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Jobs

威尼斯平台登录毛泽东传(一九四八―1977): 《毛泽东传》 七、过渡时期总路径(上卡塔尔(英语:State of Qatar)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

2016年06月08日 11:16来源:我爱历史网阅读量:43 分享到: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完整的表述。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点击查看:历史上的今天6月15日

同年9月,党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

威尼斯平台登录 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①(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页。)

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形成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949年3月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就已,明确规定。决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改造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问题。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进行关于总路线的宣传,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二、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候,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因为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它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也有非社会主义的成分。社会主义成分正在日益增长,非社会主义成分正在逐步被改造,它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三、为什么要有过渡时期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消灭阶级剥削,使全体劳动人民得到彻底解放和幸福,大家过自由和富裕的生活,这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胜利以后,都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其它经济成分,才能够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消灭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的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就具备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新中国成立,我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不很大,但是很集中,并且掌握着重要经济命脉,所以处于领导地位,并在日益发展;半社会主义经济,即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社经济;小商品经济(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这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国家经济和私营经济互相联系或合作的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五种经济成分最基本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三种基本经济形式的基础上存在三种基本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渡时期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就是为了解决社会生产关系问题,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改造我国的国民经济,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造私营工商业,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造农业和手工业,就是把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最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完全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能够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同意李维汉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宣传部着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就提出一个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正在作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他不仅考虑着中国如何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还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今后中国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②(②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lO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f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①(①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田家英1965年请薄一波提供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材料。薄一波从他的笔记本中记录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其他中央会议上讲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摘要写成这封信。“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的原记录本遗失,这封信是保存下来的一份记录毛泽东酝酿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材料。)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1页。)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①(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生1991年6月第2版,第666—685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情况的发展在实践中去解决。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一九五。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②(②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还没有获得政权,但他从理论上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也充分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人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①(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87页。)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②(②1951年军费开支占伞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减少。),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还不可能立刻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数据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个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①(①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一九五二年八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前面已经提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①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的决定(草案)》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l页。)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对此,毛泽东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这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

  一九五二年十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十月二十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信中说:

  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页。)

  “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人企业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而在一九四九年国营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人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在商业中,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国营加合作社经营现在也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私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但在零售商业中私人还占百分之六十七。……在工业和商业中,国营比重现已超过私营很多。此外,铁路全部国营,银行几乎全部国营,出进口贸易私人经营者也极少,全国主要商品已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的生产国营已占百分之八十二点八。这是现在的情形。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估计:再过五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再过十年,则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②(②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页。)

  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

  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

  “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

  “在中国,除开近代工业和农业外,还有广大的手工业。现在手工业的生产量超过机器工业的生产量,人民必需的制成品大部还是由手工业供给的。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7—371页,第371页注[1]。)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7—371页,第371页注[1]。)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十月二十四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③(③刘少奇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手稿,1952年10月26日。)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①(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页。)

  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手稿,1952年11月13日。)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

  例如:

  一九五四年三月起,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四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交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乘专列离开北京,经三天行程,十一月三日到达广州。周恩来是晚几天乘飞机来到的。这次到广州主要是集中力量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在这里整整呆了四个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北京。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他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有步骤:一要消灭,一还要扶持一下。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他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绌。要解决。

  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地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所没有料到的。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他表示不赞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指我)。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②(②以上均见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底调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阴谋活动,集中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认为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二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一九五二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为减少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些决定,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体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利欲熏心的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扩大高岗的权力。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毛主席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①(①《领袖在河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75页。)

  高岗首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难。他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他特别着重攻击刘少奇,同时鼓吹他自己。饶漱石也在这个时候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刘少奇,所谓“圈圈”问题就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饶漱石先是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理的斗争,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搞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斗争。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二月十七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加紧篡党活动,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

  十二月中旬,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最高权力的严重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①(①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

  对于高岗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他一旦发现高岗在搞阴谋,便立刻警觉起来。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①(①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t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高、饶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毛泽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①(①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8页。)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

  鉴于高、饶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一事实的发生;鉴于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毛泽东提出增强党的团结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行的。

  这一年来,毛泽东集中精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为实现总路线而采取的许多重要政策,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随后,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又作出解决高、饶问题的决策,并且在作出部署后,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

  四中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的方针和内容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写信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说:“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此报告“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319页。)同时,毛泽东又单独写给刘少奇一封信,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7日。)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重申四中全会的方针:“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③(③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22日。)

  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

  四中全会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高、饶并未幡然悔悟,高岗还以自杀的行动,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民的互助合作。

  高饶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他在两个问题上感触特别深。一是察人识人之难;二是骄傲情绪的危险。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饶漱石(特别是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没有想到他们会辜负党的信任,串通一气,阴谋反党。毛泽东在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用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②(②《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500页。)毛泽东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是,要戒骄戒躁。防止骄傲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讲,全国胜利前夕又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更使他感到,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是对党的团结的最大危险。他在结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个人主义的骄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他告诫全党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要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

  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经毛泽东提议,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

  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党内斗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于受高、饶影响而犯了错误的人,在处理上是慎重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无锡,对陈毅曾说过: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①(①《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96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②(②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294页。)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因此更加团结了,更有战斗力了。

  营为主。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的大会,而且是全面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

  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总任务,在大约几十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

  不强。

  他说: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

  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

  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

  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②(②《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

  当天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二月二十日来到安庆。晚九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①(①傅大章《关于毛泽东同志1953年2月视察安庆时讲话的回忆》,见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编《理论战线》(内部刊物)第96期。)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二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三个月以前,罗瑞卿还为扩大范围传达过渡时间问题而受到批评,现在毛泽东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

  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②(②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

  修正税制的方案,是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十二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的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

  修正税制的通告发布之后,山东分局向明等三人和北京市委分别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

  新税制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

  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

  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

  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

  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

  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

  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

  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就看透了它的底子。……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

  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

  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

  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

  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

  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

  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信,手稿,1953年1月15日。)

  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

  据当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他看到这封信以后,“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他又回忆道:“二月十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

  把新税制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给以尖锐的批评,不能不使当事者薄一波等人感到震惊。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问题,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又是一些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而意见比较多的问题。这样,新税制问题,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六月五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五个文件③(③关于新税制的五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印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还给这文五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十三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①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从中央各部门到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都想多搞些建设,摊子铺得很大,同国家实际的财力不相适应。而在编制一九五三年财政预算时,把前几年的财政结余三十亿元列入基本建设投资,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而这三十亿元的财政结余实际上都已由银行借给国营商业部门用作流动资金了,结果财政平衡出现困难。一九五三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而支出却增长百分之四十,产生极大的矛盾。再加上经验不足,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的财经工作中,主要是税收、商业、财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次会议,就是要对这几方面工作,听取地方的意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方有意见的、同时也是条件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作出决议。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第392、393、395页。)

  六月十五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毛泽东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毛泽东的讲话,指明了中国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困难的态度,并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自然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号召。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心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奋起直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宣言书。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毛泽东在对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还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②(①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393、395页。)一年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③同上书第7卷,第27页。)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

  关于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出研制原子弹决策的具体情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有过生动的回忆。

  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我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在座的还有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我国铀矿资源勘探情况,接着由我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听了我们的每一句话,并且洞察问题的关键,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等。然后他告诉我们:’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作点现场演示。’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

  第二天,我和李四光等按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许多熟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

  (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产。

  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

  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我国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我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做的工作。……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逐步

  会议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决心。到了吃饭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摆有三桌饭菜,六样普通的菜,多带辣味。我同毛泽东在一桌,坐在他的对面;他左边是彭真,右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同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①(①钱三强《神秘而诱人的路程》,见《请历史记住他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7-60页。)

  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

  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伟大的历程。

  可教育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6月15日。)

  随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著名科学家任新民,提出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一九五六年二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并被采纳。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一九五七年十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②(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7日。)的号召。

  这只是个提纲,没有展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则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两弹一星”工程,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③(③毛泽东对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3日。)的指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国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讲话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毛泽东又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问题的提出,是从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的.o一九五四年三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他们便选择俞平伯这篇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提出批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学术权威提出的批评。文章写出后,他们曾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里包括了过渡时期的起点、时限和总任务。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①(①在这以前,毛泽东提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时限,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

  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为了转载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编者按,九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三句话。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对《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来写在周恩来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②(②指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看了这个编者按,也很不满意,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①(①毛泽东对《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支献》2003年第4期。)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旁边,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②(②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支献》2003年第4期。)

  《红楼梦》是毛泽东喜爱和推崇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他对这部书读过多遍,有许多独到见解。他认为,应当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②(②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1938年4月28日。),“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他劝别人要读一点《红楼梦》,不然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④(④毛泽东同王海容谈话记录,1965年。)。他分析过小说人物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小说中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⑤(⑤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所以,毛泽东历来把《红楼梦》看做是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同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都截然不同。“旧红学”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红学”则把小说视为作者的自传。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即《红楼梦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红学”的观点。例如,书中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①(①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②(②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③(③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红楼梦》底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所以不能称心为好”,④(①②③④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等等。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⑤(⑤毛泽东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他画的杠杠和圈点的笔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50多处。本书所引俞著中的那些话,毛泽东都画了杠杠,打了问号。)

  毛泽东六月十五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

  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封上写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附有李、蓝的两篇文章。信中写道: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都没有怎么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会期原定半个月,结果开到八月十三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

  新税制的问题在哪里?当年陈云曾作过详细说明。他说:

  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

  “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页。)

  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

  根据薄一波回忆,会议的头一个月,即从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七月十三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使会议走偏了方向。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作结论,也结束不了。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已经发觉,他指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采取“搬兵”的办法,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陈云在会上发言,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同时又明确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②(②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53年8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也不赞成把薄一波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发言后,会议的气氛改变了,为周恩来作会议结论提供了比较正常的氛围。

  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

  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财经会议的重大成果。

  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

  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在引用总路线的提法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①(①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8月。)

  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

  关于新税制的错误,毛泽东在修改结论稿时,凡原稿上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把“带路线性”四个字删掉。这个重要修改,涉及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毛泽东是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的。但是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栽此文。嗣后,《光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

  他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二中全会对利用、限制、改造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指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引者注)受限制,它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他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他强调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

  毛泽东在批评新税制、批评薄一波之前,先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①(①这里指旧人民币,折合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为16亿元。)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了毛泽东这段自我批评之后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55、256页。)

  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他说:

  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

  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

  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

  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官秘史》,在全国

  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

  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

  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

  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

  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

  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

  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

  值得我们注意的。”

  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信写好后,毛泽东觉得还需要交代一下政策问题,便又补写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

  了一段:

  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

  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

  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

  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

  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2、353页。)

  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且使被批评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难以用平等研讨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讨论。

  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提出: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当天,毛泽东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报》压制青年作者的老爷态度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①(①毛泽东对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加写的话,手稿,1954年10月27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

  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作为《文艺报》的主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迫公开检讨。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①(①毛泽东对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

  《文艺报》编辑部和冯雪峰的问题,被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①(①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

  从十月十六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十一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随着批判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利。”①(①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12日。)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这实际上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②(②指“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1439页。)的要求。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革命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虽然不能与二中全会相比,但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也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在这种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这些要求,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全国财经会议使全党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泽东这样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③(③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1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4页。)全国财经会议结束以后,各省委立即进行传达,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普遍进行了总路线的教育。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也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开会的前一天,九月七日,毛泽东邀集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工商界中存在的一些疑虑。他特别指出,整个过渡时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这个会为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

  这以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九月八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①(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04一106页。)

  转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

  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①(①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1953年9月11日。)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亦即过渡)的问题。随后,周恩来又分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有其必然性。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页)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首次提出(仅以现存档案为据),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时间。总路线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也有一个逐步扩大范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中共中央的多次会议、全国财经会议、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充分讨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

  毛泽东读了一些批判文章,也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并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57年2月16日。)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毛泽东最初不太满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十二月十三日,他写信给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说:“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手稿,1953年12月13日。)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初步展开的时候,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又开始了。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发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0、701页。)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曾经受到鲁迅的肯定。三四十年代,在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上,胡风同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分歧和争论依然存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革命就转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新的提法,毛泽东觉得有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因此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话:“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①(①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页。)

  一九五二年文艺界开展整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一项重要内容。从九月到十二月,由周扬主持,先后召开四次文艺界的谈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胡风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②(①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页。)

  这次座谈会,把胡风文艺思想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用旧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第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第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随后,《文艺报》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期、第三期上,接连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党内发布以后,一个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推动了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快速发展。

  林、何的文章发表前,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一月二十九日,中国文联召集一个座谈会,由林默涵作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和有关情况。二月二十五日,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会议情况,并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毛泽东看到这封来信,当即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①(①毛泽东在一封人民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53年3月4日。)说明毛泽东已在关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四月八日,熊复将调查结果报给毛泽东。报告说:“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又说:“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②(②熊复关于中国文联座谈会和文艺界批评胡风问题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53年4月8日。)

  对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的观点,胡风认为无法接受,后来在长达三十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逐一作了反驳。

  胡风三十万字的报告,是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间写成的,七月二十二日,当面交给分管文艺工作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中共中央。

  胡风的报告集中地对着“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文艺上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③(③《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48页。)

  中共中央收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后,一时没有处理。这年十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两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对《红楼梦》研究问题进行批判。会议中间,发生了胡风、路翎与他人之间的争论。胡风发言说《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并点名批评周扬、萧殷等人。路翎发言也点名批评了以往批评过他的作品的人。实际上把多年来争论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袁水拍发言反驳胡风。郭沫若、艾青等人也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十二月八日,周扬在联席会议上作了带有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这个发言稿事先经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还作过一点修改。发言中专门有一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批评胡风关于《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为此写了一个文字说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不少修改,一月十二日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说明是这样的:“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①(①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关于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修改。手稿.1955年1月12日。)

  这时,胡风听到了风声,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希望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①(①胡风的声明主要内容是:“这个’材料’(指《三十万言书》)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一月十五日,周扬就此问题写报告请示陆定一并转毛泽东。周扬在报告中认为,胡风的声明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陆定一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都可以登载的。”毛泽东也在这一天将这个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他在批语中写道:“(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②(②毛泽东对周扬关于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1月15日。)

  毛泽东在一月十二日修改中国作协主席团说明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在一下子改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这为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的运动定了基调。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原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时加写的手稿,1955年1月。)

  从一月到五月,文艺界集中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他对自己亲近者以外的人的态度,确实并不是没有缺点和毛病。而这一阶段的批判,已经出现不少断章取义、无限夸大上纲的情况,但当时还没有从政治上根本否定胡风。例如在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中,都肯定了胡风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有他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都错误的。

  可是,一个情况的出现,使对胡风问题的定性骤然发生重大变化,从批评他的文艺思想和认为他存在一个宗派小集团,演变成对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清查。这就是从舒芜那里得到的胡风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

  这些信件最引人注目,也是使人感到吃惊的是,信中使用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着憎恶的态度。这些信件成为胡风问题改变定性的关键材料。

  周扬和林默涵看到这些信件后,决定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并加写了按语。五月九日,周扬将这些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看了这样的材料,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认为按语不行,对舒芜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将它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批复周扬,说:“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①(①毛泽东对周扬来信的批复,手稿,1955年5月l1日。)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写道:“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按语还提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②(②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手稿,1955年5月。)

  五月十三日,按语、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审阅修改了编者按和结束语。

  和第一批材料相比,这次发表的大都是五十年代的信件。因此,在编者按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在结束语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把胡风称为“反革命”。他写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①(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和结束语的修改,手稿5年5月。)

  这样,对胡风问题的定性,由“胡风反党集团”又变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六月三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六条,提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3日。)这个指示,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后发出。由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揭露和追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由于这部分材料侧重于揭发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阴谋,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看得特别仔细,并加写按语达十七处之多。在这些按语里面,说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的策略手段是“往往采取以攻为守”和所谓“清君侧”等等。这些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些不正确的论断出发,毛泽东提出:“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①(①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加写的按语,手稿,1955年6月。)

  同时,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毛泽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三段话。

  他写道:“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①(①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

  随后,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两条按语。《序言》说,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辨别能力,清查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对于确实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清除,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完全必要的。但当时,毛泽东在恩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链”的情绪。在这种不切合实际的估计下,肃反运动发生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偏向,严重伤害了不少人。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胡风被逮捕。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这是建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教训是深刻的。在肃反运动中,错误地处理了一批人,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