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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上)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投人格外多的精力,自始至终地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①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②。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③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④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他把这种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⑥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顿。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但在这里得知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④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这时,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七月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之一。
  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由香山乘车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将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关于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项职务,“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⑤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曾在六月十五日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以后,他进城时都住在这里。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⑥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十多天,为了进一步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用两天时间写成的。他在文章中说: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⑦
  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也同白皮书一起发表。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⑧
  在八月十二日新华社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⑨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⑩毛泽东看到后,又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⑾他还接连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⑿
  毛泽东自己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评论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⒀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⒁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说清楚了。

  会议定于下午三时开始。下午一时毛泽东就来到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一时四十分找陶铸、江华、周小舟三位省委书记谈了一会儿,约半个多小时,随后进入会场。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月中、下旬,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红四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⑦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红四军长期在山区转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并制定各项城市政策。在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指出: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⑧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原来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作为领导和推动了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这一天心情格外激动。

  新政协筹备会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毛泽东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⒂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⒃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⒄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⒅讲话时,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封市民的来信,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会议处理。会议当即决定延长时间,对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十九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很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并且规定:“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⒆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的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⒇对于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
  八月二十八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九月七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由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都到车站迎接。
  宋庆龄到北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21)
  程潜到北京时,正为毛泽东摄影的徐肖冰回忆道:“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一百二十六人到会。会议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这些话,说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八十八人在会上发了言。特邀代表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23)
  九月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九月二十九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九月三十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天就要诞生了。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一夜,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黎明,他将迎来中国历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据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作报告时也显得轻松自如,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可以想像,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对于指导合作化运动的一套政策和步骤已成竹在胸。

  实际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红军在长汀停留了十七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由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写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月底,他率第三纵队同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会合后,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取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的胜利。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他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46页。
  ③ 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1948年5月1日。
  ④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1949年1月19日。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69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63、1466、146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5、1477、1478、1479、1480、148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9页。
  ⑨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13日。
  ⑩
孙起孟:《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和参加人民政协的二三事》,《迎来曙光的盛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89、90页。
  ⑾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24日。
  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33、335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84页。
  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13、1514、1515、1516页。
  ⒂李银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3、344页。
  ⒃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综合报告上写的批注,1949年1月10日。
  ⒄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1949年8月7日。
  ⒅《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
  ⒆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电,1949年8月19日。
  ⒇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8月27日。
  (21)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页。
  (22)徐肖冰、庄唯:《历史的瞬间》,《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66、267页。
  (23)《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14、316页。

  毛泽东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①(①这句话在毛泽东7月31日作报告时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改为“高潮”。)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⑨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

  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的指导方针。

  一九五一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毛泽东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他批评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胜利吓昏了头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甚至认为这些人“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8、424、425、433页。)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3、354页。)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⑿。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泽东不是不了解,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1页。)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②(②《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l页。)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③(③转引自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1、142页。)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0页。)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⒁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这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部立论的基础,是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主要根据。

  当时,刘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同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②(②《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7、218页)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⒂,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深刻观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能在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条件下胜利发展。
  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红四军回师赣南,不仅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大大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⒃
  在认真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同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协商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没有来得及赶到)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二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有在江西“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债务、不武装工农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错误。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并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
  “二七会议”后,在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以后,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能得到坚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十多年后同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说:“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到三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这样,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革命根据地应该怎样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毛泽东三月十八日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号通告中,提出了要实行“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
  所谓“傍着发展”,就是“傍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建立新的红色区域后再促进它去发展”。红四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条工作路线作了这样的具体说明:“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凡有党或有一小点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有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搞更有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同这相反,“无党的地方,红军一去,用下很多的功夫,努力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组织,建立党,不怕你作半个月也好,作十天或两三天也好,只要红军一走,靖卫团一回来,仍旧是白色政权,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其次就一切没有了。”⒄这也就是毛泽东历来所说的“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显然,这是一条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线。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和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个地区,同时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
  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毛泽东的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而批评邓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别迟缓的速度”。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就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

  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把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的郑重决定。为了作出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设立了第六小组,专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

  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2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9日。
  ③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④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⑤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2号),1929年6月6日。
  ⑥ 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⑦ 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⑧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⑨ 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刘安恭在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大埔县虎市时牺牲。
  ⒀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年9、10月间。
  ⒂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⒃《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页。
  ⒄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九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他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r7、198页。)

  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

  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在面对缺乏经验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党内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争论中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当时及以后的实践证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传遍祖国大地,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首高昂的战歌。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有的提出,“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有的说:“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把词修改一下。”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与会者一致赞同,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③

  他对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进程作出一个大致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页。)同时,他已经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的,是从中国互助合作运动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同时又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

  毛泽东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威武雄壮地由东而西行进。由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的十四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格外引人注目。

  在生产上,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8、439、426页。)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上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①(①当时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泛指农民的互助组织,而不是后来那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四百万人的大军。毛泽东为这支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付出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起,二十二年来,毛泽东的生活、工作与战斗,始终同这支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也就是这支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现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增产的,这就给毛泽东以信心和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进合作化,这也是他用来说服和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主要事实依据。

  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所要推动的,正是这种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

  阅兵式持续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这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这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扩音器里不断地传出毛泽东宏亮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提出不少重要的有独创性的政策思想和理论观点。这个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许多论述是正确的。其中关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相互关系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对于农业合作化发展步骤的规划,大体上也比较稳妥。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在中国农村,最后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步骤的指导思想上,建国初期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他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个痛苦的而且很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

  人民拥戴毛泽东,毛泽东热爱人民,两种真挚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在指导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间,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后来在修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些话:“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

  晚上九时二十五分,游行结束。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八月一日结束。八月三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从下午二时三十分谈到四时四十五分。八月七日,毛泽东便去北戴河了,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毛泽东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以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才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也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根据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对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建社准备工作的一段和苏联经验的两段。八月二十三日将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征求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更为不易。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来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政权,新中国刚诞生,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对内,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的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争取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人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扩大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研究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都说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同时,检讨和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有的省委检讨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①(①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社部署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5日。)有的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要“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各级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②(②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2日。)有的省委提出,“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③(③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9日。)许多省纷纷提出提前完成合作化的规划。

  决议草案总结各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形式,即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规定了党在不同地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不同的方针。总的精神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开国之初,毛泽东仍以很大的精力放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方面。

  毛泽东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

  这时,东北全境、华北全境早已解放。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新疆的北疆和南疆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进军,至九月二十六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华东地区,已经大部解放,第三野战军一方面防守华东,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一方面积极部署攻取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待解放的地区,还剩下两大块: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以后的作战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批语的基调仍然是反“右倾”。各地已出现头脑发热的现象,毛泽东的批语却在继续加温。他在安徽省委报告上写的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④(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31日。)在这以前,只是讲“右倾思想”、“右的错误”,这个批语使用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决议草案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用什么作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好坏的标准。它是这样说的:“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样的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

  据守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的白崇禧集团和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这时已经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同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据守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此外,还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和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所属的部队。

  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再次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6日。)

  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10一517页。)

  解决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任务,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不久,在规划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时,就已定下来了。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四野战军渡江后,占领两湖,十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④

  九月二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主席的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一些意见,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毛泽东批的意见,口气严厉,上纲很高,远远超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右倾”的程度。例如,他说:“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检讨报告的批注,手稿,1955年9月26日。)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

  毛泽东的批语,在尖锐地批判“右倾”,催促各地加快合作化步子的同时,也提醒各地务必注意做好现有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湖北省委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批语中写道:“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3日。)毛泽东所以强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担心在合作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如不把现有合作社真正整顿好,合作社是不会巩固的,甚至还会出乱子。他对一些地方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比如山西省委提出的“不要急于办大社”、“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转发各地参考。

  十二月十四日,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十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甚为高兴,十七日致电王震,说:“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9页。)

  怎样歼灭白崇禧集团,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南战场作战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想着农业增产问题。他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时,要求各地都要作出农业增产的规划,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1O日。)用了“是为至要”四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多么重视。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在酝酿制订全国农业发展规划了。

  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关于集体农庄的话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③(③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长期以来实行一个重要口号,叫做“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不是仍然适用?对这个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没有作出回答。有人认为,我们党现在似乎放弃了这个口号。毛泽东在转发福建省委的报告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大体反映了毛泽东这段时间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认识。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根据全国战争的局势以及同白部多次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⑤

  这里所说的,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为慎重起见,他把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且嘱咐:“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②(②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4日。)这个批语,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略作补充后,作为中央指示于九月七日下发,从此成为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的一个规范的表述。

  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当时称集体农庄)。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产四百亿斤。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4页。)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⑥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除了每天批阅各地送来的报告,主要为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准备,同时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通知说:“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55年8月27日。)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九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由四野第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从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部主力向贵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在湘南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四个师。与此同时,由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等组成的东路军挥戈广东,发起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同月下旬,在广东西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湘南、广东解放后,三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实行大迂回战略,首先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岛、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条道路,然后各个歼灭敌军。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解放广西全境,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这时还没有说开中央全会。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十月间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正式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九月七日发出。

  另一个重要补充,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3月24日。)这个重要补充,是针对当时,也就是一九五三年春决议准备正式公布的时候,在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过多地干涉农民,因而严重脱离群众这一突出情况而写的。

  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一九五0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由四野的两个军越海作战,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于三月上旬发起海南岛战役,五月一日全岛解放。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亲笔起草会议通知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次通知写得别具特色。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通知要求:“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手稿,1955年9月5日。)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日益发展的需求,为了带动和影响其他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必须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

  两广解放,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撤往西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此时仍企图在这里重新站住脚跟,卷土重来。蒋介石自己也赶到重庆。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同时,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九月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最后审定这两个文件,六日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一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九月五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六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会后,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文件作了两次修改。十一日晚,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决议草案。毛泽东将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审阅完毕时,已是次日清晨四点钟。他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当天将决议草案看完后,要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在京中委等,同时用飞机分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六中全会时带来。十三日,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九省粮食会议的汇报。十四日,离开北京,再去北戴河,一直住到二十五日。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出台,是由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紧张引起的。这一重大举措,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大战役”。①(①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3页。“第一大战役’’是指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几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八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仑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九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气候已渐渐进人中秋,秋风阵阵,不时给人几丝寒意。然而毛泽东游泳的兴致很高,每天下海,风雨无阻。有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卷起的巨浪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下海游了十分钟。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了农业税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时,这部分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告急,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京、津等地粮价上涨,与此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毛泽东再次到北戴河,主要是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部书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自己说过:“我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从九月十五日开始编书,到二十五日写好序言、返回北京,正好是十一天。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据粮食部的报告,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五百四十七亿斤,支出五百八十七亿斤,收支相抵,出现四十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七十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这一军事行动,要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但是一旦成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线便会不战自溃,因此,这又是一着出奇制胜的高棋。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开头就这样提出问题:“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②(②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意见的分歧,超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提法。

  毛泽东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果然不战自溃。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些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材料。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司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又说:“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①(①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正在就一项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研究后,就改变粮食现行的购销办法向毛泽东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要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这时,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西撤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汇集,在党内进行宣传学习,以利贯彻党的路线,推广群众中创造的新经验,加紧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并且用来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常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六年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以推动农民运动,用了这个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先后两次编辑《农村调查》以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用了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九五五年,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又用了这个方法——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编成后,毛泽东决定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

  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①(①“定量配给”的提法,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严格管理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至于在农村实行征购,这是陈云从八种处理办法中经过慎重比较后选择出来的。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陈云后来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②(②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8页。)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于十月四日至十一日在北京怀仁堂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同时,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四百五十一人。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赞成陈云的报告。他着重地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他说:“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在中国大陆上,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同时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八十人在会上发言,另有一百六十七人作书面发言。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5页。)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74、275页。)

  一九五0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发言的人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以高度评价。刘少奇在发言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1日。)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O月10日。)

  毛泽东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

  会上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许多发言的人认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认为犯“右倾”错误的同志,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发言者强调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强调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必须建立贫农的优势。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有些地方上的同志提出,晚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可以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从十二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一九五四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⑦同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地区。果然,昌都战役一个胜利,进藏的门户被打开,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由于继续批“右倾”,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意见出现一边倒的形势。这个情况,从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发言中也能反映出来。例如朱德说:“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①(①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8日。)刘少奇也说:“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七月三十一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O月11日。)。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对下一阶段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出部署。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结论。

  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10页。)这是毛泽东为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交替着出现。统一总是主流,而分裂常常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破坏,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压迫。统一,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江河水域的治理和利用,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这是对七届六中全会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又是对今后在全党展开大辩论、加快各方面工作的一个动员。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邓子恢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一月十七日,他和杜润生①(①杜润生是同邓子恢一起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起去向毛泽东报到。晚上七时,毛泽东在住地接见了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都根本改变了。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统一,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统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

  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许多争论。他列举了十三个问题。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等,他认为经过讨论都解决了。毛泽东对一些观点和说法,诸如“办社容易巩固困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等,逐一进行批评。最后,他回答这次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他说,应当办一批。但又说:“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毛泽东说: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作农村“统帅”。②(②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376页。)另据邓子恢说,他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诉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52、45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

  这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一个新的规划:多数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少数地区的一部分,一九五七年春可以基本完成,其中的个别地区在一九五六年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少数地区的另一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就是要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规划写进了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规定的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这一件大事做好。

  毛泽东对全会的讨论情况非常满意。他认为经过这次讨论,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应当放在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有必要提出防“左”的问题。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收到此电,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⑨随即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⑩

  他说:省(市、区)、地、县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7页。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后第三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补充的内容,主要也是“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甚至提出:“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②(②毛泽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加写的话,手稿,1955年lO月13日。)

  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

  ②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定都协商座谈会记录,1949年9月25日。

  在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更明确地提出:“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5年11月1日。)

  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只要合

  ③《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6页。

  毛泽东提出防“左”的问题,提出注重合作社质量、控制合作社发展速度的问题,都十分重要。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

  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1、592页。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从七月三十一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到六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评一直是尖锐而严厉的,甚至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一条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自己的路线和方针。等到六中全会一开,毛泽东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

  ⑤《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页。

  六中全会的精神贯彻下去后,毛泽东很快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从报来的情况看,到十一月下旬,大多数省的人社农户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省的领导人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据此,毛泽东作出一个新的判断:“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甘肃省委并告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手稿,1955年11月30日。)这就是说,合作化的时间,比刚刚通过的六中全会决议又提前了将近两年。

  兵,多多益善’。”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页。

  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到十月,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推进和带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一个中心环节,紧紧地抓住。经过党内的一场思想斗争,他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和主张,从思想上为全党所接受,并且郑重地作出决议。全会以后,他最关注的是把决议贯彻到实践中去,变为党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扩大工作成果。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五日到达杭州。他一路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⑧孙中山:《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373页。

  这里有一个毛泽东这次南下的行车时刻表,摘自一份档案资料。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

  ⑨毛泽东致饶漱石电,手稿,1949年10月13日。

  “十一月一日,晚九时二十五分专列起站。十一时

  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五十分在天津,停车一小时,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

  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十一月二日,晨六时五十八分,到德州车站,停车

  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一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

  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改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群众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来。许多地方也普遍出现了人民来信大量增加的情况。

  济南,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下午一时结

  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却漠然视之,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①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②

  束。晚九时十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

  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

  话,九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

  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赴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火车行进中,继续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

  黄炎培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也表达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

  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二时与

  头落空。”

  毛泽东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讲得非常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从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个“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的统一,延伸和扩展到全中国。尽管这条新路后来曾经走得那么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终究会实现毛泽东预期的“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个伟大目标。

  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二时二十五分与兖州地委书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记、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徐州,停车一小

  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创立者和制定者,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纷纷建立,毛泽东一再指示和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时,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九时四十分到达符离

  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

  薄一波有一段回忆说:“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担任什么职务,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每个月给程潜五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说,程潜应酬多,开销大。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毛主席问我,怎么样?我有时汇报一下。他对我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那时政务院有十个以上的部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集,四十五分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十时五十五分结

  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毛泽东还亲自作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

  束。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蚌埠,十一时五十分与安徽省委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一时三十分

  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④

  结束。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十一月四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到滁州,一时五十

  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一九五0年五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个意见书,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指示,要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亲自对这三个县作一次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⑤毛泽东这样认真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关系。

  四分,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二时五十分结束。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了一九五0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

  三时到浦口。三时二十五分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

  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⑥

  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五时二十八分结

  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束。七时二十一分到镇江,二十五分与镇江地委书记、

  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专员谈话,八时十八分结束。十时五十四分到无锡,与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二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⑦

  时四十七分到苏州,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

  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

  长谈话,下午二时三十分结束。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

  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⑧

  东同行,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下车,

  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

  一年后,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⑨

  到游泳池游泳一个小时后上车继续行进。

  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十一月五日,早六时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

  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①(①《毛泽东文集》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⑩

  他领导人谈话,谈到九时四十分,中间吃早餐。中午,

  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8—301页。)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0年11月30日。

  再一次下车游泳一个小时。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到松江,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闭会的前一天,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再次约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三时三十七分结束。下午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

  ③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七时到达杭州。”

  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14页。

  这是一次多么紧张的调查工作啊!

  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页。

  毛泽东到杭州后,调查工作继续进行。十一月七日向警卫一中队江苏、浙江籍的七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十一月十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向这些家在农村的战士调查等于间接地到农村调查。

  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

  ⑥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记录,1950年4月21日。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这次到杭州,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为这件事作了一些准备。他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

  是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

  ⑦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

  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4页。

  毛泽东这次视察南方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等。以后经过不断地修改补充,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简称《四十条》,内容比《农业十七条》更为详细而具体了。后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回顾《四十条》形成过程时说:“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①(①指1956年1月3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25人。在这次会议上,将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作社。”

  ⑨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3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11月24日。

  《四十条》的产生,反映了毛泽东急切地希望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疾病,建设一个富庶而环境优美的国家。这个文件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向抓经济建设工作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页。

  六中全会期间,有些省委书记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他作结论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限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少数民族地区。两区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间留下良好的印象。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拉鲁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①

  毛泽东十一月下旬从杭州回到北京,自十二月起,就动手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由他的秘书田家英帮助做编辑工作。

  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②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发展很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这也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当九月编书的时候,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为三千八百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②(②这是1955年10月的统计数字。)到这次重编的时候,十二月下旬,相隔只有三个多月,入社农户已达到七千五百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一场有五亿农民参加的社会大变革,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

  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③

  毛泽东对此感到很兴奋。在编书的那些日子里,他全神贯注,仔细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他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拟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三十一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九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一看就留下印象。又如另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类似情况还很多。

  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一九五0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二十七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七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这个政策在后来的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过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这一部分人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不变。

  毛泽东为这本书共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有十九篇是九月写的,未作改动,其他都是十二月写的或者九月所写而十二月又加以修改的。无论从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从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来说,十二月写的都远远超过九月写的。这不但反映了农村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

  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在新写的按语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论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页。)在另一个按语中,他写道:“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页。)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

  正如毛泽东在建国七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④

  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写的按语了。他说:“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②(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页。)

  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

  毛泽东还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说到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必然要涉及农村的阶级政策。毛泽东写了一个最长的按语,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提出:“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他同时又强调:“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

  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⑤

  在新增加的材料中,有几篇是讲办高级社的,毛泽东看了分外高兴,特加写按语,大力推荐。他说:“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②(②同上书上册,第285页。)又说: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以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③(③《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毛泽东看完了《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后,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按语:“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④(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同样使毛泽东高兴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社的事情。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94、5页)毛泽东这些按语,直接推动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而成为中华大地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

  对于办高级社,毛泽东一直是比较慎重的。要不要很快就办高级社,在一个相当的时间里,党内也不很清楚。直到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才作出明确回答:在最近一个时期就应当办一批高级社。尽管他交待说,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而且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但是这个口子一开,许多地方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不但办高级社,还办大社;不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而且由互助组直接跳到高级社。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

  ①195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1页。

  毛泽东为什么对办高级社这样高兴?他的考虑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点出发的。他认为,小规模的、半私有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初级社)虽比互助组前进了一大步,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大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的继续发展,导致后来“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出现。

  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手稿,1949年10月23日。

  毛泽东在好几篇按语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颂扬和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表达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富强国家的志气。他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②(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94、5页)“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16页。)

  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8页。

  以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在一篇按语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②(②同上书中册,第45、475页。)

  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山东省曲阜县有一个合作社,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这个合作社的材料,写出一篇抒发情怀的按语:“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③(③同上书中册,第45、475页。)

  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

  ⑤这是毛泽东1950年10月写的一首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毛泽东请一起观看演出的柳亚子填词一首,以述各民族大团结之盛况。柳氏写了一首《浣溪沙》送毛泽东。毛遂即写了这首词以和之。

  毛泽东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

  按语还涉及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荒地,发展副业,提倡养猪,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等。

  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

  毛泽东所写的一百零四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可算得上一篇“大文章”。他一直很喜欢这篇“大文章”。后来,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建国以后,再没有写什么文章了,就是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些按语。

  作社的基础。”

  这些按语,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度革命热情,对于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坚定信念和急切希望。也充分表现了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气势和风格。当年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受到它们的感染和影响。许多按语的内容,包含着科学的真理,是长期有效的,不但对于农村,而且对于整个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就总体而言,按语是以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旨,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的变革进程,加以人为地加速,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全部结束。书名叫什么呢?起先曾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55年12月20日。)田家英不赞成这个书名,认为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他主张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向毛泽东陈述了理由,为毛泽东所接受。

  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

  编书工作一结束,毛泽东就南下杭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写一篇。”“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加人合作社的农户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3、4页。)

  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

  这个序言表明,毛泽东把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开展大辩论以加快各方面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并把它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出版。原先毛泽东决定发一条出版消息。当田家英把拟好的消息稿送他审阅时,他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

  面对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毛泽东不无某种担心,一度进入比较冷静的思考。一月十九日,王任重为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问题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即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另一部分人主张放手发展,春耕前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他认为还是省委的计划比较稳当,不知中央以为如何,为此请示。王任重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于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即于十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当天就作出批示:“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

  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短短几个月,就达到并超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基本完成合作化的指标。当时,毛泽东曾指出:有些同志脑子发热,报上不要再发表合作化的数字,要强调质量第一。因此,报上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到三月底,入社农户的比例已达将近百分之九十。四月底,中央批准按照三月底的数字发布新闻,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①(①《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78页。)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百分之八十七。原先计划十八年完成的目标,提前了十一年。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这个阶段,步子走得过快了。

  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

  从一九五一年冬毛泽东主持制定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到一九五六年底完成合作化,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底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和初级社,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在稳步而健康的情况下发展的(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波澜),互助合作的优越性逐步显现出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

  初级社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它的规模不大,一般为二三十户。从生产要素(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等)的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上是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是适应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的管理水平的,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初级社还保存着半私有制,这样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可以设想,如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那末,后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情况,而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

  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

  但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的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全国的合作化高潮。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作过这样的描述:“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730页)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

  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见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和建立新国家后,普遍急于摆脱原来的贫困落后状态。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但是,问题出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的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

  从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信赖的领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民取得难以想像的胜利,当他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积极贯彻实行,唯恐落在别人后头。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

  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

  毛泽东急于并社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联。他认为,大社、高级社利于提高生产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领导,稳步发展。”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总的说来,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社会变革。不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于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出力量,特别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1999年6月版,第301—306页。)

  中国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明显影响,这在当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中国的高级社又有不少有别于苏联集体农庄的自己的特点和新的创造,特别是采取了与苏联明显不同的逐步实现合作化的道路,并不是简单照搬苏联的模式。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是错误的,邓子恢在合作化步骤上的逐渐演进的主张是比较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①(①中共中央办公厅1981年3月9日《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上的所谓“错误”,予以平反。)

  以上是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他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一些基本思想、理论观点及具体工作部署。第一,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关注点,已由互助组转移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第二,强调个体所有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解决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求矛盾。第三,提出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统率农村一切工作的纲。第四,规定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发展道路;但又提出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不经过互助组,直接建立初级社,乃至高级社。第五,对发展合作社的态度是,只要条件具备,数量上多多益善,规模上能大则大。要打破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一定慢的观念。这里说的条件,指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第六,再次重申检验合作社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是看是否增产。毛泽东这些基本思想,在以后指导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中,又发展了,强化了。

  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缺乏经验的重大而复杂的经济变革问题,因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才能一步一步地全面深刻地搞清楚。

  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九五三年春发生的纠正农业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自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以来,各地农民对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互助合作事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从秋收开始,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将耕牛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由此引起农民主要是中农的不安,影响了生产。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干涉过多的现象,即所谓“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发现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代中央起草了几个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文件,下发实施。经过一段工作,这一倾向得到克服,农民生产情绪趋于安定。但在纠正冒进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不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的自流现象。也有一些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自发社”)不被承认,被视为非法。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总的说来,毛泽东对一九五三年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批评,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导中国农业合作运动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就是根据毛泽东两次谈话的精神起草和修改形成的。

  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了这个决议草案。会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又作了修改。十二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公布。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分析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并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规定了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决议指出:“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61、662页。)

  同第一个决议相比较,第二个决议有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第一,从分析农民的两个积极性出发,提出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决议说,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反映农民(主要是中农)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地而又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的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62、663页。)第二,把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环节,肯定这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为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修改这个决议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这是自然的不勉强的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②(②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12月13日。这段话,在形成正式决议时又有修改。其中“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改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突然上升而引起的”改为“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第三,规定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这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人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的、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四,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上,如果说,第一个决议强调“稳步前进”,第二个决议则又加上一条“积极领导”(完整的提法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在积极领导和推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忽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他已经注意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潮流中可能发生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的情况,提示各级党委注意这个问题。在决议修改时,增加了一节关于保护单干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内容。毛泽东看后说:“第七节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一些话。”①(①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稿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13日。)根据他的建议,这一节又引用了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中关于照顾、帮助和耐心教育单干农民的两段话。其中“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一句,是毛泽东修改第一个决议时加写的。

  决议规定了近年内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从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争取发展到八十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应争取达到农村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从两个决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经过两年的实践,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公布,这三件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九五三年冬季的一万四千个发展到一九五四年春的九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参加的农户达到一百七十多万户。

  在合作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至十八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发展到三十万或三十五万个;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达到一百三十万或一百五十万个,人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在一九六。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①(①这里是指初级的农业合作化。)

  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报告。六月三日中央转发这个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概括,这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同时进行两个革命即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原来的报告中说,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个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将这段话修改为:“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修改,手稿,1954年6月7日。)(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新思想、新概括,后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又大大地发挥了。

  毛泽东破除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念,开辟了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重视机械化(机械化本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长久地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不是的。他主张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他认为足够的农业机器是农业合作社赖以巩固的物质基础。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至三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目的是总结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新的发展计划。

  这时,全国又有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十二万个。根据各地的要求,会议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春耕以前发展到六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说,把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指标翻了一番。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全国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入社。这是个大发展的计划,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这次会议,明确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讨论时,会上有些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土改依靠贫农,生产依靠中农”;有的认为,新中农不能依靠,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上升了,思想上就要抵抗社会主义;有的主张以“依靠新中农”来代替“依靠贫农”的口号;有的主张,“贫农和新老中农都应成为合作化的依靠”,等等。经过讨论和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取得一致认识。认为贫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依靠力量,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最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没有理由不依靠他们。土改以后上升的新中农,他们经济上升的道路和老中农不相同,一般都会积极拥护社会主义,这一点同土改后的贫农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因此,这次会议确定:“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30)这是自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以来,在党的文件上,对合作化的阶级政策表述得比较完整的一次,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作了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

  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下边的积极性很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初,仅短短的两个月,全国办起三十八万多个新社。这些新社相当部分是在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农村粮食统购工作全面展开,加上一九五四年遭受严重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一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一方面粮食收购数量增加,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说:“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合作社能够有这样大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看到合作化既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又是‘大势所趋’,因而踊跃入社,当然是好现象。但是,对这种有利的形势,需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能只是盲目叫好,将合作化工作看得过分容易简单,而忽视了农民特别是中农在改变生产关系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怀疑和顾虑,以及可能在农村中引起的震动。最近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原因固有多端,但是必须了解,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当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想早抓一把的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知》决定,“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12、78页。)具体说来,按照三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基本上完成或者超过了原定发展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距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应该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有关省委要切实帮助县委进行整顿社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二月,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集中研究当前农村情况和国家粮食购销问题。会议根据各地的反映,认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这里面有互助合作运动过粗过快的原因,但主要是农民对粮食统购心中无底,感到收购的过多,给自己留用的太少。因此,会议确定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粮食年度征购数为九百亿斤,与上一年度大体相当,认为征购九百亿斤这个向农民要得较少的数字,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的让步,是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老中农团结的步骤,这是完全必要的。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12、78页。)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于三月三日发出。

  这时,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一些强迫命令现象,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三月五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的一个村子,在农业合作化当中,简单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人社。毛泽东在给林铁的信中说:“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给林铁的信,手稿,1955年3月5日。)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收到黄炎培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很快回信,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3月14日。)

  面对农村紧张情况,毛泽东决定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步子。据杜润生回忆:“在三月八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人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五七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③(③《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l页。)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说,发展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④(④《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09页。)

  三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①(①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页。)这个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同一月十日中央通知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是,一月十日中央通知发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控制,最突出的是浙江省。一九五四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一九五五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

  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7页。)与此同时,邓子恢在三月二十四日会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分管农业),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合作化的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于三月二十五日向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化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③(③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7、318页。)

  浙江接到电报后,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浙江省委还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部派到浙江解释《意见》精神的杜润生的建议,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杜润生四月十一日在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报告中,曾经提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下粮食之马”,“下合作之马”。①(①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9页。这里所说的“下粮食之马”,指减少征购,合理销售。“下合作之马”,指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去掉虚假成绩,集中全力巩固真实成绩。这些都是就浙江省的情况说的。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6页注[1]。)他在浙江省委会议上又说:“中农不向社投资,闹着退社;贫农缺口粮,要向社预支款项,情绪也不稳定,这一批合作社是上马难下了;不下马,误了春耕生产,并影响工农联盟。”②(②转引自《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5页。)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要“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的由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这一段全国的整社工作,总的看,提出的措施是及时的。得力的。在整顿中,既肯定了成绩是主流的一面,又正视存在的问题,使合作化运动在巩固中发展。对不能巩固的合作社,能够妥善处理,保护了农民搞合作化的热情。全国共减少二万个合作社,由六十七万变为六十五万个。

  这年四月间,六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他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他在上海听柯庆施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的情况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断。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量开始发生变化。

  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根据原先商定的精神,继续贯彻一般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对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变化并不了解。

  四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谭震林表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①(①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3页。)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五月五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②(②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受中共中央委托,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4月21日至5月7日在北京召开。)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4、425页。邓子恢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4日。)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第二天作总结的时候,没有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他在总结中,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④(④《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11页。)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九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仍坚持三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①(①毛泽东同邓子恢等谈话记录,1955年5月9日。)

  毛泽东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一九五五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

  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①(①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1955年5月6日。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09页。)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这次会议,从下午一时开到晚上十时。

  会上,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情况和发展计划。毛泽东提议江苏要和浙江比赛,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等省的书记,在会上重新报上一九五六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②(②同上书,第314页。)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毛泽东重申了三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字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这同三月间的精神有明显的变化。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省份。这一次把山东作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发展的地区。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实行自愿互利原则,十分重要的是要正确解决中农和贫农之间经济利益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这就抓住了当时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①(①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经(指经济作物)六业的人。)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②(②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

  毛泽东根据会上的一些发言,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③(③刘少奇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发言中曾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叫喊最初我们也有些怀疑,但是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发现了这种叫喊也是不真实的,并且驳斥了这种叫喊,以至指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④(④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他并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但是,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中央农村工作部认真研究了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的讲话,二十八日向中央表示,要按照大发展的精神,重新修改替中央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

  六月八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说:“建社有很大成绩。要估计到我国和苏联情况不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两年内减产。我国显然不同,社一建立起来,百分之七十五都增产(去年);减产的,整顿后第二年也增产了。对农业合作化事业要有充分的信心,对成绩要有充分的估计。”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记录,1955年6月14日。)会议批准了到一九五六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还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②(②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的附件。)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到继续发展(一年间由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社),这是指导方针上的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充满乐观,对这个一年翻半番的计划仍不满意,觉得少了,建议翻一番,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某些边疆地区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六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回到北京。六月二十五日,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到达北京。从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七日这十几天里,毛泽东主要忙于外事活动,无暇过问合作化的事。七月九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七月十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③(③刘建勋,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从中午十二时谈到下午五时四十分。

  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谈话结束了,人们起身要走,毛泽东说,不,留你们吃饭。据当时参加谈话的刘建勋回来说,他很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饭。①(①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那次谈话给一些当事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毛泽东与邓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经过去。但是,邓子恢对于一九五六年发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终放心不下,经过反复考虑,于七月十五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②(②档案。访问王谦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邓子恢为什么坚持一九五六年合作社只能发展到一百万个而不能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个呢?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繁重,要打好基础;(三)地区不平衡,干部领导水平、群众觉悟水平不同,应逐步推广。③(③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他还认为:我们党的干部有这种特点,就是有任务都要超额完成。如果订计划超过一百万个社,下面执行起来就会更多,结果会造成更多的合作社减产。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邓子恢的这一坚持,引发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他做了精心准备。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调阅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作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七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报告,而且对每个报告都写了一些话。关于河南兰考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关于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关于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写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出卖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报告(连批语),毛泽东都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后退他。关于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百分之三十。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示:“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报告又说,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毛泽东还表扬了一个关于湖南宁乡县的调查报告,说:“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①(①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①(①韩庆余1955年7月整理的毛泽东听取警卫战士汇报的情况和谈话记录。韩庆余,当时担任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一中队队长。)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向有的省委书记进一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七月二十六日,他单独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说: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三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一九五四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毛泽东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陶说:一九五四年全省减产百分之四点八,而初级社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平顺、武乡等二十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百分之三点八。全省的大牲畜,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年递增率为百分之十。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分析了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陶鲁笳告辞时,毛泽东一再叮嘱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②(②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54—156页。)

  山西是老区,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在他的心目中,山西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地方。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毛泽东报送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其中提到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是一百零三万余个,而不是毛泽东要求的一百三十万个。二十九日,毛泽东将这份简报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的正面和背面写了许多文字(他嘱咐这些文字不要印),记录了他此时此刻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许多思考。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他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一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他的回答和判断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话:“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手稿,1955年7月29日。)在此之前,七月二十六日他同陶鲁笳谈话时,就谈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即将作出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决策时,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从正面想问题,也从反面想问题,他特别牵挂的是增产还是减产的问题。这反映了他的某种担心,他要力求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农业大减产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错误。

  七月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一个电话汇报,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①(①《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柯庆施来京开会时,把这份电话记录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到会人员。他在记录中“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②(②《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

  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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