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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始料未及(微型小说)

上边来了一个关于自查的文件。
  小李仔细阅读了之后,赶紧过去跟上司汇报。
  上司一脸严肃地说:“一定要认真对待,把存在的问题全部兜出来!”
  小李看了看上司,懦懦地问:“无论什么情况,都得兜出来?”
  上司依然义正词严地说:“叫你兜你就兜!一个也不能漏下!”
  小李忽然鄙夷地问:“啊,那你叫我办的那些不合理的,怎么办?”
  上司抻了抻脖子,干张嘴儿,却没说出来一个字。
  

下午“工宣队”的范师傅叫我到学校革委会去一趟。一进主任室,迎面看见进驻学校的军代表、现在是学校革委会主任的李营长,正低着头坐在南窗办公桌前看着文件。靠西墙两个办公桌对头坐着米满和沈兰两位副主任。他们俩好象正在议论什么问题,看来话不投机,脸色都不太好看。见我进来,米满用阴鸷的目光冷冷地盯了我一眼,打开文件夹翻了起来。沈兰抬手指了指对面的长条靠椅:“坐下吧。”
  我就知道,审讯又开始了。
  米满是体育教师,这几年靠“造反”起家,一路青云直上,当上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该人名声不太好,外号“米黄手”。教单杠“翻身上”的`预备动作时,让女同学注意“提臀”,手却不住地在女生臀部上摸来摸去;上游泳课教“蛙泳”动作时,嘴里喊着“高一点,高一点。”两只手却一左一右不住地摸着女生前胸和下部,闹得女同学没有不骂他的。
  “李小唐,交待材料写地咋样了?”米满头也没抬地开了腔。
  “我又写了五页。”我虽然对米满很反感,但对他双杠转身180度,腾空三个空翻落地,能够纹丝不动,确实佩服。
  “五页?”他鼻子哼了一下,刀条脸一拉。“五页?五十页都是废话也没用!明白告诉你,你的问题我们掌握得清清楚楚。从66年到今年68年,三年里头你的问题可不少。”他用他那双“黄手”翻弄着卷宗说:“冲军区、砸报社、静坐绝食、专演反军节目,参加过草料厂抢枪事件……”对这些老生常谈的例行审讯,我早已司空见惯。我心里话:冲军区、砸报社,我都是随大流去的,一没打人、二没砸东西。静坐绝食,我只坐在地上呆了三、四个小时,这都算啥大不了的事?
  记得是1967年5月中旬,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同昌师范学校“红司”200多名红卫兵下了西山,赶到市委门前时,天都黑了。市委门前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山人海。按着“红司绝食指挥部”的指示,我们学校站在外围只担任保护任务,不参加静坐绝食。可不一会儿,人称“大师姐”的中师三年二班的庞梅带着几个女生“扑嗵!”坐到圈里去了。庞梅又向我招了招手“陈铁生,进来!”庞梅是武术世家,草绿色的军帽下压着齐耳短发,两只黑眼仁儿精光四射。绿军装的腰间总好系着一条练功用的“板儿带”。一只“梅花杖”使起来,杖影满天,看不见身形。1967年深秋我们“红司”从学校第一次撤退时,她手使梅花杖打头阵。别看她个子不高,身子就象旋风一样,在高梁地里,连闯三道封锁线。我当时左腿挨了一枪刺,是她把我背到二一八炮校。她又是我“少林拳”的师傅,我非常敬重她。见她招呼我,我很踌躇。说实在的,对绝食这玩儿意,我一是有看法,二是心里打怵。可不等我思考,坐着的几个女生也喊起来:“过来呀,李小唐,你一个大男生,还不如我们女生咋的?”旁边围观的人群发出哄笑。我一下子就来劲了:这还真是的,我能叫你们看笑话?不就绝食吗?我“腾腾”几步进去“扑嗵”就坐在地上了。
  大约十点多钟,我弟弟从围观的人群中探出头来冲我喊了声“哥!”我连忙说:“回家去!”不一会儿,我二大爷来了。我父亲是市新华书店业务部主任,这几天到北京去进书,没在家。我二大爷成年在北门口做小买卖,冬天卖烤地瓜、夏天卖冰棍儿。我家一般大小事情都由他出头露面。也没啥文化,一说话粗门大嗓的。这时他冲进圈里,一把拉起我:“起来!回家去,坐这儿扯什么王八犊子?”几个头戴藤编安全帽,胳膊上带着“纠察队”袖标的彪形大汉走了过来:“你干什么?你哪儿的?”我一看情况要坏,弄不好二大爷要挨打。忽然从绝食指挥车上走下来一个人,他分开众人:“大叔,有事回家说去!陈铁生,赶快走,走哇!”我一看,是我的同班同学杜俊,袖子上带着“指挥部”字样的袖标,他连拉带推地把我们推出人群。第二天,二大爷就把我送到姥姥家,只要我一溜出门,姥姥就使出她的绝招——“扑嗵!”跪在地上,啥话也不说。所以,以后的七天绝食,我根本没参加,你米满能把我怎的?
  草料场抢枪不假,那是事实,可是没抢着呀。1967年七、八月份,同昌武斗升级,市里两大派“联司”和“红司”按着“文攻武卫”的指示,都在积极地武装自己。我们的对立面组织——我们学校的“联司”,有部队支持,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不少枪,什么“七九”步枪、半自动冲锋枪,甚至还有转盘机关枪。可我们“红司”一支枪也没有。只能自己按照“手榴弹体剖面结构图”用木头做几枚土手雷,把暖气管子卸下来打成梭标,用铁锉做点匕首什么的。梁成江是我们“红司”的司令,三年级学生。他就把眼睛盯在学校北边的部队草料场。那儿的守卫排,清一色的全是半自动冲锋枪。夜里,我们十几个人趁黑摸进去,开始觉得挺顺利,可一到值勤室,“唰!”地一下,里外大灯齐亮,一个排的战士,端着枪对准我们。一个腰里挎着手枪、排长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看着张慌失措、睁不开眼睛的我们说:“抢枪抢到部队来了,你们都抢热毛了吧?走,跟我到前边去。”走吧,那还有啥说的?乖乖地来到一间大屋子。哈,热腾腾地大米粥、镘头端上来了。“你们抢枪有功,吃吧,别客气。”那还客气啥呀?是死是活吃完再说。我们毕竟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居然热火朝天地吃起来了,恐惧一下消失了。因为进进出出的战士,又是盛粥,又是拿香肠的都很亲切,气氛缓和多了。排长拉条凳子坐在我们身边,又是气又是疼爱地说:“大道理就不用讲了,多吃点,回去好好睡觉,往后别干这些傻事了。”我们班的吴大友喝了口粥,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汗,拍了拍鸡胸脯,壮壮胆说:“首长,你们放心,以后我们到哪儿抢去,也不到你们这来了。”“到哪儿也不准抢!”排长大声说,战士们笑了,我们也都笑了。你看,这算啥事呀?解放军都不怪我们,你米满整啥事呀?
  “喂,李小唐,我说你呢,干啥呢?你一声不吱。”米黄手放下材料。我回过神来:“我听着呢,这些事我以前都交待过。”“就这些吗?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们有事,没时间跟你费话。现在,你的问题严重了,起码还有三件事儿,你没交待。你要说了,宽大处理,念你一个文弱书生,跟杜俊有区别。你要不说,”他把刀条脸一拉:“你可知道,‘死班’和‘活班’只隔着一道墙!”
2017威尼斯登陆网站 ,  1968年暑期,两派实行“革命大联合”,学校成立了同昌师范学校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我们这些“红司”的骨干分子,被关进学校农场的前趟平房。按着“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指示,学校革委会让我们“斗私批修”交待问题。东边三间房是我和吴大友等10几个人住的“活班”。“活班”的意思是集中住宿,出入自由,可以到大食堂吃饭。西边三间房住的是“死班”,里面有杜俊、梁成江和几个称为“黑帮”的校长、教师们。集中食宿,没有出入自由,并有红卫兵轮班看押。只隔着一道墙,夜里常常被惨叫声惊醒。据吴大友说:一次夜里上厕所,他偷偷趴在西屋窗口往里一看:杜俊被吊在房梁上,米满带着二年级的朴修堂和另外几个学生,正用板凳腿子打、用鞋底子抽他,杜俊的脸肿得象发面馒头,吓得吴大友差点没叫出声来。他告诉我,听范师傅说,李营长、沈兰对米满打人的事儿,非常不满。沈兰曾经劈手夺过米满的棒子扔在地上,和他们大吵起来。以后米满白天不敢了,就在夜里偷偷地私刑审讯。
  我一听米满提到“死班”、“活班”,心里一紧:“米主任,哪三件事儿?我……我咋记不……想不起来了呢?”“你别装胡涂!我先给你提个醒儿,‘同昌告急’是咋回事?别以为,杜俊你两是好朋友,可他早把你供出来了!另外,广播室里还有别人,别人也知道,就看你啥态度了。”
  天哪!这可不得了啊,这可是天塌地陷、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同昌告急”的事儿要把我联上,我这辈子就算完啦!那就跟杜俊一样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吊在房梁上,板凳脚、鞋底子没头没脑的打来……肿得象猪头一样的脸。“同昌告急”这话一出,就像在我心尖上猛地插上一刀!我脑袋“嗡!”地一下,眼前一黑,差点儿没头朝地倒下去。沈兰过来扶住我:“往里坐坐,想好了再说。”我定了定神,扶了扶滑到鼻梁的眼镜,茫然四顾:李营长板着脸仍然在看着文件,米满脸不开晴,沈兰和进来范师傅说着什么,范师傅点了点头出去了。
  沈兰和我是同班同学,都是中师一年一班的学生。她原是“联司”的宣传部部长,“大联合”后,以学生代表资格,当选为革委会副主任。66年秋,我和她是由各班选举产生的学校第一批进京串联的学生代表,曾经先后三次接受毛主席接见。我们一起坐车串联到韶山,走遍井冈山的大小五井,我们手拉手走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又一起徒步串联长征到北京。记得长征那年深秋,从大青山到火盆沟是60里地。细雨蒙蒙,山路弯弯。我不慎滑到沟里,脚脖子扭了,落在了我们长征队伍的后面,越来越远。一个苗条的身影从雨雾中走了过来,是队长沈兰。她蹲在地上提起我的裤腿儿,看了看我的脚说:“没事儿,坚持一下!”站起来一伸手就把我的行李背到她的行李上面。行李绳儿一勒,她隆起的前胸就十分明显地突现出来。我连忙从挎包里拿出一条毛巾递给她。“干什么?”她不解地问。“用毛巾把两边绳儿勒上。”我用手指了指她的前胸。她低头一看,脸“刷”一下红了:单薄的绿军服被雨水打湿后,紧紧地贴在两只坚挺的乳房上,连两个尖尖的小乳头儿的轮廓都十分明显。“你看什么!”我连忙扭过脸去。“你脚都扭成这样了,还看点子这……用不着的玩意!”但她还是用毛巾把两肩的行李绳穿起来又往中间一系,劈手夺过我的挎包“走吧,看把你吓的。前面我已经安排好了,火盆沟会齐,我扶你在后面慢慢走。”扶着我走进了大雾弥漫的深山小径。湿漉漉的微风细雨中,她让我给她讲起《牛虻》的故事。这可是当时不让讲的“封资修”小说啊,可是她听着、听着,清秀的脸上全是眼泪。大家都说沈兰是个有主见,不轻意改变主意的人。只要看到她低着头摆弄板刷一样的小辫,齐齐的头帘儿下眉头一拧、再抬头一展,那就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可她居然也被牛虻坚定的革命意志,凄婉的爱情,悲惨的遭遇打动了。我连忙掏出临出发前姐姐给我的方格手帕递给她,可她以后一直没还给我,我也没好意思往回要,也不知道她是扔了还是有意留下了。总之,从那以后,我的心目中,在她冷艳的肖像上我突然感到有一种情感的光环熠熠闪耀着,那年我们都是十七岁。
  可到这时候,她只是扶了扶我,关键得帮我说句话呀!是不是长征回来,我们分道扬镳,她参加了“联司”,我进了“红司”,成了两派对立面儿,恨我“站错了队伍”?说实在的,我参加“红司”根本没有什么明确地政治目的。同昌市两大派的根本分歧是《同昌日报》的“五一”社论,一派拥护、一派反对,发展成现在的“联司”和“红司”两大派组织。可我事过两年到了今天,也没看到“五一”社论是什么样!我参加“红司”根本的原因,就是看中了“红司”的文艺队儿。那里面都是学校擅长文艺的尖子学生:队长商小宛原是学校的话剧团团长;二胡大拿吴大友一首《二泉映月》,使千人礼堂,四寂无声;琵琶手谭妮在省电台录过音;小舞星金丽的独舞“金色的太阳”从出场到谢幕,掌声就没停过;杜俊的男中音《回延安》更是同师一绝……所以任凭沈兰几次软硬兼施拉我到“联司”,我是咬紧牙关没松一点儿口。沈兰也找过杜俊,让他退出“红司”,“反戈一击”,参加“联司”。其实沈兰对杜俊比对我好,每想到这一层时,我心里总有点不自在。但杜俊这个人太高傲,自恃数理化体音美全才,脑子反应快,出语刻薄。细眼一眯,左边嘴角儿微微一翘,对沈兰说:虽然你“秀色可餐、其诚可感”,但请“免开尊口”以免“贻笑大方”。给沈兰都气出眼泪来了,说:“再也不理你了!”就扭头气跑了。
  李营长放下手里的东西,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材料,站起来放进挎包,转过身对我说:“李小唐,你不要有顾虑,实事求是的交代。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应该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李营长过去是黑龙江黑河某部的侦察连连长,擒拿格斗高手。两道浓眉下有一双深邃的眼睛。身材高大,但不胖不瘦,是那种标准的军人体型。我曾亲眼看见他从二楼凌空跳下去,阻止了一场武斗。跳楼的姿势,那真是漂亮极了。眼见落地时,一个空中转身姿势,如鹅毛落地。然后,一个马步曲伸“腾”地跳起来,眼前一花,也没看清用什么招法,就见“汽校”的几个“武卫队”小子,全部仰面朝地倒在地上了。但没见他笑过,总是板着脸。与米满不和。范师傅说过他几次找市革委会要撤换米满,怎奈米满手眼通天,市里有不少“铁哥们”为他撑腰,他和市“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总指挥“李大巴掌”是拜把子哥们儿。这“李大巴掌”过去是市肉蛋厂的保卫科长,喜好一边搧人嘴巴一边操着公鸭嗓数着数。曾经一连搧了“红司总部”的刘老师24个嘴巴,直到搧昏为止。有此倚仗,在学校总是米满出头露面,气焰熏天,李营长也咋地不了他。我与李营长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学校南边小树林。一天早上,我正在林外小河边一片碧绿的青草地上,练习着庞梅教我的二十四式“少林拳”。他跑步经过,就停下了。坐在矮树桩上,让我继续练。他一边观看着一边指导说:下盘不稳,弓步乱、马步虚,出拳无力。要手随心动,气出丹田。我心里话:我练武术、学摔跤,也不是夺冠军、当专家,何必那么认真?就是因为几次上街辩论、演节目时挨了打,所以想学点本事防身、不受欺负。另外,我是名师授业,你一个当兵的,不就会点儿擒拿格斗吗?知道什么武术不武术的。听他这么说着,我越练越憋气,索性停下不练了,靠在树上用手绢擦起眼镜来。他看我拿出这付架式,就站起来转身往林外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回过头来对我说:“听说你‘倒口袋’使的不错?”我一下来了精神“一般般吧。”我戴上眼镜说:“不过,一般人还能对付。”他折回身“来,咱俩试试。”“这,我哪敢……”可我却下意识地向前走了两步。“来吧!”他挥了挥手,肩膀一晃,欺身搭把,已抓住我的手腕。我反扣脉门,突然矮身变脸,提腿、拱肩、出手。这一连窜儿的动作,按着往常的惯例,“口袋”是必倒无疑。可就在这一瞬间,他右手突然一拍我小腿面骨“啪!”的一下,我身子失去重心“噗嗵!”一声,倒在地上。“怪了,这是咋回事儿?”我坐在地上半天没整明白咋倒在地上的。“无论是武术还是摔跤,交手时关键在于变化。”李营长把我扶起来,拍了拍我身上的土说:“你进招儿迅速,变脸、拱身利索。但却不管对手招数变化,只按自己套路、一条道跑到黑。”指了指我的右腿说:“特别是不考虑右腿被控的后果,你要记住这个教训。”我一下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点头说“对、对!你……你教教我,我差远了。”李营长教了我应变的“倒坐观音”、”铁门坎”和”扑步曲肘”三招儿,将武术、摔跤、格斗混合运用。虽然摔了几跤,出了一身大汗,可我兴奋极了。“习武练功,小则强身健体,大则保国安民。”沿着小河我们走上学校弯弯的甬路,李营长说:“但绝不能好勇斗狠、以强凌弱。”他拍了拍我肩膀:“我跟你说,再强的武力征服也只是一时的,真理和正义才是永恒的。”“你放心,我学这玩意绝不是为了打架闹事。”“那是为啥?”“你说的维护真理和正义,我没想得这么深。我主要是为了防身健体,演节目姿势好看。当然了,还是你说得有道理。”还有一次,我从封死的学校图书室门上窗口儿爬进去,想找几本书看。不想,刚一探头,黑洞洞的图书室书架后面传出一声“谁?”声音低沉,令人发毛,挺森人的。吓我一跳,连忙缩头想退出去。书架后闪出李营长“李小唐!你来干什么?”“我……我想找本儿书看……”“你不知道这些都是‘三黄四旧’吗?下去吧,以后别再来了”“是……”我慌忙跳了出去,定了定神:什么三黄四旧?三黄四旧你还咋偷摸在里面看呢?

闫冰和任可兴是好朋友,而且是那种可以叫做诤友的朋友。
  平时,闫冰和丈夫王晓光一吵架,就得任可兴出面调停,也只有她能够调停得了,因为王晓光觉得任可兴说的总是有道理的。
  闫冰和王晓光日子过得不错,可就是吵嘴吵顺了,三天不吵四天早早地就得吵架,婚后这些年就是打着过来的。
  因为没有什么实质的问题,又有任可兴起的作用,所以,一直也没离婚。
  周六的晚上,闫冰两口子又吵起来了,那还用说,任可兴又不可推卸地出面劝架了。
  见唇枪舌剑的两个“战士”至少是暂时熄火停战,任可兴才沙哑着嗓子回家了。
  周天吃了早饭,任可兴惦记着闫冰两口子是不是真的和好了,就给闫冰拨过去电话。
  任可兴用装作没事的声调儿说:“闫冰,你在干嘛哪?”
  电话那边闫冰当啷一句:“我在立交桥上。”
  有心脏病的任可兴一听,想想新建的那座好几层楼高的立交桥,心脏突然“咕咚咕咚”地慌跳起来,不一会儿,她就浑身瘫软。
  在旁边的丈夫邱明亮见了她的样子,急忙翻出速效救心丸塞进任可兴的嘴里。
  任可兴有气无力地对丈夫说:“我没事儿了,你快快给王晓光打电话,闫冰都上了立交桥了,她可别寻了短见啊。”
  邱明亮听了,不敢怠慢,迅速拨通王晓光的电话,为了不吓着人家,他故意先平缓地问:“哎,哥们儿,你家闫冰去哪儿了?”
  电话那边,王晓光乐滋滋地回答说:“哥们儿,她在立交桥上呢。”
  邱明亮听到王晓光像没事人似的声音,就很有些生气地说:“任可兴都吓犯心脏病了,你还这么轻松?闹啊闹的,别闹出人命来。”
  王晓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停顿了一瞬,他才恍然大悟,赶紧说:“没事儿,我们俩在立交桥上看风景呢,是刚才闫冰没跟可兴说明白。”
  听明白了的闫冰,自我解嘲地跟邱明亮说:“瞧瞧,人家两口子浪漫周末呢,咱可倒好,在这儿心坎子上挂笊篱——多捞呢。”
  邱明亮给闫冰递过一杯水,说:“也不奇怪,朋友嘛。”
  

刚上一年级的小明,个子小,人也瘦,背的那个鼓囊囊的大书包,好像都比他沉,他真的背不动。
  幸好爷爷退休了,没事做,就天天接送小明。
  这天,爷爷又来接小明。
  爷爷背起孙子的大书包,在前面走,小明在后面跟着。
  小明看着爷爷的身影儿,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他就忘记往前走了。
  爷爷发现小明没跟上,就转身停下等他,见小明若有所思的样子,爷爷抖着花白的胡子,问:“孙子,不好好走路,又琢磨什么淘气的点子呢?”
  小明本来就显得很大的眼睛,睁得比平时还大,眼神儿很亮,他兴奋地说:“爷爷,我看你背书包的样子好酷好酷呀。”
  爷爷掂了掂肩上的书包,说:“唉,爷爷小的时候家穷,念不起书,看人家的孩子上学,别提有多羡慕了。今天能背上书包,还得感谢我大孙子,让我过足了瘾哪。”
  小明似乎得逞了地说:“爷爷,你真的特别喜欢上学吗?”
  爷爷叹息了一声说:“都老了,特别喜欢也没用了。”
  小明却大声说:“爷爷不老,不如你替我上学得了,整天写作业,都没时间玩儿,我正好不愿意上学呢。”
  爷爷掂量了一下沉甸甸、鼓囊囊的孙子的大书包,却一时不知道跟小明说什么好了。
  祖孙俩就那么面对面地僵持住了。

老张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老李,一提到老李就直紧鼻子,看见老李也多是代答不理的,这一点已经是圈里人心照不宣的事了。
  穿衣戴帽各好一套的,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别人也无法干预,也就只能任其持续了。
  为了不节外生枝,平时大家在彼此面前,尽量躲闪开涉及他们彼此的话题就是了。
  不知道老张是否介意让老李知道自己不喜欢他,可是老李还是知道了,而且很介意,不仅一提起老张来,不是撇嘴就是风凉话儿的,还很想找机会报复一下老张。
  有一次,老李看见老胡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下子想起来老张曾经随意说过的老胡写的文章水平也就那么回事儿的话,觉得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立刻兴奋起来,特意给老胡打了电话说:“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文章了,写的真是太好了,我一辈子都写不出来这么高的水平,祝贺啊。”
  老胡被表扬了,显得很高兴,却谦虚地说:“大哥过奖了。”
  老李则说:“不过,一点儿都不过。”
  老胡便不再谦虚而是由衷地说:“那我就谢谢大哥的鼓励,继续好好写吧。”
  老李装作很惋惜地说:“要不是以前听老张说你写的文章不行的话,我可是不会迟到欣赏你的大作了。不过,这回好了,时刻期待你以后的精彩。”
  老李传老张的话,说得似乎轻描淡写,可是,却如一把刀子猛地扎在老胡的心上,令他又气又疼痛,所以,他虽然没有表现出来对老张的不满,心里却牢牢地记上了仇。
  不久,在一次老张缺席的圈子聚会时,老胡当着满屋子人的面生气地说:“老张跟我一直都说我的文章写的如何如何的好,可是,我却听老李说他对我的文章水平的评判是不行。你们说哈,原来还真有这样阴一面阳一面的人。”
  老李根本没预料到老胡会这样赤裸裸地爆料,发觉圈友们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老张身上,而他自己却成了众矢之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果真,后来圈子里大多数人都不爱搭理老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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