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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汲取“大跃进”教训的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毛泽东庐山谈“大跃进”的教训

2016年06月27日 16:15来源:我爱历史网阅读量:34 分享到: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主席,更是一个优秀的人,因为一个优秀的人是会反思自己的,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大跃进”,我们都知道试一次失败的政策方针,而毛泽东在大跃进后,更是召开了庐山会议,检讨大跃进的教训,哪么毛泽东对于“大跃进”提出来哪些观点呢?

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的目的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前一段出现的“左”的急躁冒进倾向、搞好综合平衡的。然而,会议后期由于彭德怀的信使得会议急速转向为反右倾。关于庐山会议的原来目的,毛泽东1959年6月29日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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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永远记取的教训。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的弊端,一直到晚年,他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毛泽东的反思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等等。这些反思,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也说明了他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绝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日。)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遭受严重挫折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隐痛,也是他一生永远记取的教训。这场运动,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但他也是党内高层中较早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努力进行纠正的。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这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里有大量记载。他的反思,体现出从承担责任到初步纠正,从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到沉下来摸索建设规律,进而如履薄冰地对待经济实践这样一种心理轨迹。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对经济发展速度,似乎总是心存余悸,以防止宏观经济再出现大起伏大折腾,看来是下了决心不在同一条河流里两次失足。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①(①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5年1月15日。)

一、“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断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泽东就有自我批评的话,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与会者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再次提起:“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此后,他不断地讲: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15页。)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11页。)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67页。)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97—598页。)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仅在1962年以前,毛泽东主动提出要承担责任将近十次。

  席住在头等舱。”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上面那些话,有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泛,心情不可谓不沉重,态度不可谓不坦诚,自我批评不可谓不严厉,纠正错误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承担责任,是为了汲取教训。不是说对“大跃进”只有毛泽东才有责任,才需要汲取教训。邓小平1980年明确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毛泽东也曾从上到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作了划分,意思是“大跃进”走的弯路,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之后是地委、县委。他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75页。)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①(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认真汲取教训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谈论“大跃进”教训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他希望: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想想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81页。)直到1970年,他还感慨: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将来有希望。(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由此可见,“大跃进”带给他的余痛和余悸,比其他人都深。

  精神很愉快。”

  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

  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①(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②(②《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

  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

  这一年,另一件大事要求毛泽东不能不用很大精力认真应对,那就是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很有可能爆发。如: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在一九六五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备战问题。

  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

  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①(①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

  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

  这以后,中央军委在五月中旬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很具体。六月二十六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②(②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记录,1965年6月6日。)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总是作打与不打两种估计,而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

  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

  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

  对备战问题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后,毛泽东把他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八月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来访,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马尔罗是一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曾在中国活动过。他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这引出毛泽东谈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篇话来:“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①(①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

  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

  几天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

  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

  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

  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

  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

  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

  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

  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要正式讲一次。”①(①毛泽东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

  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8月11日。)

  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他这里说的“六二年刮歪风”,就是指他那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他讲的是“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其实在他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风”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极严重的判断。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并且表示需要过些日子才能“正式讲一次”。

  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规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上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计划上。但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对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他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先尝试了解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对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提出问题时也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十月十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一开始就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毛泽东接着说:“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他又问:“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他再问:“还讨论什么?”有人讲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看这些大区书记讲来讲去都没有讲到他心目中的“正题”上来,便借“小三线建设”中的小钢铁厂这个具体问题把话说开去,点了题。

  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他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讲了这些尖锐的话以后,他又把话锋一转,对正在谈计划问题的余秋里说:“谈你的,我们插乱了。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①(①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5年1O月10日。)

  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两天后,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天,刘少奇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又插话说:

  1995年2月版,第66页。)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个省也造不起来。”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毛泽东这些插话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在他看来,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党的高级干部,并且准备采取行动了。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写的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①(①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①(①毛泽东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11月12日。)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不久后,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②(②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这段时间内,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①(①《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②(②《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后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③(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这时,又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①(①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65年12月2日。)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②(②毛泽东同中南局书记和各省负责人谈话,1965年1月16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2月3日。)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③(③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28日。)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④(④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1966年1月5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①(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彭真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二日,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②(②《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毛泽东在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随着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许多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一九六四年,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①(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0页。)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其中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这些说法,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刘少奇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1月19日。)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一月二十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卜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8日。)

  他提出,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③(③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8年1月20日。)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只有很少几个人,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以外,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很不满意,交给张春桥修改,以后陈伯达也参加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①(①毛泽东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66年3月。)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中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南宁会议就是一个由部分中央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工作会议。毛泽东集中了中央的和地方的多方意见,在杭州会议十七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在讲到六十条形成过程时说:“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3月18日。)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搞得又比较猛,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了不少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这个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六十条》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讲工作方法,还涉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以及思想方法等等。

  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规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振奋,令人鼓舞。这是中共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的延续。

  “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

  他说: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在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观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当着毛泽东认为需要提出另外的新的任务时,工作重点就会随之而改变,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

  “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

  《六十条》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政治气氛中,在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的情况下确定的,要求过高,过急,是难以达到的。例如,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等。(而在一年以前,毛泽东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①(①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的一些工作方法,如生产计划三本账,②(②生产计划三本账是指: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9条。)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提高农业合作社的积累等,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王将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

  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7页)这个比喻,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把它普遍化,到处套用,就往往会成为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

  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毛泽东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但在“大跃进”中,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被破除,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

  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

  在《六十条》中,有许多规定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有它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

  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一条。毛泽东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不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

  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

  关于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也很重要,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平等观。他强调指出:“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

  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

  关于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又是一条。这个方法的适用性不只限于开会,而具有普遍性。“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

  地。‘豁’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豁谷’就是在

  关于写文章和文件要有“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也是一条。“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

  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

  毛泽东还专门讲了一段认识论,可以当作一篇哲学短文去读。其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TEE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8页。)

  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

  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它的内容,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和不科学的。而且还应看到,一些虽然是正确的东西,但在后来的“大跃进”中也被简单化、绝对化了,引出了不好的结果。尽管如此,对《六十条》中凡属正确的、包含着真理性的思想观点,都应当作为一份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加以研究和应用。

  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

  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中央讨论了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兴建三峡水库问题听取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为了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

  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

  《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

  南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次会议继承了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并且提出要努力开创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I司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各方面都要管。”

  这个风‘起于青蓣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

  经过南宁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键,但又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党内外的更大范围,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去。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

  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蓣之末’,大概是成

  南宁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二十六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

  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豁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

  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

  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

  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以上三月二十

  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豁谷’

  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

  日)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3月18

  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

  日、19日、20日。)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菝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菝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

  毛泽东这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并不符合实际。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13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导致对全局工作作出错误的决断。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

  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

  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钢铁和机械。据档案记载,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十九日的二十天内,他先后同主持这些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共九次,包括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分管农业)。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

  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消息不断报来,毛泽东为之高兴,作了许多批示。

  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

  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①(①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

  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

  六月七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毛泽东将此件批发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示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

  风雨即将来临。”③(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六月十一日,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毛泽东把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将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②(②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农业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

  1995年2月版,第152页。)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这个报告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他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17日。)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要点,将赶上美国的时间又提前了五年。

  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

  局势继续向前发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①(①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②(②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谈到粮食“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②(②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③(③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

  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时间是六月十九日,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后来也讲过这件事:“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②(②这里是指1959年钢产指标几次变化的数字,即:薄一波1958年的报告中提出的624.8万吨;4月15日国家经委根据各地报来的钢产指标汇总的711万吨。称第二本账;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800万吨到850万吨,称第三本账。)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这个攸关全局的重大指标就这样来确定,显然缺乏科学论证,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时有七百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粮食水平很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

  隔了仅仅两天,六月二十一日,冶金部党组送来一个报告,说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一九五九年华东地区(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为八百万吨,④(④关于这个情况,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一书中,有一段记述。他说:柯庆施“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见该书下卷第725页。)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个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最近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产量翻番的决心,很快将报告批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及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

  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

  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将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报给了毛泽东。总结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当然这又是一个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毛泽东将这个总结推荐给《红旗》杂志发表了。

  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

  从上述毛泽东写的一系列批语来看,他对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指标,是相信了。这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这里,仿佛又重复了当年农业合作化时的类似情景:毛泽东首先提出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同样对领导工业生产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加码,纷纷提出比毛泽东更高的指标,又反过来影响毛泽东;根据这些不实的情况,毛泽东再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深信这是能实现的。如此几经往复,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也就越来越远离实际,成为主观主义的幻影。

  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①(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

  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其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王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①(①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他特别称赞元旦社论的两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

  毛泽东这些想法,是对未来农村组织形式的一种设想,事实上相当程度地带有他所说的“乌托邦”的色彩。他的这些设想,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而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六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座谈会上,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对共产党的工作提了个批评意见,归纳为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接过这四句话,当作正面的东西作了新的解释。

  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崦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毛泽东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指‘汇报提纲’。——引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

  在这以前,《红旗》杂志在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七一”前夕北京大学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讲演中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谈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还解释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正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两项措施逐步明朗化。

  他说: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五十万年。①(①这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人类历史至今至少已有三百万年至三百五十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四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样一来,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和毛泽东的肯定,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

  一九五八年八月,进入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亲眼看一看。他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是毫不含糊的。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干部们:群众对大跃进,愿意不愿意干?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毛泽东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他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题目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所到之处,都是鼓励并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有戏院。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①(①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

  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

  此时的毛泽东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开会间隙,跑了一趟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作调查。

  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二月五日上午十时,专列开到了济南。毛泽东在住地召集几位地方负责干部和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有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一个农业合作社驻社干部。第二天上午,又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了~次话。下午返回北京。

  犹可追。现在抓嘛!”

  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直疗养院礼堂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他集中上一天大家的意见,提出会议准备讨论的十七个问题,包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一九五八年的钢铁铜铝生产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问题、一九五九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一九五八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民兵问题等。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除个别外,全部是经济问题。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他想更多更快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增加一些感性知识。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这次出行,不坐火车而乘飞机。二月十二日下午到沈阳,顾不得休息,立即去东塔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参观。晚上,与辽宁省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话。十三日上午,参观沈阳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沈阳地方国营小型开关厂,看了沈阳高坎农业社打井情况。接着,不顾疲劳乘汽车到抚顺参观露天煤矿,向矿党委书记和矿长询问生产情况。然后,又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中午,接见抚顺市委负责人。十三日下午,从沈阳飞抵长春。一到长春,就去长春汽车厂的作工车间和总装配车间参观。然后在住地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话。十四日上午,再次与吉林省委、长春市委负责人谈话,并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下午返回北京。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

  毛泽东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关于今年粮食生产和分配,各地报来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乐观,说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六千五百亿斤,①(①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即每人平均一千斤,明年人均一千五百斤,后年二千斤。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答:“有的地区是人均二千五百斤,口径不一。”毛泽东对深耕特别有兴趣。他觉得,深耕,可以搞密植,可以多施肥,可以多蓄水,因此他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7日。)

  四天跑了四个城市,看了不少工厂,找了不少人谈话。在谈到这次调查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他们是:柯庆施(华东)、李井泉(西南)、陶铸(华南)、林铁(华北)、王任重(华中)、张德生(西北)、欧阳钦(东北)。

  这次调查,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些准备。

  反面。”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鉴于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工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方面又出现了分散和混乱现象,他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强调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他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更大规模的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8年2月17日。)

  讲话记录,1966年4月22日。)

  他强调,所有计划要统统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现在铁也调不出来,钢也调不出来,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钢产量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

  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29日。)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接下来就批评反冒进:“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会议结束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毛泽东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他说:“钢铁检查小组,每十天要检查一次。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9日。)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邓小平也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刘、邓的发言,都是为了保证全国重点项目,特别是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的这两段话: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③(③这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

  毛泽东对能否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总是担心。这不可能不担心。到七月底为止,全国钢产量累计起来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当时还是有信心的。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

  毛泽东再一次地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

  毛泽东讲话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并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根据毛泽东这个提议,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关中,开始酝酿恢复供给制,有的地方并已开始实行。但由于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搞成,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却相当普遍地实行了。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要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并自责说,在财经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②(②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2月18日。)

  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

  毛泽东上述讲话,反映了他的一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十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生活的经历,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中间,有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平等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走上绝对平均主义,就变成消极的东西,严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对《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几个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再就是去年三中全会上讲的,宣传上不要偏于工业的宣传。

  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我国领海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二十二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传达了二十日毛泽东听取关于钢铁生产问题汇报时作出的八条指示。毛泽东批评了前一段偏重于搞计划,忽视了搞生产;强调原材料调拨和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要有纪律;提出开一个工业书记会议。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22日。)二十三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8年8月23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8月23日。)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卜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这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交会议讨论。关于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也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4日。)由于毛、刘的明确表态,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讲到沿海内地关系时,毛泽东说,这也是一大解放。沿海把辽宁算进来是八个省,人口大批集中在沿海。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工厂。有铁矿、有煤矿,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肥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

  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讲话结束时,又回到反冒进问题上来,但口气缓和了许多。他再一次肯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接着他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对反冒进的这一定性,对涉及的有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当他认为党内出现了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他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是如此,此次南宁会议上又是如此。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

  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

  三月四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当天下午到达成都,将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

  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

  三月的川西平原,呈现一片美丽的景色。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蚕豆花、绿色的麦苗,间以数不尽的竹林盘,恰似一幅鲜艳的图案,镶嵌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

  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

  此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竞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毛泽东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了。成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

  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

  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都住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

  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

  三月九日是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讲话。他提出了二十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如协作问题、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问题、税制和价格问题、完成计划问题、大量招工问题、平衡问题、发展地方工业问题、地方分权问题等,也有些是属于领导方法方面的。重点讲反冒进,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①(①《中

  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

  这次对反冒进的批评,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成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一直受到重重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无从说起。他把这种估计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极为忧虑,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

  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9日。)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

  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心情极为舒畅。一方面,周恩来、陈云等都对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另一方面,各地区正在制定新的跃进指标,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被激发起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看起来已在各行各业普遍出现。他感到,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到这次成都会议,情况已经根本扭转过来,“大跃进”已成定局。这使他始终处于亢奋之中。在会议的十九天中,他一连发表六次讲话,广征博引,谈古论今。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

  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

  三月十日,毛泽东第二次讲话,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

  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

  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

  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

  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

  他分析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

  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

  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卜来的。”

  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

  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

  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初批评教条主义以来,又一次批评教条主义。一九五六年那一次,以苏联为鉴,引发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解放,提出了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思路。成都会议这一次的批评,提出的一些见解,从道理上讲也不能说不对,比如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盲目蛮干情绪,把许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当作迷信而废除了,造成无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当的规定,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

  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

  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

  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O日。)

  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

  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

  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

  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49、450页。)

  从三月十日起,到十九日,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

  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毛泽东以欣喜的心情谈到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引者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看来,毛泽东对他写在决议上的这句话,心里并不那么踏实。这句话在公社化运动中造成很大危害,急于过渡,大刮“共产风”,同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后来他很后悔,并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到成都会议上那种过热的气氛。不久前,还一直在讲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些,虽然没有作为正式口号提出来,但思想的倾向是清楚的。本来,提出十五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是有根据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经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如果我们按一九五六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一九七二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44、745页。)但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出十年赶英就成为主观想像的东西了,二十年赶美就更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也大大提前,原来规定十二年完成的指标,有的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

  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毛泽东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既然粮食几倍、十几倍地增长,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末,还要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设想,拿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植树、种草,真正实现绿化。他说:“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看似很美好,但却是建立在浮夸虚报所造成的假象的基础上,只能流于空想。

  对于一些地方提出的太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还有所顾虑。比如,辽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就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这时,刘少奇插话说:“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

  ——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

  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

  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的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际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

  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

  毛泽东又着重讲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关于生产计划,毛泽东主张有“死”有“活”,全国一盘棋,一个计划,分级管理,有重点,有枝叶。.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产任务,这是“死”的,一吨也不能少。明年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如果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二百万吨归地方自由支配,就是“活”的。

  ——“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

  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8,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说,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水利的综合利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兴起了大搞水利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可以预料,并社和扩社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毛泽东采取慎重和保护的政策。他说: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记录。)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任务而结束了。这次会议一共通过了四十个文件。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①(①原定为1100万吨,根据薄一波的建议,在发表会议公报时改为1070万吨,正好是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的两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31、732页。)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批转了一批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会议印发的一百余份文件中,毛泽东提议印发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相当多的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他印发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推动其他地区和部门也能打破常规,来一个“全面跃进”。毛泽东还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反对所谓落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发会议。

  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75页。)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大量林木,大批劳动力从农业战线上调出来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收获,搞得丰产不丰收。这些代价太昂贵了。

  听了几天汇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发表第三次讲话。

  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①(①毛泽东同阿

  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也不算数了。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

  他对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他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②(②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2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毛泽东虽然并无太大把握,但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主张试试看。他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他又说: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①(①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5月7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②(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①(①指由地方各级分别投资兴办的建设项目。)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他说: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五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毛泽东对于已经和正在出现的跃进局面,从根本上说是肯定的和欣喜的。但对这样一件从未干过又毫无经验的大事业,他似乎也预感到可能会出什么乱子。但他相信,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有时说还要看几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高涨起来,只要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一年抓四次,开会研究,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就不会出大问题。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的精神越来越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昂,思想越来越活跃。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

  “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他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但是,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的这个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这次大大地发挥了,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都办一个。

  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五月中央政治局扩

  其二

  开会期间,毛泽东的精神和工作,并非总是绷得那么紧,也有松闲的时候。他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其中有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商隐的《马嵬》等。这是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活跃一下气氛。这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爱好,也反映了他此时的一种心境。

  大会议的精神。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事先已感觉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式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大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甲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像以前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2日。)

  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许多同志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民歌,也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创造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当时一些流行的民歌,尽管也可以说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但对“大跃进”中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盛行也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毛泽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出路问题,所提出的新的见解,则是应当引起重视和研究的。

  虽然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发表了一通讲话,但是对于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有的还作了进一步发挥。有的人提出,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要破除对经典著作的迷信,提倡大胆怀疑与独立思考。有的说,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2日。)

  文件中这样一些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

  这富于浪漫色彩的瑰丽诗句,不仅是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不仅是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无限感慨,也是对“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的颂扬。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

  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对反冒进的问题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接着他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枣。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别人的经验不愿意照搬,自己的经验又很缺乏,这样就很容易把过去领导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移用到经济建设中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是突出的例子。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议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结果,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调查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中得到很多并不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而这些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的。根据这些来决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那样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了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

  每当中国革命事业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成都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争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

  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0七0”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又说: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5日。)

  谐。”①(①《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先后发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讲思想、理论问题,主要有: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思想斗争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问题,思想解放运动问题,领袖的作用问题等。还有人提到逐渐削弱城乡、工农差别,以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发言的基调仍然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年11月版,第38、39页。)

  “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有的说,教条主义在内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左”,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右。有的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斗争具有深远的原则性的意义,这场斗争,是在建设路线、方针方面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种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一种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两种方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问题。反冒进和其他错误,根源是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有雄心,但心要热头要冷。有的说,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的问题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集体所有制将来要转化为全民所有制,但目前不要搞集体变国营的群众运动。

  但在不少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中却引起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有一个干部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三印发。

  对此,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刷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贝。)

  在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①(①成都会议记录,1958年3月25日。)他们说这些话,态度是诚恳的和严肃的。他们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l司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

  三月二十六日,历时十八天的成都会议结束了。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又讲了话。这是他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六次讲话。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霏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这正是毛泽东以往所不很熟悉的。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们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

  他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6日。)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厂播,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批评反冒进为主,转到发动“大跃进”为主,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中央会议。生产指标,一涨再涨;完成任务的时限,一缩再缩。反教条主义、反经验主义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本来都是好事情,但是在“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却鼓励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情绪。由于反复讲唯物论、辩证法,使得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更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形态。

  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

  成都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规定。

  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基建投资从一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亿元。

  毛泽东六月一日”①

  会议还搞了四十几个文件,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工作会议上,如此集中地讨论经济问题,搞出这么多经济文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①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总编室《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

  成都会议结束后,各省立即回去传达。在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的河南省,其负责人宣布:“水利化已经做到,已完成五十二亿土方的水利工程。”在大搞水利方面,在南宁会议期间曾经得到毛泽东表扬的安徽省,其负责人说:“水利落在河南后面了,现在是赶河南,四月底可以到四十五亿土方。四十九个县可以宣布水利化。”又说:“完成农业四十条,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①(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6日、4月2日。)超越实际可能的盲目攀比赶超之风,就这样在一些地方从上到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刮起来了。

  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6月1日。)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执笔,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其中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①(①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的批注,手稿,1966年8月5日。)谁是“应该坚决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实行领导,他们的话也没有多少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乱斗了四十多人。“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②(②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1966年6月18日。)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

  对各大中学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有所思》的七律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①

  (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9月版,第217页。)

  他在不久后还说到:“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六月十日,他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

  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

  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

  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

  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

  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

  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

  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

  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

  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

  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③(③王任重日记,

  1966年6月11日。)

  同一天,他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

  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

  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

  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

  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

  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

  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

  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

  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

  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

  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

  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

  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

  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①(①毛

  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②(②《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1页。)

  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①(①《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5页。)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三十日,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答复他们提出的在七月一日发表他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要求,那篇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

  “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话现在发

  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

  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

  议是否发表不迟。”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

  的信,手稿,1966年6月30日。)

  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是他在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里面有许多话十分值得注意: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

  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

  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

  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

  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

  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

  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

  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

  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

  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

  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

  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

  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

  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

  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

  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

  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

  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

  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

  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①(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

  8日。)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这封信中、也是他在滴水洞中对应该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在六月一日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怎样对待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蔓延的严重混乱现象,是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他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林彪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所说的“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因此,他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也是林彪。

  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作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他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七月十六日,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那天是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的横渡长江比赛。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①(①王任重日记,1966年7月16日。)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他已经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他的想法,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截然不同。他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应该不应该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原是刘少奇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为了控制学校中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派的,最初也曾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在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说:“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①(①毛泽东听取刘少奇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6年6月12日。)到毛泽东回到北京时,学校里已形成支持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群众组织,相互对立得很厉害。

  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毛泽东接连找人谈话,第一次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二次各大区第一书记来开会的也参加了。在第一天,当谈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

  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

  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

  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

  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

  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

  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

  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

  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

  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

  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

  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

  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

  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

  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①(①毛

  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谈话记录,1966年7月24日。)第

  二天,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他说: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

  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

  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

  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

  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

  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

  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

  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

  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

  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

  “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

  己头上来。”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

  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

  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

  课,他不闹事才怪啦!……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

  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

  意见。”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大工作

  组组长。——引者注),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

  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

  作用。”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大区书记谈话记

  录,1966年7月25日。)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会后,将这次会议的录音分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八月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当时宣布会议时间为五天。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他又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指责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①(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记录,1966年8月1日。)

  同一天,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信中说:你们的大字报(指他们贴出的三张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①(①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

  从第二天起,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会期也延长了。八月四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

  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

  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

  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

  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

  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

  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

  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他说:“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8月4日。)这时,会议的空气已十分紧张。

  第二天,毛泽东就写下了一篇使人更加震惊的文字: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

  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

  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

  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

  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

  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

  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

  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

  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②(②见1967年8月5

  日《人民日报》。)

  随后,毛泽东给这篇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八月七日印发中央全会。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立刻改变了原有的议题和日程。这段文字中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这主要是指刘少奇。它最后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还有他在八月八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可以看出,毛泽东写出这篇文字,并不只是从“五十多天里”的“工作组”问题上引起来,而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中央领导层中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的结果。

  这张“大字报”一写,并且印发中央全会,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选是林彪。他作这样的选择,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比他小十四岁,比刘少奇、周恩来也小九岁);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次全会开幕时,林彪正在大连养病,会前曾打电报来请假。毛泽东通知林要来京参加会议,林彪是在八月六日中途到会的。同日,也就是毛写这张“大字报”的第二天和把它印发全会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全会的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候补委员三人,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被列为第二名,而刘少奇却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此外,还补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还肯定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强调当前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并要求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同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继续加温,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先提出:要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看来,毛泽东这时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大概可以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告一段落,随后在此基础上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并巩固这次“大革命”的成果,继续前进。接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

  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

  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

  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

  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

  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

  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

  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

  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

  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

  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

  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

  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

  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

  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

  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

  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

  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

  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

  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

  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

  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

  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

  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12日。)

  接着,林彪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它所作出的决定,使中共中央从法定程序上确认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政策界限和组织措施。有如箭在弦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内乱的发生已经不可逆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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