他学识丰富,又有文艺理论功底。他深谙翻译功夫不在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道理。卡夫卡代表了现代派特有的荒诞,通过“变形”、“异化”、“虚无”、“佯谬”揭示生存疑问,通过悖论来抗击专制、专横,对扭曲的现代世界进行控诉,是卡夫卡作品的典型特征。这种控诉加技巧的方式影响着不少新时期的作家,例如宗璞在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等中尝试引入变形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她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的先锋派代表作家残雪曾透露她早期同卡夫卡的因缘:她在看过卡夫卡的作品后,认为自己过去的写实手法不能表达心中的想法,于是对处女作《黄泥街》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山上的小屋》在极度变形中传达出的个人受迫害的幻觉,《苍老的浮云》传达的虚无主义的生存感觉,《突围表演》中作为认识论原则的“虚无”,都体现着卡夫卡的烙印。

余华在不同场所都描述了他与卡夫卡接触的情形。在发现卡夫卡之前,他醉心于川端康成温软细腻的描写手法,直到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从此改变了他的文学道路,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卡夫卡给余华带来的“震撼”,首先是荒诞对想象力的解放,它不但使余华获得了独创性思考的动力,也为这种思考提供了适当的形式,“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卡夫卡文学的想象性和梦幻性特点让余华开始反思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1986年以后余华陆续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等一系列作品,在很多方面借助了卡夫卡的想象,包括想象的形式和所想象出来的影像。

中国的“茨威格热”

1978年1月《世界文学》复刊后刊登了孙芳来从俄语翻译的《象棋的故事》,掀开了中国的“茨威格热”的序幕。茨威格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着称。他一生虽未获得任何文学奖项,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被译成至少57种文字。1979年张玉书从德语译出《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珍藏》、《家庭女教师》并结集出版《茨威格小说四篇》。20世纪90年代起茨威格作品的译介极为活跃:1992—2005年期间出版再版小说单行本53种,人物传记68种,选集20种,研究专着4种,戏剧5种,散文3种。大量作品以“小说集”、“全集”和选集转载等形式再版和重译,其中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茨威格文集》含小说3卷本、传记2卷本和1部散文卷,散文卷收录了茨威格书信、评论文章和游记,是中国首部较为全面收录茨威格所有题材的全集。值得一提的还有2000年和2004年张玉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早年诗歌集《银弦集•早年的花环•新的旅程》和戏剧《特西特斯》,使茨威格创作的诗歌、戏剧在中国得到译介。这一时期,共有79篇探讨茨威格及其作品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佐证了中国的“茨威格热”,尤其是2000年以来,期刊文章达51篇,占整个译介史领域学术文章的40%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的小说代表作,曾被不同的译者多次译出,被改编成符合中国审美情趣的电影脚本,2005年3月同名电影的公映使该小说家喻户晓,从而更加推动了茨威格的译介高潮。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施尼茨勒的心理分析小说也再次受到关注,翻译出版小说集《一位作家的遗书》和《陌生的女人:施尼茨勒小说集》等。被称为“现代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和“20世纪小说革新家”的文学巨子穆齐尔(RobertMusil,1880—1942)倾毕生之力写就的巨着《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以悖谬思维书写的富含哲思的幽默杰作。张荣昌耗费数年心血将其译出,于2000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2008年,张荣昌选编的《穆齐尔散文》出版。1979年后译介里尔克中最见功力的是诗人绿原,1996年绿原的《里尔克诗选》面世。此外,林克的四首里尔克诗歌译作《卡鲁塞尔之桥》、《爱之歌》、《海之歌》和《镜前女士》被收入《外国抒情诗赏析词典》。1997年林克发表他翻译的里尔克诗集《<杜伊诺哀歌>与现代基督教思想》,再版时改名为《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含《哀歌》和《致俄尔普斯的十四行诗》。2009年,译本《杜伊诺哀歌》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结语

奥地利现代文学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在题材表现和艺术风格,还是在审美价值上都具有独特的内涵,不但对德语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深远,也通过译介作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并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正如约瑟夫•T•肖所说,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着”,不论是卡夫卡、施尼茨勒、茨威格,还是诗人里尔克等都引起了中国译界的广泛关注,从民国时期便被大量汉译,改革开放后的译介更是呈现繁荣局面。当然译介中还存在一些“盲区”,如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作品同介绍规模不成正比;此外,更多可圈可点的奥地利现代文学代表人物如诗人特拉克尔、讽刺评论家克劳斯、印象主义倾向小说家阿尔滕贝格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值得译界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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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驰[1,2]

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文学史的编写,最早始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是书写蒙古文学史的高峰时期。在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者A·M·波兹德涅耶夫出版了其在彼得堡大学授课期间的讲义《蒙古文学讲义》。1907年德国的蒙古学者B·罗菲尔在布达佩斯用德文撰写并出版了《蒙古文学史纲》。20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德国、蒙古国和我国的学者们相继出版了十多部蒙古古代文学史。
较之既往文学史,达木丁苏伦与曾德主持编写的《蒙古文学概要》首次将文学翻译纳入其中。1957年出版的《概要》第一卷,以“13、14世纪的翻译作品”为一个章节论述了当时蒙古人对于外文书籍的翻译情况,介绍了搠思吉斡节儿翻译的《人菩萨行经》残卷,希日布僧格翻译的《金光明经》等少数佛经,以及索诺木嘎刺翻译的具有世俗文学性质的《萨迦格言》残卷等译作。初步尝试后,1959年达木丁苏伦大胆提出“将译作保存在蒙古文学宝库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论题。该论题一经提出,立即在蒙古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能否将文学翻译纳入蒙古文学史版图的论争连绵持续了20多年。倘若说收入“《西游记》蒙文译本节选”、“《水浒传》”、“汉文作品在蒙古地区的口头传播”等章节的第三卷出版时还算风平浪静的话,那么收入大量“与印度文学有关的文学作品”和“与藏文学有关的文学作品”的第二卷的出版则步履维艰,在蒙古学界激起了千层波澜。将取材于《(五卷书)的蒙古故事集锦》、《毕格米吉德罕》的三本书、《(罗摩衍那)的蒙古故事》、《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目连救母经》、《大菩提经重要传说》、《尸语故事》、《白莲花簇》等翻译作品写入蒙古文学史,除了需要“重新细致研究”外,“得到大家认可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一卷与第二卷出版时间间隔近20年,从时间跨度上我们也能体会到当年争论之尖锐,编者面l临困难之重重。在这场“持久战”中,编者肩负着“打破和改变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反拨蒙古根本没有古代文学、蒙古古代文学都是宗教文学”的重任,还要摆脱各种人为的羁绊,取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可。在半个世纪以前,能够有勇气和胆量在文学史上界定文学翻译的地位,足以显示出达木丁苏伦改变当时的文学研究状况和确定蒙古文学史格局的开创性学术野心。在编撰过程中他多次表明了将文学翻译纳入文学史的恒心:“在蒙古的古代文学方面,……遇到困难是难以避免的。要使那些认为蒙古根本没有古代文学,或是认为有古代文学,但全部都是宗教文学的人们相信蒙古不但有古代文学,而且世俗文学在其中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关。在这道难关面前,我们不会屈服,不会跌倒,我们一定要努力向前,纵横驰骋。”
结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都要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才能体现出来。追求蒙古文学的价值是达木丁苏伦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的出发点。立足于本民族文学传统,达木丁苏伦构建出符合蒙古比较文学需要,有蒙古特色的理论体系——文学翻译本土化。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实践有效地解决了翻译与民族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翻译为文学的主要建构力量;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与文学文本经典化之间的关系;翻译在民族文学史中的地位;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策略;在民族文学内部考察译作能否揭示特定文学系统其文学接受的演变模式等一系列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当代译介学领域集中探讨的问题,肩负并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蒙古文学研究特定的历史使命。
蕴藏着蒙古比较文学特质的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实践,证明了蒙古比较文学与西方的比较文学一样,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轨迹,是立足于本土的。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研究轨迹表明:“比较文学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跨文化研究,而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中的翻译不是一般翻译而仅指文学翻译?”对于比较文学与译介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这岂不是一个完美的回答。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30年虽然没有涌现出鲁迅、茅盾、巴金这样的文学大师,但是从文学性本身来说,中国这30年的文学在艺术上的成熟程度恐怕要比现代阶段(19191949)强得多。”

从小时候写作文开始,我得到的写作教育都是加法:要这样写,要用那样的词,要加入哪些要素,要形成什么样的结构。《经济学人》写作手册传授给我的却是减法:不要写不懂得东西,不要矫饰,不要故作高深,不要用只有少数人才理解的词,也不要用不确切的词,句子不要太长,实在不能不长则绝不要绕。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中山大学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复苏到发展的30年,如果以10年为一期,您能为我们简要概括一下,每一期中国文学的特征吗?

减法做到头,把一切不需要的东西都去掉,剩下来的就是合格文章。它有多好,取决于作者想表达的东西本身有多来劲。罗丹说过类似的话,雕刻不是去雕什么,而是把不要的东西去掉就行了。小时候不懂,现在完成Economist写作手册译介后明白了。

《世界宗教研究》 2018年第4期

吴:文学大概不能严格地分期,所谓“十年”之类的分期是很相对的,但大致说来,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的演变轨迹还是可以总结的。第一个10年是文学性的复苏时期,文学成为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主要精神通道,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在对“文革”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中,宣泄情绪,疗治创伤,重新寻找和确立文学的自我与文学主体性,并满腔激情地呼应时代与民族的现代性变革吁求。在这个时期,文学的精神启蒙价值与现实热情得以迅速恢复,而文学性的建构则因受旧有文学形态和文学思维惯性的影响而前行缓慢。第二个10年是纯文学性被确立甚至被“夸大”和“神化”,文学的现代性和形式本体意识高涨的时期。这个时期,先锋小说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面貌,满足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对于文学的“纯洁性”(去意识形态性)以及“现代性”的想象与期待。而探索诗歌、探索戏剧以及各种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的涌入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品质,强化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融合程度。第三个10年是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里面临新的迷失和重新寻找方向的一个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狂热的纯文学情绪的降温,随着大众文化和新兴传媒的兴起,文学的生产、组织与传播方式都面临新的变化,文学的边缘化与多元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文学正在回归常态,其影响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能力都有所减弱,但这恰恰给作家和文学提供了更为宽松和自由的创作环境,文学的形态变得更为丰富,新的作家类型和新的文学时尚也不断变幻,这反而使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一种富有活力的多元景观。

这篇译介用了约10天时间完成,平均1天发略多过一篇。强烈建议读者从头完整再读一次。译介起因于我某个酷热暑夜在Twitter上向推友们的承诺,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希望你们也一样。

奥古斯丁忏悔录 雷鸣远 巴彼尼

记者: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学术会议,对中国近30年当代文学的盘点与定位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您怎么看中国近30年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局限?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奥古斯丁哲学汉传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本文亦得到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支持。

吴:新时期文学这30年应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繁荣的30年,我甚至认为这30年的文学成就要超过现代文学的30年(19191949)。当然,这种观点可能有点激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同,但要看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30年虽然没有涌现出鲁迅、茅盾、巴金这样的文学大师,但是从文学性本身来说,中国这30年的文学在艺术上的成熟程度恐怕要比现代阶段(19191949)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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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在20世纪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到改革开放30年可以说达到了更高的阶段,这必然会反映到文学的语言成就上;从主观的角度来说,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等人对文学性的理解常常是从文学之外的社会与历史因素出发的,他们对启蒙的重视,对国家民族以及人的现代性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对文学现代性的重视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在艺术上的追求。而新时期文学30年是以对“纯文学”的追求作为主线的,这使得各个文学门类都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锋小说提升了中国小说的叙事能力和文体形态,朦胧诗、新生代诗赋予了新诗更丰富的艺术内涵,学者散文、探索戏剧也都完成了对于两种文体的革命,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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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局限,我以为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以及极端化的文学思维方式仍然是影响新时期文学品格的顽疾,新时期文学整体上仍显浮躁和冒进,热点变化过快,淡定从容之气不足,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建构的能力与效果。话题二:作家与作品

民国时期对奥古斯丁的译介.pdf

“中国近30年文学的辉煌是由这一大批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风格而又有着独自价值观的作家共同铸造的。”

作者简介

记者:任何时候谈到文学都离不开作家与作品,从一个专业文学阅读者的角度,这30年有哪些作品和作家给您留下了最难忘的阅读经历?

姓名:周伟驰 工作单位:

吴:这个问题实在有点难。文学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活动,无论是从创作的意义上还是从接受的意义上,每一个精神个体进入文学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因而,人们会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部文学作品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那里引起不同甚至相反的感受与理解,这在文学的语境里是完全正常的。也可以说,在文学这里,所谓“真理”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要被广泛怀疑的。但这样说,也不意味着文学就不存在共识,因为人的感情、人性、对美的欣赏毕竟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对我而言,这30年给我强烈冲击、令我难忘的小说、诗歌、散文很多,不同时期、不同心境就会有不同的喜爱,实在无法简单地评出一个“最爱”。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小说方面张炜的《古船》、莫言的《红高粱》、张承志的《心灵史》、王安忆的“三恋”等至今印象深刻;诗歌方面,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舒婷的《致橡树》、食指的《相信未来》等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散文方面,我最难忘的还是巴金的《随想录》以及杨绛的《干校六记》。

记者:您也提到现代文学30年有像鲁迅、茅盾、巴金这样的文学大师,您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文坛谁堪称领军人物?

吴:让一个作家代表30年有点难,而且这30年的丰富与博大确实也不应该用一个作家来代替。我更愿意用一代作家来代替,王蒙、马原、王安忆、莫言、张炜、贾平凹、余华等作家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代表性。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是由这一大批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风格而又有着独自价值观的作家共同铸造的。话题三:诺贝尔奖与前途

“在我看来,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的成就足以造就35个诺贝尔获奖作家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是对当今世界文学的一种重要贡献,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中国都是世界范围内文学最繁荣的国度。”

记者:您对中国近30年文学的评价很高,但也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您认为在世界文学背景下,中国近30年的当代文学是何种地位?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迟迟没有大陆的作家获得诺贝尔奖,是不是说明世界文坛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漠视或者是价值的否认?

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公布,国人又一次品尝了失意的滋味。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确实与获不获诺贝尔奖没多大关系。获奖当然是好的,但获奖的价值与文学本身的价值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在我看来,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的成就足以造就35个诺贝尔获奖作家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是对当今世界文学的一种重要贡献,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中国都是世界范围内文学最繁荣的国度,我们一年有一千部长篇小说,我们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应该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在世界上是得到了广泛认可的。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奖金很高的文学奖而已,他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加上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语言翻译等问题对评选结果产生的影响,中国作家不得奖也是情有可原的。总之,不得奖,既不代表中国作家不具备得奖的水平,也不代表世界文学界对中国文学价值的否定与漠视。

记者:中国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30年间可以说经历了大起大落,从当初的盛极一时,到如今的“边缘化”,您怎么看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前途与出路?

吴:新世纪只是一个客观的时间变迁,它并不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因此,我不太赞同新世纪文学的提法。很难想象,2000年和2001年的文学会有某种质变,我以为新世纪文学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自然延续,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总结的特征。它的前景其实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前景,我的看法是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文学会一直存在下去,只要我们有精神的需要,有审美的需要,有语言的需要,文学就一定不会死亡。但我也指出,文学会面临很多挑战,会不得不发生很多变化,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危机,也许,某一天文学会跟传统的文学在生产方式和阅读方式上都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们需要在网络、传媒和读图时代全面来临时有更多的心理与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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