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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Zhou Enlai)传: 《周恩来(Zhou Enlai)传》 十、走向世界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根据地。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中共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谈判和接触,周恩来也指导了这项工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到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希望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判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恩来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谈的结果,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现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争取其抗战。要他本人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关于朕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体情况以便作出决断。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障。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领导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在组织溶化和军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们屈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出: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决,就是说用控制共产党来代替削弱、消灭共产党,“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在这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经常接触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共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1944年9月,它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民主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之后,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马叙伦、王绍鉴等筹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成立。许德珩、诸辅成等筹组的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成立。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影响,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政见略同,行动一致。所以,这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体制的雏形。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他们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咸、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共同国外的接触打开了局面,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周恩来给了他们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息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接着就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在整风会上,他对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认真严肃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并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会上,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和指责。他曾对自己作了过分的检讨。1945年4月至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发言中说到自己在党的三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胜利。双方的力量,在战争中都得到了发展。
  “七七”事变时,国民党方面共有陆军现役兵170多万人,海军有73艘舰艇共6万吨,各种飞机300多架。到抗战结束,已有正规军200万人,非正规军100多万人,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100多万人,共有军事力量400多万人,拥有广大的地域,接收了日本侵华部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抗战中在敌后战场,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枝(挺)、各种炮1800余门,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余,解放区分布于19个省区。在残酷的械争中,军队得到锻炼和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20余万人。
  据美国白皮书所说,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比较,“在作战部队及枪械上,拥有五对一的优势。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重武器、运输工具和无可抗拒的空军”。而且,“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行一个装备适应中国政府需要的空军计划,和三十九师的陆军的计划。”国民党好战派凭借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坚持内战的方针,后来使自己在政治上丧尽人心,在军事上一败涂地。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决定今后“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算形成了一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曾家岩校园举行签字仪式。12日,这个《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承认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内颁发了
  “剿匪”密令,令其将领遵照他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后来,又经多方努力,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了停战命令。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一天开幕。周愿来在政协会议开幕会上吁吁:“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闭幕,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说:虽然这些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让互谅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但是,3月1日开始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了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力争和平。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周恩来又进行了维护政协决议的努力和斗争。到6月11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还致函马叙伦等,说“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19日,他还会见司徒雪替(7月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请司徒雷登转告马歇尔:中共愿意和平,愿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双方的关系。马歇尔说,杜鲁门的指示是:“万一我无法从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这是美方的基本立场。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和平已经无望,但谈判仍未停止。7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周恩来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一方面安排此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的秘密工作,布置人员的坚持、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谈判仍继续进行着。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确,今后将是大打的时期了。主要要靠打得好,消灭蒋介石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对和平抱有幻想,因而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9月间,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署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进攻。10月9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攻张家口就是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1月11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孙科指出,“国大”一开便是表明政治的分裂。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16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参加这个所谓“国大”。
  11月19日,周思来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
  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会议肯定了周恩来在外边谈判的成就,认为和平虽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谈判整个说来是成功的,证明了同国民党蒋介石妥协的不可能,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党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立的。今盾要看前线,要赢得战争的胜利。
  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做到打倒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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